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25级硕士 我鸣秋风
摘要：文章通过比较古尔德《反抗者认同》与布洛维《制造同意》的研究问题提出路径，探讨优质社会学发问的生成逻辑。古尔德从19世纪巴黎公社的历史档案中识别出反常识的差异，确认差异，解释差异；布洛维则在工厂田野中逐步培育问题，将困惑同理论反思与经验互动，提炼机制。前者重“发现”，后者重“培育”，分别体现历史比较与参与式观察的方法论自觉。两本著作的方法论启示在于，扎实的理论积累与深入的经验感知，是提出有解释力问题的前提。
本文呈现古尔德(Roger V. Gould)的《反抗者认同》(Insurgent Identities: Class, Community, and Protest in Paris from 1848 to the Commune)与布洛维(Michael Burawoy)的《制造同意》（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两本书的读书报告，文章的组织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梳理书籍框架、阐释脉络与理论贡献，第二部分讨论其方法论；第三部分讨论两书有关概念与理论与方法论对笔者研究的启发。
一、脉络梳理
首先，简短梳理全书的框架与内容。
(一)框架与内容1.反抗者认同
除结论、附录外，《反抗者认同》共六章。第一章，古尔德以1848年六月起义与1871年巴黎公社的鲜明对比为切入点，提出核心问题：为何前者以阶级认同为基础，而后者却是街区邻里认同？他以此批判传统的阶级决定论与空间决定论，提出“参与认同”概念和以社会网络结构为核心的分析框架。第二章从话语、社会网络和地理空间三个维度论证1848年六月起义的阶级认同的动员基础。第三章指出1852-1870年改造城市的奥斯曼工程，将大量中心区工人迁移至外围郊区散居，原有的业缘社会网络转化为“城市村落”结构下地缘的社会网络。第四章进一步分析，60年代的抗议活动中，仍保有行会或职业联系的工人更易组织集体行动；而散居工人则因缺乏业缘纽带，转向接受“巴黎市民”这一更具包容性的地域身份。第五章揭示，60年代末兴起的街区公共集会与按街区编组的国民自卫军，制度化地强化了地缘政治参与，塑造出“街区公民”的集体认同与实践。第六章是全书的核心章节，阐明到1871年巴黎公社爆发时，街区已通过奥斯曼改造与集体政治组织（国民自卫军、街区委员会）成为制度化的邻里共同体，起义由此演变为一场以城市认同为基础、以“保卫巴黎”为号召的防御性地缘运动。附录部分则回应了“军事法庭的起诉记录能否真实反映起义参与者的社会构成？是否存在系统性选择偏差？”的问题。
如此，古尔德建立了“社会网络结构—集体身份认同—集体行动形式”的框架。对全书的梳理如下图1。
图1《反抗者认同》的内容梳理
2.制造同意
除附录外，《制造同意》共五部分十二章。第一部分，布洛维梳理了工业社会学与组织理论在“控制”与“和谐”之间的张力，并指出传统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虽能解释剥削的存在，却无法回答一个关键问题：为何工人会“自愿”接受剥削，甚至主动参与剩余价值的生产？第二部分通过对比吉尔公司与联合企业长达三十年的组织变迁，呈现了劳动过程的不同演化路径，为后续分析提供经验基础。第三部分构成全书的核心，布洛维揭示了资本主义如何掩饰并稳定地获取剩余价值：资本并非仅靠强制，而是通过制造一种“可操纵的不确定性”，诱使工人投身于“赶工游戏”，即在计件工资制度下，通过超额完成定额来争取奖金，并将高强度劳动转化为带有策略性与娱乐性的日常实践。更进一步，资本借助“内部国家”与“内部劳动力市场”等制度将游戏机制制度化，从而有效吸纳并消解潜在的阶级斗争。第四部分深入探讨“内部国家”的运作逻辑，强调劳动过程具有高度的相对自主性，外部政治意识或阶级话语对车间实践的影响极为有限，工人的认同与行动主要由厂内制度与互动所塑造。第五部分则将分析扩展至更宏观层面，考察管理阶层对抗、企业间竞争、阶级斗争（经济斗争与阶级斗争）如何重塑劳动过程。布洛维指出，正是这些动态关系推动了从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转型。
由此，布洛维展示了资本主义如何不仅依赖于强制，而是更依赖于一套嵌入日常劳动实践的、让工人“心甘情愿”配合被剥削剩余价值的同意生产机制。
(二)方法与材料
这一小节聚焦两部著作在实证研究层面的方法论选择，即通常在公共管理学训练中所强调的写论文的方法，包括定量与定性取向、分析单位的宏观/微观定位等。然后在下一部分，进一步讨论研究过程意义上的方法论。
1.反抗者认同
《反抗者认同》一书中采取以定性为主、辅以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全书以深度质性的历史档案材料为核心，亦谨慎运用回归分析来检验社会网络结构与集体行动参与之间的关联。
在分析单位上，研究既关注奥斯曼城市改造对巴黎空间格局的重塑这一中观层面的城市结构变迁，也深入街区居民的社会关系、职业分布与抗议参与等微观层面的社区与个体行动者。
全书的论证材料独特而又丰富详实，涵盖话语、组织、地理等三个维度，话语方面包括国家工场记录、工人报刊、法律文本、回忆录、当代观察、集会与公社公告、地方报刊等；组织方面包括被捕者档案、起诉记录、警方速记报告、选举数据、婚姻记录、国民警卫军名册与营区记录、罢工档案、组织记录等；地理方面包括街垒地理分布、人口普查、城市档案、军事行动分布图等。给笔者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使用婚姻见证人的阶级构成来论证外围区和中心区的社交网络情况。
通过这三重证据链的交叉验证，能够使古尔德避免单一史料的偏误，展现历史社会学妙趣横生又严谨科学的面孔。
2.制造同意
《制造同意》一书中采用民族志，提倡“扩展个案法”作为核心研究方法，属于典型的定性研究范式，但也在第四部分使用了简单的Logistic回归。布洛维通过长期参与式观察与访谈，深入劳动过程的日常实践，捕捉并刻画出工人与管理者在车间中的互动与决策。
在分析单位上，研究聚焦于微观层面的工厂车间，将工厂视为一个内部场域，既关注个体工人的行为策略，例如赶工游戏中的计算与协商，也考察制度如何巩固赶工游戏。布洛维通过前后三十年的比较，实现跨时的中观比较，将个案进行扩展，较好地描绘了竞争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的变化。在附录，布洛维通过对比美国工厂与赞比亚铜矿两个案例，实现跨国的中观比较，超越单一田野的局限。
全书的论证材料主要来源于布洛维在联合企业的参与式观察记录、深度访谈、工厂档案与文件，以及引用的罗伊的博士论文诸多选段。得益于布洛维的田野，他能够从下往上看，站在工人地位阐述其研究。
布洛维对扩展个案法的创见应该是全书最亮眼的方法论知识点，包括“从个别个案转移到宏观权力，从社会处境中理解微观处境如果被宏大结构所形塑，从而建立微观社会学的宏观基础”（卢晖临、李雪，2007）然而，由于笔者个案田野的经历并不丰富，对质性方法论的了解还不够深入，所以没有太多感触，只能大致记下，以期日后体会。
二、方法论——如何提出天才般选题？
第一部分已经梳理了两部著作的框架内容、实证方法与材料，正如时嘉豪同学所言，仅以“定性/定量”“宏观/微观”等常规维度评价方法论，难免流于表面。而赵鼎新（2021）曾总结质性社会学研究中好的差异性发问的六个要素，涵盖信息量、测量、机制理论、成立假设、收敛和重要性。《反抗者认同》与《制造同意》无疑都满足这些标准。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尚未被回答：如此精妙的差异性发问，究竟是如何被提出的？正如笔者在课堂展示提问的，在这里，笔者想讨论两部著作“研究过程意义上的方法论”中提出研究问题的艺术，即两位作者到底是如何提出这样天才般的研究想法的。
艾斯平-安德森（1990）曾在《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中提出，福利国家形成的动力之一来源于历史的路径依赖。因此，笔者猜测，提出研究问题的一个动力，同样可以用学者的知识路径依赖或思想轨迹，即长期积累的史料熟悉度、理论工具箱与问题意识传统来解释，这将构成这部分的讨论思路。
1.反抗者认同：解释差异是确认差异的结果
古尔德在《反抗者认同》中的研究问题是：“1848年六月起义动员的认同基础是阶级认同，1871年巴黎公社动员的认同基础是邻里认同，两个起义动员的认同基础为什么不同？”尽管古尔德讨论的是一个机制研究，即解释两者差异不同的原因是什么，在书中是奥斯曼城市改造，地理空间和产业变化影响了社会网络结构，进而改变集体身份认同，从而形塑集体行动形式。然而，要研究机制，首先要证伪“无差异”假设，要确定这是真问题还是假问题，即“两个起义动员的认同基础是不同的吗？”——只有答案为肯定，才能够进一步研究。或者说，只要能够确定这一差异真的存在，就能够从证明两者差异的材料中探寻导致差异的机制。古尔德讨论两个起义差异的研究及其使用的论证资料固然精彩，但真正大放光彩的地方应当在这一差异性发问提出之时。
古尔德的第一章并没有讲清楚发问从何而来的问题，因为显然他是以一个写完全书的知晓了全过程的全知视角来阐述的。从他论证的方式与资料看，其研究问题的提出必须建立在两个条件之上：①对19世纪法国革命史（尤其是两场起义的参与者构成、组织形式、话语表达）有极为深入的掌握；②同时具备社会网络理论的分析视角，能够将“谁参与了起义”这一事实，转化为“何种社会纽带促成动员”的理论问题。因为一个对两场革命一无所知的人不可能提出差异性发问，对社会网络不甚了解的人也无从针对两场革命的集体认同或社会网络提出差异性发问。
笔者在JSTOR网站上检索了古尔德在《反抗者认同》（1995）前出版的期刊文章和书评，发现其早期研究已聚焦于社会关系网络与集体行动。1989年时古尔德已经在论文中展现出拒绝简单归因和社会结构通过具体机制调节行动者的策略与认同的关切，并在同年另一篇期刊中关注到社会结构由有意义的子群体（业缘、地缘共同体等）构成，并且连接方式决定集体行动性质。在1991年，他指出Local Politics and Participation in Britain and France仅点出英国抗议更基于社区团结，却未解释导致差异的机制。
同年，在MULTIPLE NETWORKS AND MOBILIZATION IN THE PARIS COMMUNE, 1871中，古尔德基于巴黎公社中志愿营与居住地营居住地的差异提问，发现邻里社会网络与国民自卫军组织的重合是维持战斗团结的关键机制，并通过网络自相关模型证实。可以说，此时古尔德已经从社会网络领域的社会学学者，开始关注到法国19世纪革命中的问题。到了1993年，古尔德的思想已经更加成熟，他批判The Making of Modern France: Politics, Ideology and Culture中以单一家庭结构变量解释千年法国政治的宏大叙事，强调证据与理论的匹配。此时，古尔德将目光转移到巴黎公社中职业的社会网络上——为什么在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中，参与率最高的不是组织最严密的工匠行会，反而是社会网络松散的行业？在1993年的论文中形成了著作第四、五、六章的核心内容。
至此，古尔德研究问题的发问动力大致可以了解清楚。首先他是一位专注社会关系网络研究的学者，具有深厚理论基础，并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不同社会结构下子群体对集体行动的意义。接着，在不知何种巧合下关注到巴黎公社的经验材料，将其理论应用在那片经验田野中，发现巴黎公社中国民自卫军和参与者与社会网络的关联，从而确定巴黎公社动员的集体认同，并很自然地与1848年六月起义相比较，从而形成了《反抗者认同》的研究问题。
2.制造同意：研究问题在动态积累中深入
布洛维在《制造同意》中的研究问题是：为什么工人会“自愿”接受剥削，甚至主动参与剩余价值的生产？布洛维的研究问题的提出，也许比古尔德提出研究问题的路径更容易理解，因为它主要植根于布洛维对工业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梳理与反思，这正是《制造同意》第一部分的内容。第一章“工业社会学的衰亡”回顾了组织理论中社会控制与社会和谐的冲突，却没有考虑工作现场的资本主义面向；第二章“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则聚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困境，即为何20世纪的工人并未如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随着生产力发展而形成统一的革命阶级？布洛维认为，要回答这一悖论，必须重返工作现场的经验现实，将马克思主义的剥削理论与对日常劳动实践的观察相结合。
表面上看，《制造同意》的研究问题似乎顺理成章——仿佛只需站在理论交叉点上便可自然提出。但事实远非如此简单。一方面，尽管研究问题常被呈现为田野之前的预设，但很难想象一个研究者能在毫无经验直觉的情况下选定如此具体而深刻的切入点。布洛维的问题极可能是在田野过程中逐步浮现并不断修正的产物——笔者还无法确知其初始疑问是先于进入赞比亚铜矿，还是在美国参与“赶工游戏”的日常互动中逐渐成形。
另一方面，即便问题源于经验直觉，其理论化能力仍依赖深厚的双重知识储备：既要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张力，又要熟悉工业社会学的经验传统。唯有在此交汇处，才能提出既具批判性又可操作化的研究问题。与古尔德需深耕19世纪法国档案以“发现差异”不同，布洛维的提问更依赖田野中的敏感性与理论反思的动态互动。因此，《制造同意》的提问看似门槛更低，但是对动态修正性要求更高，需要在直觉的基础上不断打磨。与《反抗者认同》基于深厚积累过程中如同考古学家在厚重地层中突然瞥见的“遗迹”不同，《制造同意》显露出来的是春笋，初露端倪时柔弱模糊，却必须在持续的田野浸润与理论打磨中生长为修竹。前者重“发现”，后者重“培育”。
当然，这一问题的最终成型也离不开一点机运。例如，布洛维发现其1975年田野所在的联合企业，竟然和罗伊1945年田野的吉尔公司是同一个工厂，三十年过去，仍然有非常多相似的地方，这让布洛维感到神奇，并推论机械制造业可能存在某种稳定的控制逻辑。这同时给布洛维提出“反常识”问题和延伸“扩展个案法”提供了案例基础，不仅强化了他对“赶工游戏”普遍性的信心，也为他发展扩展个案法提供关键契机，得以通过跨越时空的案例对话，揭示资本主义劳动控制的深层结构。
那么，《制造同意》的问题提出是否存在布洛维自身的“知识路径依赖”？答案是肯定的。早在1974年，他在分析南非殖民资本主义时就已指出：剥削的稳定实现，依赖于一套将阶级压迫以种族形式制度化的上层建筑，而白人工人因获得“种族租金”而自愿支持隔离制度。1976年，他在书评中首次明确提出“缺失的是对‘同意的组织’(organization of consent)的清晰说明”，并追问强制与同意的关系。同年，他在比较移民劳工制度的研究中进一步确立，资本主义通过将劳动力再生产外部化，使服从显得理性且自愿。
此时，他的博士论文初稿（后出版为《制造同意》）已清晰展示了如何从“工人为何努力工作”的朴素困惑出发，在18个月的车间参与中，逐步识别出“赶工游戏”这一微观机制，并最终将其理论化为“同意的组织”。1977年，他通过方法论评论强调“一个深度案例足以揭示普遍机制”；1978年，他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综述中明确划定了自己的立场：连接宏观国家理论与微观劳动过程分析。
由此可见，《制造同意》的问题是布洛维在理论批判、跨国比较与深度田野三路径中长期酝酿的结晶。笔者从中学习到的方法论指导，是多积累理论、多田野，基于既有理论推演找出矛盾点，结合一个主领域、多个副领域的概念或理论进行阐述，并在田野中不断深化、打磨研究设想，最终实现理论的延展与结合。
三、概念与理论对研究的启发
笔者从两本著作中感受到的提问艺术的方法论已经在第二部分阐述。接下来，笔者将简要阐述两本著作的概念与理论带来的启发。《反抗者的认同》与《制造同意》中的认同或同意并非指向一个范畴的认可，前者是基于地缘、业缘等社会位置形成的行动共同体的认同，是社会结构的产物；后者是工人在生产中的关系时的认知，是资本与劳工在生产场域中博弈的产物。尽管二者生成机制不同，却可共同用于分析同一类经验现象。
例如，2023年W市因职工医保门诊共济改革引发的退休职工抗议事件。该事件中，理论上受益最大的退休职工反而成为了反对意见最强的抗议者。数以千计的退休职工连续三天在市政府大道、中山公园等地集会抗议，引发广泛关注与舆情。参考《反抗者的认同》的分析视角，发现这一抗议可能植根于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网络与城市空间结构在武汉市。从组织看，武汉作为老工业基地，QK、HY、WC等城区聚集了大量原国企退休职工，居住密集，日常交往频繁；中山公园等公共空间是退休群体社交、信息交换与集体议事的非正式公共场域；当政策未能提供有效沟通渠道，个体感到被剥夺，公园成为天然的议事厅，集体表达就成为自然而然的结果。当然，这只是一个设想，尚需档案、访谈或舆情数据加以验证。
同样地，布洛维讨论的愿意被剥削剩余价值的“同意”是在生产场域中被制造出来的。那么，工人对其待遇的同意，是在何种场域中被制造出来的呢？在尚未退休时，应当也和生产场域息息相关。然而，当工人退休，离开生产场域后，其同意是否会随之瓦解？是否一经退休，工人就自动脱嵌于这样一种垄断资本主义呢？是否存在一种可能，能够将这种“同意”迁移至社会政策领域，通过某种机制制造出目标群体对政策设定与执行的同意？这一提问尚属于推测、设想，但也许可以为福利制度改革中的社会政策提供切口。
以上，是笔者根据自身经验对理论著作的思考。日后如有机会，将积极深入研究。
四、结语
古尔德与布洛维的研究路径看似迥异，前者在历史档案的矛盾处发现问题，并探索机制；后者在田野经验的浸润中培育问题，不断完善修正——但二者殊途同归，都需要深厚的理论基础和经验积累，并适时把握历史机缘：这是带给研究小白的方法论启示，先从聚焦的议题开始积累专著与文献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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