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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代奏疏到世纪工程

解缙赣粤大运河构想与“两创”方针的历史呼应

作者/解履先(江苏)

作家/诗人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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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履先,江苏宿迁人,优秀传统文化爱好者,撰写多篇文章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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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诗人作品】

从明代奏疏到世纪工程

解缙赣粤大运河构想与“两创”方针的历史呼应

解履先(江苏)

引言:一份未及展开的奏疏

明永乐年间,江西吉水才子解缙拟写《请凿赣江通南北》奏疏,创造性地提出开凿赣粤大运河连通长江与珠江,以济交通运输及农田灌溉之需。彼时的大明王朝,正依托京杭大运河构筑起纵贯南北的漕运命脉,却无人料到这位前期发起并主持修纂《永乐大典》的大学士,竟在赣南群山中埋下了一个超越时代的构想。六百年后的今天,当浙赣粤大运河被正式写入《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成为“四纵四横两网”高等级航道网的关键一纵时,解缙的奏疏不再只是泛黄史志中的吉光片羽,而成为理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一重大命题的绝佳样本。

从明代的“运河构想”到当代的3200亿“世纪工程”,赣粤大运河的六百年迂回,恰是一部传统文化资源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解码、转译与价值重生的微缩史诗。它雄辩地证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来不是博物馆里的静物,而是奔涌不息的“动态生命体”;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关键,不在于对历史遗产的顶礼膜拜,而在于以时代精神激活深埋于传统中的智慧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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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幅画像,由Ai根据古代解缙画像及解缙好友对解缙外貌的文字描述自动生成,与解缙三十多岁任首任内阁首辅、《永乐大典》总纂官的形象基本吻合)

历史解码:作为“文化根脉”的运河构想

创造性转化的首要环节是“解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深度挖掘与辨析,剥离附着于特定历史阶段的外在形式,精准提取其中跨越时空的精神内核。解缙运河构想的意义,恰在这一维度获得全新阐释。

从表层看,解缙的奏疏是一次“失败”的历史提案。解缙希望开凿赣粤大运河既便于运输又用于农田灌溉,这一诉求随着解缙因为完全执行朱棣篡改历史的旨意被朱棣杀害而戛然而止。此后六百年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重提此议,上世纪三十年代民国政府一度筹划,新中国成立后交通部多次勘查规划,却始终“停留在悬想阶段”。若以“是否建成”为唯一标尺,解缙的构想无疑是失败者的墓志铭。

然而,创造性转化所看重的,从来不是历史遗产的“现成性”而是“可能性”。当我们以新时代文化思想为指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定位为“中华民族的根脉”时,解缙奏疏的价值便豁然显现:它并非一项等待施工的技术图纸,而是一种深植于民族集体记忆的文化原型。解缙的赣粤运河构想凝聚着三重具有永恒价值的文化基因。

其一,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解缙选择赣江支流桃江与北江支流浈水的源头作为运河选线,那里“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间最接近的地方仅相距9公里”。这种“最小干预自然”的选址逻辑,迥异于近代工程对自然的征服姿态,而是中国传统“因势利导”治水哲学的生动注脚。

其二,民为邦本的价值立场。解缙提出开凿赣粤运河的初衷是“交通运输与农田灌溉”,解除民瘼是其核心诉求。这一立场与《尚书》“正德、利用、厚生”的民生关怀一脉相承,构成中国治水传统中最宝贵的精神底色。

其三,九州贯通的国家认同。长江与珠江虽被南岭阻隔,但在中国古人的地理观念中始终是“天下”版图的有机部分。秦始皇修灵渠连通湘江与漓江,解缙欲凿赣江通长江与珠江,背后是中华文明跨越山河、追求“天下大同”的空间想象。

这三重文化基因,恰如“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的显现。创造性转化的首要任务,正是将这些附着于特定时空条件的精神内核精准提取,使其从六百年前的奏疏中“解放”出来,成为可供当代重组的文化资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解缙的“失败”构想,获得了超越成败的文明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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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转译:从“运河构想”到“双循环”战略枢纽

创造性转化的核心环节是“转译”——将经过解码的文化基因植入现代语境,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解缙运河构想从明代奏疏到当代国家战略的演变轨迹,堪称这一“转译”过程的典型案例。

当代赣粤大运河的规划逻辑,已然发生根本性范式转换。在功能定位上,从解缙时代的“交通运输、农田灌溉”升格为“国家高等级航道网”的战略枢纽;在驱动主体上,从士大夫的个体建言转化为国家顶层规划与三省协同推进;在价值坐标上,从局部性的民生工程拓展为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世纪动脉。这种转译不是对传统的背离,恰恰是以时代精神激活传统生命力的必由之路。

更具深意的是,当代规划者对解缙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始终与“两个结合”的理论创新进程同频共振。2021年,浙赣粤运河被正式纳入国家规划;国家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这不是时间上的偶然巧合,而是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深度互动的逻辑必然。江西将“扎实做好浙赣粤运河前期工作”摆上关键议程,正是将传统治水智慧与当代国家治理相结合的具体实践。

这场持续六百年的“转译”揭示了一个深刻真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绝非对历史遗产的简单复制或怀旧式复兴,而是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回应新的时代课题。解缙无法想象内河千吨级船舶的航运需求,也无需应对“双循环”格局下的产业链重构压力,但正是这些他未曾遭遇的现代命题,使他的构想获得了全新的生命形态。赣粤大运河的当代规划者,正是在解缙奠定的“条件”中,书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壮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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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重构:运河作为文明主体性的当代建构

创造性转化不止于“转化”,更要指向“发展”——在新的实践场域中实现文化价值的跃迁与反哺。赣粤大运河从蓝图走向现实的征程,正在多个维度重构解缙遗产的时代意义,推动传统文化资源从“历史遗存”转化为“活态文明对话力量”。

在经济维度,运河正成为激活区域发展内生动力的文化资本。据测算,赣粤运河建成后可从长江到珠三角缩短航程约1200公里,潜在运量可达3亿吨以上。这一经济账的背后,是“以线带面”的文化逻辑:通过唤醒解缙埋下的历史记忆,江西得以将“环江西万亿俱乐部”的区位焦虑,转化为打造“内陆型产业外溢基地”的主体自信。昔日“朝士半江西”的文化辉煌,正通过运河这一物质载体,寻求与当代经济版图的深层对话。

在生态维度,运河规划者正在探索传统治水智慧的当代实践。针对鄱阳湖水量减少、跨省生态补偿等争议,当代方案不再沿袭“征服自然”的近代工程观,而是从解缙“因势利导”的选址智慧中汲取灵感,强调“综合评估经济效益和生态影响”。这种将生态伦理融入产业实践的努力,恰是中华传统“天人合一”思想在运河工程中的创新性发展。

在文明维度,赣粤运河承载着超越工程本身的文化主体性建构使命。放眼国际,西方主导的知识生产体系难以容纳非西方文明的历史经验。中国在21世纪重新启动连接长江与珠江的世纪运河工程,本质上是一场“用我们自己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的话语实践。当中国工程师将赣粤大运河与莱茵-多瑙运河进行条件比较时,他们所做的不仅是技术论证,更是在世界运河文明图谱中为中华智慧确立应有位置。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从这个意义上说,赣粤大运河不仅是解缙构想的物质实现,更是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重获阐释权与话语权的精神象征。

值得深思的是,这一重构过程始终遵循着“守正不泥于古,创新不离其宗”的辩证法。当代规划者既没有将解缙奉若神明、照搬六百年前的水运蓝图,也没有割断历史、将运河视为横空出世的纯然创新。他们以“前期工作”的审慎态度推进数十年的勘查论证,以“世纪工程”的敬畏之心对待这份跨越时空的文化托付。这种既尊重传统又超越传统、既立足当下又面向未来的文化姿态,正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法论自觉的生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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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在传统的河床中开辟新航道

六百年,足够一个文明经历王朝更迭、技术革命与制度变迁。解缙不会想到,他拟写奏疏时运笔如飞的姿态,会被镌刻在21世纪国家规划文件的字里行间;他因忠于历史而被埋入历史尘埃的个人命运,也无法预知这份奏疏将在六百年后重见天日。然而,这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奥秘所在——它不是脆弱的古董,需要被真空封存;它是饱满的种子,只等待合适的土壤、阳光与雨水。

赣粤大运河的六百年迂回,浓缩着中华文明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全部复杂性。它昭示我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来不是对历史的“施舍”或“救济”,而是让历经沧桑仍不失生命力的文化基因,在回应时代命题的过程中实现自我更新。解缙奏疏中的“运河之梦”,已在赣江千吨级船队的汽笛声中获得超越;而这汽笛声,又将成为下一个六百年文明长河中的历史回响。

文明如江河奔涌,唯有在传统的河床中不断开辟新航道,方能穿越历史峡谷,奔向壮阔未来。这既是赣粤大运河给予当代中国的深刻启示,也是中华民族面向未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智慧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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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由作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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