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冬天，昆明城里，一个年轻人在军营之间跑来跑去，杨维骏，刚二十七岁，忙着劝滇军将领卢汉起义，三天后，卢汉宣布脱离国民党，西南最后一块地总算松动了，胜利的热闹没多久就散了，杨维骏回到宿舍，窗外传来《解放区的天》的歌声，他却盯着墙上的父亲杨蓁的照片，那是个滇军旅长，早年因为反对军阀被暗杀，如今儿子，又站在了另一场变局的门口。
杨维骏的童年跟着时局颠簸，1922年生在昆明一个军官家里，才半年，父亲被人威胁要暗杀，全家慌忙逃到广州，在上海法租界，他看见过洋行里亮着的灯，也看见贫民窟里孩子饿得发抖，1937年抗战打响，十五岁的他回云南读书，没多久就卷进学生运动，贴传单，办壁报，和闻一多他们一块儿喊反对独裁，后来闻一多被枪打死的声音，一直响在他心里。
新中国成立后，杨维骏在政府机关上班，说话直来直去，惹了不少人不高兴，开会时他总盯着文件，一看到空话套话，笔就停不住，批注写得满纸都是，同事背后说他是杠精，他照样该批还是批，1998年退休了，本该歇着了，可2010年他又卷进一场农民和政府的纠纷里。
那年昆明韩家湾村土地被强征，村民上访八十多次，没人管，八十九岁的杨维骏听说了，拄着拐杖说，走，去省政协，他带着村民挤上面包车，一路颠到政府大院，把举报材料往厅长桌上一拍，几个月后，补偿款总算发下来了，村民送来匾额，他随手扔进柴房，小事，别声张。
2013年，云南有官员推动环滇池开发，悄悄把矿权低价卖出去，91岁的杨维骏拉上几位专家，写了举报信，直接点名那人，材料寄到了中央，第二年，那人就被查了，老伴劝他别管这闲事，他摇摇头，说我和老百姓在一块儿。
晚年杨维骏还住在老房子里，天天写博客，电脑屏幕上的字歪歪扭扭，话却一句句戳人心，抽屉里放着父亲留下的旧剑，墙上贴满访民寄来的信，最厚的一叠用橡皮筋捆着，上面写着敬交杨老。
2020年6月，杨维骏躺在病床上，让家人把那把旧剑放枕边，凌晨他闭上眼的时候，滇池边上有人放起了鞭炮，媒体叫他反腐愚公，可更多人记住的是，这老头一辈子跟不公较劲，年轻时劝过军队起义，老了还去举报当官的，从来没肯停下过。
他的名字总和几个年份一起被人说起，一九四九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三年，每个年份都像一场拉扯，跟权力拉，跟时代拉，跟自己拉，有人嫌他死磕，有人说他真性情，可滇池的风里，还是吹着那个老头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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