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初冬的哈尔滨，松花江浮起薄冰。已满七旬的王明贵踏着雪渣，拄着拐杖，走进省军区招待所的会客室。房里早坐着一位从北京飞来的青年记者，录音机的红灯亮着。开场寒暄不过三句，对方便掏出小本子，翻到事先列好的提纲。王明贵抬眼望去，眉头皱起——提纲上醒目两行字：“冻饿”“失利”。他没吭声，默默抿了口茶，蒸汽在冷空气里化成一团白雾。
王明贵的名字，东北人不陌生。解放初年，他身着灰呢大衣坐卡车进齐齐哈尔时，沿街的老人小孩争相追看，好奇那位在雪野里和关东军缠斗十四年的硬汉究竟长了副什么模样。可若再往前推，他不过是格节河金矿里一名肩挑矿砂的采金工。
九一八消息传进山沟晚了两个月。那天傍晚，他在矿区土路上捡到一张油印传单，纸张粗糙、铅字发灰，却把沈阳北大营的炮火、南京的不抵抗和共产党的号召写得一清二楚。传单塞进衣袋，火苗在心底点着了。之后几个夜班，他挨个把工棚里的兄弟叫醒，低声朗读那段号召。有人一拍矿钎，“干！”也有人悄声问：“谁领头？”炊事员艾俊山压低嗓子告诉他们，西头两户朝鲜人是地下党员。就这样，一条地下联络线悄悄在矿井深处连起。
两年后，日军决定没收格节河金矿。矿灯昏黄，刘纪三拍着餐桌：“金子是咱的命根子，拱手给鬼子，不如拼了。”十余人连夜进山，自制土枪，队伍挂起“人民自卫”旗号。王明贵就是那批初创成员。枪声在兴安岭回荡，木沟河、黑金河几个据点接连亮出火光。到1935年秋，东北人民革命军的六个军逐渐成形，雪夜里传来口令：“编为三支队，王明贵任大队长。”这一任命改变了他此后全部的人生轨迹。
1940年9月克山县奇袭是三支队最像小说桥段的一役。傍晚，部队披伪装，旗帜飘在前头，大摇大摆进城。哨兵没生疑，城门就此洞开。二十分钟后，县公署旗杆换上了红缨枪，炮台机枪转向街心口。守备队仓皇掉头想逃，汽车在十字街被子弹打得冒烟，日军跳车扑进胡同，结果一个拐弯又撞在阻击火力上。整场交火不过两个小时，缴获步枪百余，解救囚犯三百。夜色中，三支队如潮水退向东门，只留火光映红城楼。
这支队伍越打越硬，也越打越苦。山林封冻，稀粥兑雪水，皮带烧烂当干粮的日子不稀罕。可若有人问：“靠啥硬挺？”老兵们会朝天一指：“盼头在那。”盼头不仅是驱逐侵略，也是看得见的战利品。打下仓库，粮盐军靴一应俱全，战士们调侃：“鬼子吃啥兄弟吃啥。”这句玩笑里藏着铁律——有补给，部队才能扩编，信心才不散。
1945年八月，苏军坦克碾开黑土地的同时，抗联残部从林海雪原杀出。王明贵此时已年近不惑，被任命嫩江省军区司令。三个月，他让满目疮痍的五大行署相继插上了五星红旗。随后两年，剿匪、整训、接管城市，一刻不得闲。广西土匪作乱那阵，他又奉命南下。因为“诱敌入瓮”一役全歼伪军余部，部下私下给他起了个外号——活李云龙。
建国后，他主动退到二线，当了军区顾问。1955年授衔那天，他戴上少将军衔，胸口挂满勋章，却推说“只不过没死罢了”。从此，他把精力花在整理抗联档案，陆续写下三十多篇回忆录，常被部队学员当教材翻读。
回到采访现场。年轻记者翻着本子，第三次提到“库楚河失利”。王明贵终于沉下脸，低头卷起裤腿，指着那道斜斜的旧疤：“枪子儿擦骨头过去时疼不疼？疼。但老子怵过吗？”他语速极快，“那年西征十六仗，十五仗赢，你就盯那一仗问来问去，啥意思？”记者张了张嘴，只挤出一句：“领导让我侧重艰苦嘛。”老人把茶杯“咚”地放下：“艰苦不是给人看的，是拿来扛的。”
空气冻得发脆，录音机依旧工作，只是再没人提什么“失败”与“吃雪嚼草”。王明贵放缓嗓门，重新讲起转战深山时老乡们用苞米面窝窝换情报的细节，又数次点名记下牺牲的战友。“把他们写出来，比写我强。”他说得平静，却用手掌摩挲那枚泛旧的红星勋章，来回打磨。
采访结束时，天色已黑，窗外霓虹穿透飞雪。记者收起机器，鞠了一躬。回北京的车上，他翻听录音，发现老人那声“你为什么专问我吃败仗那回”铿锵如故。后来成稿刊出，篇幅一分未提库楚河，却用整版记录了抗联如何在冰天雪地间闪电奇袭、如何把“没有枪、没有粮”的处境变成击溃强敌的契机。读者看完直呼痛快，也更懂得那句话：英雄最在意的，从不是自己挨过多少饿，而是战旗是否依然高高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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