三十八年的春季,地点在湖南临澧。

戴局长的车队摇旗呐喊地进了城,带头的正是他的左膀右臂余乐醒。

这位特训班的二把手这会儿正满脑门子官汗,眼巴巴地在最前头守着呢。

在外人眼里,这场面可真叫一个气派:马路两边全是挺着胸口、端着真家伙的年轻后生。

这种阵仗也就是俗话说的“五步一哨,十步一岗”。

整座县城被收拾得连片落叶都瞧不见,除了那帮搞特务的,愣是连个平民百姓的影子都找不着。

余乐醒这哥们儿还藏着个“大招”。

他在热闹地段悄悄憋了个节目:六十来个精挑细选的姑娘。

她们没穿局座平时爱看的那身美式行头,反倒是个个打扮得花里胡哨,怀里抱着花束,打眼一瞧,活脱脱是上海滩社交场上的阔太太。

在他自个儿的算盘里,这事儿绝对亏不了:头一个,老板贪图美色谁都清楚,送上这么一出美女献花,心里肯定美滋滋;再一个,全城戒严说明自己把局座的安危看得比天还大;最后呢,带出这么多威风凛凛的兵,不也是在显摆自己有本事吗?

可结果怎么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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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局长刚落地,瞅见那帮浓妆艳抹的娘子军,脸刷的一下子就绿了,紧接着又气成了猪肝色。

他非但没领情,反而戳着余乐醒的脑门子开火了:“姓余的,你抽什么风?

这事要是传到委座耳朵里,你这不是想要我的命吗?”

这一顿臭骂,直接把余乐醒给整不会了。

估计他这辈子都没琢磨透,自己又是出人又是出力折腾的这顿接风宴,到底是哪块儿砖没垫对。

说到底,是因为这两个人的心思根本没往一处使。

在余乐醒看来,这地方就是他的主场,他把戴笠当成一个得供着的私人老板。

可在戴局长心里,这两三千号学员是他的命根子,是他在上层争权夺利的全部底气。

戴老板想得深:摊子铺这么大,校长本来就犯猜忌。

他平时在那位面前演得跟个苦行僧似的,结果这会儿传出他在临澧搞全城警戒、美女开道的洋相,这不是明摆着给校长上眼药吗?

老余搞业务是个顶个的强,可看天气的本事确实不行。

这种眼界上的硬伤,让他这辈子基本就交代了。

要是把日子往前推个十年,你会发现,他可是戴笠手里最值钱的“宝贝疙瘩”。

二十八年那会儿,在上海滩,老余正赶上倒霉透顶的时候。

他是湖南醴陵人,留过法,还在苏联学过弄炸药、搞制药的绝活。

正儿八经的高级人才,大家私底下都管他叫“化学专家”。

可那会儿由于某些变故,他跟上头断了线,兜里比脸都干净。

就在他快要上大街讨饭的时候,戴老板主动摸到了他跟前。

有个细节挺有意思。

戴笠当时没动粗,反倒是非常客气地攒了个局,专门请他吃了一顿大餐。

这会儿的戴老板,正寻思着怎么招纳贤才入股。

他心里明白,手底下那帮只会玩命或者靠姿色上位的喽啰,根本办不成大事,军统得有个懂洋技术的压舱石。

像余乐醒这种留苏归来、玩得转爆破和药剂的高手,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宝贝。

席上,戴笠给出的待遇那叫一个诱人:不仅以前的事一笔勾销,还保证让他当官发财。

走投无路的老余只能点了头。

刚开始那几年,俩人关系好得穿一条裤子。

老余几乎包揽了早期所有的技术活儿,有了他的加持,军统杀人的效率翻了好几番。

在戴笠眼里,这人就是无可替代的“制药圣手”。

说到底,这种靠本事换饭吃的交情最容易散火。

等老余被派到临澧,从一个埋头搞研究的变成管事儿的头目,俩人之间的那点情分就出了毛病。

那场接风宴,不过是戴笠想收拾他的预告片。

真正让他彻底卷铺盖卷走人的,是三十八年年底那桩著名的“河内案”。

当时汪精卫跑到了越南,委座火冒三丈,非得让戴笠把这叛徒给做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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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老板又想起了他那位“化学专家”。

老余接了活儿,马上出了个很有他个人风格的点子:用药。

他打算用自己弄出来的那种没味儿、一见热就发作的特种药,悄悄潜进汪的住处,把药藏进洗澡房。

只要对方往浴缸里一躺,蒸汽一熏,人在里头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没了。

这法子从搞业务的角度看,确实没挑:没动静,没活口,还省钱。

谁知就在动手前,戴笠的一封密电飞了过来,硬生生把计划改了:别用药了,直接拿枪干,动静弄得越大越好。

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戴老板压根不考虑怎么杀最稳,他想的是怎么杀最有面子。

校长的心思不只是让汪精卫闭眼,更要杀鸡儆猴给全天下看,谁敢背叛,就算躲到地平线尽头,也得被乱枪打死。

老余这种死脑筋的专家,对此一百个不愿意。

他觉得放着好招不用去搞这种面子工程,纯粹是脑子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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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官大一级压死人,他不敢说个不字。

最后,他和陈恭澍带着人摸黑冲进去,对着床底下的黑影就是一顿乱扫。

天一亮,坏消息到了:死的根本不是正主,而是个挡子弹的秘书曾仲鸣。

砸了锅,总得找个人出来顶雷。

戴笠这会儿心里早就有谱了:姓余的在临澧就显摆出权力欲了,现在事儿又办砸了,正好趁这时候把他给办了。

戴老板彻底发了火,把所有屎盆子都扣在了老余头上。

他不光摘了老余的官帽,还一脚把他踹到了遵义的山沟沟里去炼油。

从呼风唤雨的元老到守厂房的落难户,也就不到一年的功夫。

咱们再瞧瞧,老余这辈子其实是折在了那点专家的傲气上。

他总觉得手里攥着硬技术,老板就得一直捧着他。

他天真地以为,能玩转炸药,就能玩转那些弯弯绕绕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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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戴笠是个实打实的人精。

起家的时候,他得靠老余的本事打地盘,所以能装出那副礼贤下士的样子;等江山稳了,他要的是听话和敏锐,老余那些拍不到点子上的马屁和臭脾气,反倒成了威胁。

要是老余在临澧那次,能穿身破旧军服,哪怕揣个干粮在路边等,结局会不会好点?

要是他在河内动手前,能看透老板想要的是那个“政治动静”,而不是只盯着他那点化学实验,他是不是就能躲过这一劫?

得,这世上没后悔药。

老余在那家炼油厂里一直待到戴笠摔死。

哪怕等来了戴老板没命的消息,这位曾经的名家也没能再摸到权力的边儿。

这种技术大牛突然栽跟头的故事,古往今来多得是。

这明摆着是个扎心的真相:在那种地方,你的本事可能是你的免死金牌,但要是这本事没跟老板的念头对上频率,那它立马就能变成你的催命鬼。

老余看清这一层时,黄花菜都凉了。

他最后待在厂里的落寞背影,其实是那个年代很多技术官僚的缩影——他们弄得明白怎么引爆炸药,却压根儿没搞懂,决定生死的那根引信,到底攥在谁的手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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