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心语
我于1986年3月初受命筹建淮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并担任主要领导，1995年主持完成《淮阴市志》的出版工作。其后，经历了1996年淮阴、宿迁分市，2002年淮阴市更名为淮安市。2004年，我完成《洪泽湖志》的创修和出版工作。2005至2008年，遵照市委主要领导的指示，完成淮安“运河之都”城市名片的打造工作。2012年下半年起，我虽不再担任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但仍担任《淮安市志》（1978—2008）总纂，直至圆满完成总纂编审工作。
我出任淮阴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的当年第四季度，《江苏地方志》正式创刊。由于工作岗位关联，我连续担任《江苏地方志》编委26年。然而，我与《江苏地方志》的缘分，既未止于不再担任编委，也未止于2020年《淮安市志》（1978—2008）的出版，而是一直延续至今。四十年来，《江苏地方志》不仅是我阅读最多的刊物，也是我投稿、被用稿最多的刊物，同时还是宣传淮阴（安）市地方志事业成就最重要的窗口之一。
我与《江苏地方志》打交道的感受、体会，可从四个方面来谈。
专业学习的园地
我最初接触地方志，是在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读书期间。为了了解学校所在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苏州历史风物和名胜古迹，我千方百计钻进尚未对学生开放的红楼古籍图书馆，翻阅《太湖备考》等一些苏州旧志。1982年初大学毕业，我从事中共淮阴地方党史研究。为了便于开展地方党史研究，我开始翻阅淮阴地区的部分旧志，查阅山川水系、政区境域等历史地理资料，厘清时空关系。直到1986年3月，我专职从事地方志工作以后，才真正开始系统学习研究地方志。
作者主编的部分成果
出于岗位履职的需要，我首先要学习国家及江苏省关于方志事业的发展规划、方针政策、部署要求，其次还要学习有关会议精神。《江苏地方志》成为我案头必备的刊物，为我开展这方面的学习提供了极大便利。当时，该刊创刊号上刊登了省长、省地方志编委会主任顾秀莲《加强修志领导 力争后来居上》的文章，以及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陈焕友在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这些内容正是我协助市领导起草贯彻会议精神的讲话稿，帮助市政府草拟相关政策性文件的依据和母本。
《江苏地方志》还是我学习方志理论的重要园地。我从事专职修志工作时，属于出道较晚者。当时，国内已有一批新编县志出版，也有一些方志学新著问世。于是，我尽力购置、悉心学习这方面的书籍，如《新编地方志研究》《方志学概论》《新地方史志学简编》《方志学通论》《新编城市志研究》，以及新编《呼玛县志》《如东县志》等等，真所谓“急用先学”，只为尽快补充专业知识、投入修志实践。而《中国地方志》《江苏地方志》《黑龙江史志》等刊物上各种各样的方志文章，尤其是从事方志编修者的文章，对于我熟悉方志业务、推进方志工作，更具解渴、充饥之效。
就《江苏地方志》而言，薛家骥先生的《论新编地方志》（1987年第2期）一文，强调方志编纂者须正确对待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曲折和进步，既要写好特色，也要注重综合分析研究，还要关注新情况、新问题。作为《淮阴市志》主编，这三个关键问题对我而言，具有重要的提醒和警示作用。
再如，朱锡通先生在《千秋大业质量第一》（1987年第2期）一文中，提出新方志质量的五条标准：充分反映社会主义的时代特征；内容要坚持真实性和科学性；资料要翔实、准确；体例力求科学、完备；文字要朴实、简练、明达。同时指出，抓志书质量要从制订篇目开始，道道把关，直至验收完毕。在《淮阴市志》编纂过程中，我们认真贯彻这些标准与要求，从而保证了《淮阴市志》的整体质量，曾被评为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又如，汪文超先生的《必须重视做好志后工作》（1992年第2期）一文，对于我们完成《淮阴市志》后开拓修志工作新局面，极具指导意义。1995 年《淮阴市志》出版之后，我们根据文中基本观点，在努力做好志书宣传发行工作、开展读志用志活动的同时，重点推进三项工作：一是当年创刊《淮阴年鉴》（1995），而后坚持每年一鉴；二是依托编修市志所收集到的大量资料与线索，先后完成《淮阴改革开放二十年》《淮阴五十年史》（1949—1999）的编写出版；三是筹备《洪泽湖志》的编纂工作。
此外，李明、奚永照先生的《市志分志的编写》（1991年第3期），缪小咏先生的《浅谈文化部类的几个问题》（1991年第3期），吉祥先生的《略谈方志人口志》（1988年第2期），冯鸣仪、戴午林先生的《浅谈“镇江市志”总纂工作》（1993年第1期）等文章，对于《淮阴市志》的编纂成书，都有不同程度的指导价值与借鉴意义。张尚金先生《开创广义方志学之我见》（2002年增刊），则为我们编纂《锦绣淮安》《运河之都——淮安》《淮安历史文化丛书》等地方史志类书籍，提供了很好的启示与理论支撑。
没有专业理论作指导的修志者，是很难编修出合格志书的，更谈不上编出良志了。所以，学习方志学理论，特别是史志学经典著作，显得尤为重要。《“文史通义”与新志编写》（1986年第1期）等文章，则兼具推介与导读的双重意义。
理论探索的阵地
方志之学，源于方志编修实践，是对方志编修的实践的总结与理论升华，用以指导新方志的编修。方志学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方志编修具有相对同步性。社会发展愈日新月异，社会分工愈细化，愈密不可分，修志工作者遇到的新问题就愈多，处理的难度也愈大。在志书中如何准确、科学地记述改革开放大潮？如何记述普遍存在的社会新规制、新分工、新物象、新联系、新问题？这些是历史上的修志者从未遇到的课题，这就需要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探索、创新。成功的创新与理性的升华，驱动了方志学的发展。在这方面，《江苏地方志》做得比较出色。
一是全面涵盖方志研究。从《江苏地方志》多年积累的方志学文章看，其内容涵盖方志学的方方面面：有的属于“纯方志学”理论范畴，包括方志的性质、功能、属性、特点的研究与争鸣，这方面的文章，以学院派学者居多，如沈嘉荣、王卫平、许卫平、王庭槐等先生的文章，多属此类；有的是研究方志发展史的，包括方志起源、方志学的发展阶段、历代方志学代表人物研究，如吴奈夫先生的《方志理论研究述略》（1987年第1期）、茆贵鸣先生的《方志的源流及其发展》等，都颇有见地；有的则属于方志编纂学范畴，这类文章数量最多，作者多以具体从事或专业指导方志编纂的专家为主。
二是聚焦方志编纂的实时性、前瞻性研究。《江苏地方志》在这两方面做得比较突出。1986年《江苏地方志》创刊时，江苏省三级志书编修大多处于起步阶段。以淮阴市为例，所辖13个县区中，已启动的有9家，另有4家处于敦促启动阶段。《江苏地方志》创刊号刊发了《编纂新县志注意的五个问题》《新编地方志工作要正确处理好几个关系》《控制新县志字数刍议》《市管县后市志记述范围之管见》《浅谈实行市管县后的市志编写》等文，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角度，为全省方兴未艾的市县志编纂提供了重要的实时指导。
与此同时，创刊号以前瞻性视角，敏锐地捕捉到当时未受广泛关注、却对后续方志发展影响至关重要的方言领域。其刊发的《关于编写方言志的一点浅见》一文，针对旧方志缺少方言记载，且随着社会加速发展、普通话普及、人口流动加剧，作为人类语言“活化石”的方言正快速地流失的问题，为方志纳入方言内容提供了思路。当时，对方言的抢救工作，个别专家才刚开始呼吁。创刊号还发表了《新方志应有录音和录像》《简志在新编志书中的地位不容忽视》两篇文章。当时，在国内学术界，“口述史学”还属于很少有人知晓的新名词；至于“读图时代”，则是二三十年以后才出现的“时髦用语”。新时期第一轮编纂的地方志，其篇幅大都比历史上同一政区的地方志长，而且呈现越来越长的趋势，拿在手里沉甸甸的，让人难以卒读，查阅也很不便。到20世纪末，首轮新编三级志书基本完成以后，编纂《简志》《地情概览》等轻便的普及读物，成为省市县（区）地方志办公室的普遍做法。
前面列举的文章，以及后来经常在《江苏地方志》上读到的类似文章，无不体现编辑同志高度的学术敏锐性与前瞻性。
非常有幸的是，我在编修《淮阴市志》过程中的学术思考与实践探索，得到《江苏地方志》编辑同志的足够重视，给予及时刊发。其中自认为比较重要的有两篇：1989年第4期刊发的《准确全面地记述改革》，作了如下几方面的深入阐述：准确全面地记述好改革，是志书编写坚持“详今略古”要求，充分发挥其“存史、资政、教化”作用的需要。记述改革要做到准确全面，首先必须具备正确的指导思想，其次必须具备求是求实的勇气、较高的理论和政策水平、“打破砂锅问到底”精神，要讲究记述方法的科学性。记述改革不能仅局限于农村和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局限于经济部类和“大事记”中，还应当渗透到政党、政权、政协、司法、民政、人事劳动、教育、科技、卫生体育、人民生活、文化、风俗、人物、杂记等卷。尽管当时改革还处于初始阶段，甚至呈现某种徘徊的迹象，然而，通过深入学习与自我判断，预见到了改革的必然趋势。这篇文章比较准确地体现了方志人的前瞻性。
1991年第3期刊发了《以“史略”取代“概述”更好》，其写作背景是志书设概述，萌芽于黄炎培编修民国《川沙县志》在每一卷之首设概述。1984年 7月，志坛耆宿、中国地方志协会副会长董一博先生率先提出新方志独辟概括全志的“概述篇”以引领全志的建议，随后，他又连发3篇文章加以阐述。这不仅是对新方志编纂的一大创新，也是对方志编纂学的重要发展，在全国方志界引起巨大反响。一石激起千层浪，此后，新编志书在卷首设立“概述”遂成定例。所以，1984年以后出版的志书，几乎都以“概述”独立成篇，作为全志的引领。淮阴，位于淮河、大运河与700年间夺泗夺淮的黄河交汇处，历史悠久、曲折而复杂，文化积淀非常深厚。我作为《淮阴市志》主编，也曾对引领全志的“概述”进行试写，但是，总觉得如缚手脚、如鲠在喉。遂断然决定扩大篇幅，以“史略”引领全志。到1991年下半年，我终于完成了近12万字的《淮阴市志·史略》，经过反复修改、打磨，自觉远胜“概述”，随即写成《以“史略”取代“概述”更好》一文。本文在肯定“概述”诸多长处与重要意义的同时，指出其历史纵深性与因果性的不足。采用“史略”，一是能够较理想地展示历史的纵深性，体现演进的因果联系，揭示历史发展规律；二是能够弥补整部志书“详今略古”“详近略远”之不足；三是兼有“特点勾勒”式、“分志浓缩”式“概述”之长，而避免两种“概述”之短。《淮阴市志》以“史略”取代“概述”之举，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被方志界称为“体例创新”。当代著名方志学家李明先生更将其赞誉为“人人意中有，人人笔下无”之作。非常可喜的是，《高淳县志》（1986—2005）主编薛兴祥先生借鉴《淮阴市志》的经验，也以“史略”统领全志，获得成功，使该志成为续志中的名志，《江苏地方志》在2011年第5期上辟专栏予以推介。
三是针对修志实际的集束探讨。如：《江苏地方志》在1990年第2期上集中刊发了6篇关于“经济综合志”撰写的探讨性文章；1998年增刊上刊发关于读志用志的文章达15篇之多。随着首轮修志的基本结束，从1997年起，《江苏地方志》又逐步加大对年鉴编修文章的刊载力度，1999年《江苏地方志》增刊为年鉴类探讨文章的专刊。2000年第 3期，以刊发《江苏省续修地方志工作规划》《总结经验振奋精神迈入修志工作新阶段》为标志，续志编修的集束探讨文章显著增多。同年第5期，刊发了王建中《对江苏续修志书的总体构想》、薛奇达《续志编修的“三准备”和“三确定”》、刘正宪《大力推进方志信息网络化建设》等文章。2002年增刊则是清一色的续修志书的论文，多达53篇！我的《关于省辖市志续修的思考》亦跻身其中，并被列入封面重点推介。文章提出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第一年1979年、实施第三步发展战略开头五年末的2005年，分别作为续志上下限，这一建议被不少续志采纳。提出续志体例创新要把史体渗入志体，增强志书的综合性；对充分体现地方特色、时代特色的部分重点内容，要打破行业、产业界限，创新记述体例，增强内容的完整性、志书的实用性；志书体裁要更加丰富，增强可读性。阐述了续修市志的自身特点、记述重点和篇目设计。
此后，关于这方面集中探讨、编组刊发的文章，不仅频次高，且常发常新。我在《续志形式漫议》（2003年第3期）一文中预见：志书在保存地情资料方面独领风骚的地位已被打破，其作为地方“百科全书”的时代已成历史。因此提出：续志的篇幅必须控制，要删繁就简、引史入志；要强化有关内容记述的横向比较，以进一步增强记述的宏观性、综合性和科学性；要编制索引，进一步发挥其工具书的作用。
四是注重对新编史志的推介评论。《淮阴市志》问世后，1996年第1期《江苏地方志》刊发了几位当代方志名家的评论，如梁滨久的《“淮阴市志·史略”的创例意义》、李明的《淮堧绽开二月花——喜谈新编〈淮阴市志〉》和朱锡通的《独具特色的〈淮阴市志〉》。这组文章，都对“史略”的创例意义给予高度评价，肯定了用“史略”取代“概述”“大事记”，起到了“概述”“大事记”起不到的作用；认为专辟“洪泽湖卷”，使得区域特色、优势得以充分展示，又无叠床架屋、志中设志的重复感；于书后设“事件索引”“人名索引”，开志书设索引之先河，“事件索引”可补该志不设“大事记”之不足，“人名索引”则可使立传人物更显丰满，未入传人物易见行迹，既方便用志者，又增强志书的科学性。还有的文章盛赞《淮阴市志·人物卷》50余万字，弘扬了“古来方志半人物”的优良传统。该志获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2004年，我主持创编的《洪泽湖志》出版后，《江苏地方志》在同年第5期上刊发了几位方志名家的评论文章，如仓修良先生的《一部高品位的新型山水志——读〈洪泽湖志〉》，桑荟、张乃格先生的《出水一枝并蒂莲——谈〈洪泽湖志〉的科学性与学术性》，对《洪泽湖志》给予很高评价。该志获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2023年第3期“史志评论”栏目刊载了鲁加专《诗与史的完美结合——读荀德麟新著〈声律大运河〉》一文。文章最后写道：“荀先生对待这样一项巨大的文化遗产是虔诚的、敬畏的，深感研究之责任重大……体现了一位朴实学人的拳拳报国之心和‘经世致用’的史家思想。因此，这部凝聚着他无数心血的集研究和创作于一体的专著在大运河研究史上更具有新时代的重要价值。”
上述这些评论，使我既有“风雨故人来”般的欣然，又很受鼓舞。
地域研究的平台
地方志的编修从对地域的研究开始。地域研究是方志编纂的基础，优秀志书无一不是对地情进行深入、全方位研究的结晶。所以，地域研究像政区性地方志一样，包罗很广，举凡自然、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人物，只要属于地方志的范畴，均属于地域研究的对象。四十年来，《江苏地方志》上关于江苏地域研究的文章，除少数特辑、增刊外，几乎每期都有。
在地域研究方面，《江苏地方志》设有“江苏人物”（后更名“人物长廊”）“名人寻踪”“社会经纬”“区域研究”“江苏文脉”“水蕴江苏”“史料辑考”“江海文明之光”“历史探秘”“江苏风情”“风物揽胜”“名胜博览”“江苏掌故”“文化遗珍”“运河文化”“旧志研究”“流年忆旧”“艺文采珍”“美文美景”“口述历史”“田野调查”“地名溯源”“江南味道”等定期或不定期栏目。还有一些特设栏目，如2009年第4、5 期上的“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专辑”，2011年第5期上的“辛亥百年”等纪念性专栏。临时性栏目如 “姑苏夜话”“金秋话蟹”“名街故事”“江南茶事”等，都是对江苏著名特色文化的聚焦。这些栏目的设置，充分体现了地方志刊物“一广二杂”的特点，具有极强的涵盖性、普适性。通观《江苏地方志》地域研究的文章，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一是细大不捐、宏微兼采。宏观研究课题聚焦区域文化、城市发展、重大工程等方向，如《“吴头楚尾”有多大》（2003年第1期）、《六朝文化与江苏文化大省建设》（2003年第3期）、《“中国近代第一城”——南通》（1988年第4期）、《“三淮城市”的由来和发展》（2000年第5期至2001年第1期连载）、《苏北大运河60年》《新中国60年洪泽湖地区的灭蝗治淮事业》（2009年第5期）等研究文章；《拭却尘封话徐国》《僧伽与泗州普照王寺》（2003 年第4期）、《徐州地下叠城知多少》（2010年第4期）等历史考证文章；《青墩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带柄穿孔陶斧发掘记》（2005年第1期）、《淹城早期历史探秘》（2010年第6期）等重大考古类文章。微观研究则着眼具体事物的细节考证，如《金陵城南邀笛步——记明代南京青溪诗社》（2009年第 1期）梳理一个社团的发展原委；《黄天源糕团店今昔》（1988年第2期）记录一家商店的历史变迁；《泰兴白果》（1988年第2期）和《便仓枯枝牡丹》（1988年第3期）探讨土特产的栽培；《徐州得名与古代图腾》（1988年第4期）和《清江浦地名溯源》（2014年第6期）解析古地名的由来；《小鱼锅贴和十三香龙虾》（2003年第5期）介绍特色菜肴的烹饪技艺；《李公朴家世考证》《胡瑗籍贯考》（均见1987年第3期）考述和追溯历史人物的家世，等等。
《江苏地方志》“江苏文脉”栏目，多以省辖市为单元，集中刊发历史文化研究类文章。如2024年第3期刊发了我的《淮安“运河之都”历史地位的确立》、范金民的《清代淮安关的商税征收》、马俊亚的《明清运河东移与淮安水患成因》、王健的《科学导淮：近代淮安复兴的重要转折——兼论胡雨人〈江淮水利调查笔记〉导淮入海思想的形成》、李德楠的《“运河之都”淮安的生态底色、区位特色与水工亮色》和刘志平的《“运河之都”淮安的海神信仰——以清口惠济祠为例》等6篇文章，从不同侧面彰显了淮安历史文化的地域特色。
二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不仅常见于《江苏地方志》理论栏目的文章中，而且在地域研究方面也时有体现。如关于江苏省的建省时间，有清顺治十八年（1661）说和康熙六年（1667）说两种观点，《江苏地方志》先后刊载过3篇文章：第一篇是发表于1986年创刊号上的《江苏建省时间考》，该刊 1988年第4期又接连刊发《江苏建省时间探讨》《江苏建省论考》2篇文章。通过争鸣，学界形成共识：以康熙六年始设江苏巡抚并驻节苏州，作为江苏正式建省之始。
再如，关于帝尧出生地，历来有山西临汾、祁县，河北顺平、隆尧、唐县、河南鲁山、江苏金湖诸说。2021年第5《江苏地方志》刊发我撰写的《金湖县尧帝出生地问题思考的多维视角》，文章首先论证了传说时代名人行迹诸说纷纭是共同特点，接着依次从文献学、历史地理学、地名学、考古学等视角逐一分析考察，又结合上古时代王位禅让、贤能铨选制度，从文化地理学的视野进一步论证，证明帝尧出生于金湖县古三阿的历史合理性。该文自刊发及网络平台转载4年来，尚未见到反驳的文章与跟帖。
三是雅俗共赏、民众悦读。《江苏地方志》在坚持办刊宗旨、展示地域特色的前提下，非常注重对读者需求的研究。多数读者比较关注“三名”（名人、名胜、名产），而“三名”又是三级志书必载内容，抓住这一契合点，《江苏地方志》刊发了大量关于“三名”的研究文章。如在“名人寻踪”“江苏人物”等栏目，先后刊发《苏东坡在江苏》（2003年第2期）、《宋美龄与汤山小学》（2003年第3期）、《鲁迅与南京》（2003年第4期）、《林则徐在江苏》（2003年第4期）、《李白饮宴在金陵》（2011年第3期）、《郑和在南京》（1988年第3期）、《郑辟疆传略》（1986年第1期）、《爱国实业家张謇事略》（1987年第3期）、《徐亁学于东山修“大清一统志”》（1988年第3期）、《寻访柳如是》（2003年第5期）、《回族探花伍长华》（1988 年第4期），等等。在名胜方面，刊发过《江南丝绸重镇盛泽》（1987年第3期）、《大丰县麋鹿自然保护区》（1988年第3期）、《历史文化名镇淮安河下》（2002 年第6期）、《夹谷山揽胜》（2010年第1期）、《淮泗通津码头镇》（2012年第2期）等。2012年第4期“名街故事”栏目，一次性刊发《水巷小桥多 人家尽枕河》《七里山塘到虎丘》《惠山古镇》《“水弄堂”边古街区——无锡清名桥历史街区》《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东关街》等5篇研究文章。江苏名特产品很多，仅饮食类便不下数十百种，大到被命名为“世界美食之都”的扬州、淮安的淮扬菜，小到苏州、南京的特色小吃，令人垂涎的名蟹、名茶亦不在少数。为展现这些特色，2011年第5期专辟“金秋话蟹”栏目，刊发《金陵螃蟹杂忆》《水乡兴化品螃蟹》《阳澄湖蟹好》《固城湖螃蟹趣话》《洪泽湖螃蟹传说》5 篇评介文章；2012年第2期专辟“江南茶事”栏目，刊发《问茶》《雨花清香满乾坤》《最是洞庭碧螺春》《苏州茶事》《泥与火相遇——在葛顺陶庄与葛韬对坐》5篇文章。
此外，《江苏地方志》还涉及对重要史事的深挖、石室古井的追寻、惊艳旧闻的猎奇、独特习俗的诠释，就像江苏史事的万花筒，花絮缤纷。如《我国早期的刺绣专科学校南通女红传习所》《紫金山天文台设计经过》《“盛世滋生图”中的商业》《顾山红豆树》（1989年第1期）、《大地的眼神—栖霞古井》（2003年第4期）、《溱潼会船天下绝唱》（2010年第1期）等等，琳琅满目。
四是释读掌故、弘扬教化。例如对句容、赣榆、 六合、青阳、太伯渎、秦淮河等古地名来历的考述，乍看乃众所周知，深究却多不知晓，揭示了常识中的盲点。“江苏掌故”栏目刊发的《丹阳培棠村与岳飞后裔》（2002年第2期）、《日军侵华的罪证——南京五台山日本神社》（2003年第3期）、《琉球炉——一段中日友好佳话的见证》（2003年第1期）、《韩紫石拒官》（2002年第4期）等，都成为茶余饭后难得的“教化”谈资。
《江苏地方志》凭借地域研究类栏目的上述特点，成为广大读者喜爱的刊物。因此，给《江苏地方志》撰稿、投稿者，远不止于成千上万的修志工作者，还包括社会各界人士与各路专家。这种良性互动，不仅保证了刊物的稿源，而且拓宽了编辑的视野，从内容到形式，刊物的质量均呈稳步上升之势。
就我而言，承蒙《江苏地方志》历任编辑的青睐，先后在该刊刊发了60多篇文章，其中大部分属于地情研究类文章。《“三淮”城市的由来和发展》（2000年第5期）、《苏北大运河60年》（2009年第5 期）、《一河中枢清江浦九省通衢石码头》（2011年第3期）、《河下兴衰》（2011年第5期）、《明清的清江船厂》（2012年第1期）、《淮泗通津码头镇》（2012年第2期）、《沧海桑田硕项湖》（2014年第3期）、《京剧与江苏大运河》（2014年第6期）、《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展陈架构与文本编写》（2019年第3期）、《淮河生态经济带文旅产业联动发展的思考》（2020年第6期）、《淮安“运河之都”历史地位的确立》（2024 年第3期）等11篇文章被列为封面推荐文章。作为资深的诗词爱好者，我的《南京阅江楼诗》（1996年第3期）、《盱眙十咏》（1998年第2期）、《秦淮八咏》（1998年第4期）、《大运河综合科学考察杂咏》（2008年第1期）先后在《江苏地方志》“艺文采珍”等栏目刊发，我愧感不已。
作者（右）与邹逸麟、邹厚本先生考察里运河高邮段
信息交流的窗口
这里所讲的“信息交流的窗口”，主要指《江苏地方志》设立的“新书评介”“志坛群英”“志人本色”“修志随笔”“工作研究”“工作体会交流”“志鉴报告”“观点荟萃”“史志新书”“主编得失谈”“特载”“简讯”等栏目文章所承载的信息。除了地方志行政性、业务性工作信息外，主要包括方志理论研究信息、方志书刊出版信息、各地读志用志信息、方志人物活动信息四类。
方志理论研究信息。这类信息以国家级、省级地方志学会（协会）召开的研讨会、年会最为集中。如关于地方志的性质，地情说、百科全书说、工具书说、政书说，历次会议均有新阐发、新见解，各持一说。在方志编纂方面，总会根据地方志编纂工作所处的阶段、本阶段所遇到的新情况、存在的普遍性或苗头性问题，提出这样那样的解决办法。在方志学史方面，也会有新的发现、新的补充，对部分旧方志或新编方志形成新的评介或定位。
方志书刊出版信息。我清楚地记得，从事修志工作的开头几年，在《江苏地方志》上获知《如东县志》《武进县志》《高淳县志》《新方志编纂实践》等出版信息后，立即购置、订阅，用来学习、武装自己和市志办公室全体同仁。2001年第2期上刊登《新编地方志续修手册》出版信息后，我们立刻购置了一批，不仅做到办公室同志人手一册，还存留多本，以备其他修志者之需。
各地读志用志信息。这类信息为我们开展读志用志活动提供了启迪与经验，我们结合淮安实际，创造性地开展相关工作，倾力承担并完成了淮安“运河之都”城市名片的打造。2005年，市地方志办公室在编写《运河之都——淮安》一书的同时，遵照市委主要领导批示的精神，拟订打造“运河之都”城市名片的方案。此后3年中，我们集中力量先后点校整理出版《淮安文献丛刻》（1—9卷，共14 种典籍），编辑出版《运河之都丛书》论著9种，先后举办两次“运河之都—淮安”全国学术研讨会和一次“京杭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高峰论坛”，同时介入相关遗产遗址的保护、标识、修复，博物馆群的策划、建设等工作。2008年10月8—9 日，在淮安市志办公室的具体操持下，中国古都学会五届六次常务理事会在淮安召开，正式通过确认淮安市为“运河之都”的决议。凭借“运河之都”城市名片打造工作的突出成绩，淮安市志办公室被评为全国读志用志先进单位。
方志人物活动信息。特别是《江苏地方志》“主编得失谈”“志人本色”“志坛群英”等栏目推介的诸多先进人物，如薛兴祥、戴午林、吴献中等同志，他们的先进事迹使我学有榜样、赶有目标，坚持为方志事业奋力拼搏。2003年第5期“志坛群英”栏目刊发了刘功昭《踏平坎坷成大道——记淮安市政协副主席、市志办主任荀德麟》一文。《洪泽湖志》出版后，我应约撰写了《十年磨一志 甘苦寸心知——编修〈洪泽湖志〉的几点体会》，发表于《江苏地方志》2004年第5期上。同一年，《淮安年鉴》（2004）获全国年鉴评比特等奖，2004年第6期上又刊登了我与周平、刘功昭的署名文章《坚持创新不断改革追求精品——〈淮安年鉴〉（2004）编纂工作体会》。俗云：“士为知己者死。”这种从不同侧面、持续不断且令我诚惶诚恐的宣传推介，更加坚定了我为地方志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
感谢《江苏地方志》，感恩历任编辑同志的辛勤付出！
作者简介：荀德麟，江苏涟水人，淮安市政协原副主席，淮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淮安诗词协会原会长，史志学家，诗人，词赋家。
主管：淮安市安东文化研究会
出品：漪涟文化传媒服务公司
排版：李海鹰
审核：蒋梅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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