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周世虹接受采访时的一席话，再次撕开了劳务派遣制度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那道难以愈合的伤口。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劳务派遣已彻底背离“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的制度设计初衷，沦为企业和派遣机构合谋“克扣和剥削劳动者收入的手段和工具”。一句“建议废止劳务派遣制度”，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了关于劳动者权益保护与企业用工成本的深层讨论。
周世虹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务派遣本应是正规用工的补充，仅限于不超过六个月的临时性、非主营业务或替代性岗位。然而在现实的商业逻辑驱使下，这一制度早已被异化。从互联网大厂的基层员工，到制造业流水线上的工人，甚至是某些事业单位的长期工，都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派遣”。更有甚者，企业通过“逆向派遣”强迫已有员工与派遣机构签约，以此切断与劳动者的直接劳动关系，将本应由用人单位承担的五险一金、经济补偿金等法定责任甩锅给空壳般的派遣公司。
这种制度扭曲的后果是触目惊心的。企业将派遣用工当作了纯粹的“利润收割机”，劳动者拿着低于正式员工一半的薪水，干着同样的活，却无法享受同工同酬的待遇。更有甚者，当工伤等意外发生时，劳动者往往陷入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之间的“踢皮球”困境。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区人民法院近期审理的一起案件极具代表性：派遣工钟某入职第三天即在工作中受伤，派遣单位未缴社保，用工单位也未尽培训之责，最终法院判决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一案例清晰地表明，派遣制度在现实中制造了大量的责任盲区，劳动者维权成本极高。
面对如此沉疴，周世虹提出的“废除论”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道德感召力。如果能够实现用工单位与劳动者直接建立劳动合同关系，意味着数千万派遣劳工将摆脱“二等员工”的身份焦虑，获得职业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劳动纠纷也势必大幅减少。这一建议精准地回应了民众对于“劳动公平”的朴素期待。
然而，制度的废除不能仅凭一腔热血。我们需要冷静地看到，劳务派遣在三十年间的野蛮生长，早已与我国的经济结构深度捆绑。一刀切的废除，可能引发剧烈的用工震荡。周世虹也对此有所预见，他同时给出了替代方案：对于确实存在的临时性用工需求，可通过劳务外包等渠道解决。
这就引出了问题的关键：如果派遣被废，外包能否独善其身？事实上，当前的用工市场上早已充斥着“假外包、真派遣”的猫鼠游戏。许多企业将原本的派遣工改签外包合同，但工作地点、管理模式、甚至工位都毫无变化，只是换了一个合同主体来规避责任。更令人忧心的是，正如全国人大代表李丰所指出的，在小型外包、众包公司中，为了低价中标而“过度内卷”，通过降低工资、诱导放弃社保等手段剥削劳动者的现象同样触目惊心。
因此，围绕周世虹委员的建议，我们需要的不是简单的制度存废之争，而是一场关于劳动者权益保障的系统性重构。
首先，必须堵住法律漏洞，强化“三性”原则的执行刚性。尽管法律规定了派遣岗位的限制，但在实践中，企业只需在合同中标注“辅助性”即可轻易绕过监管。监管部门应建立常态化的审查机制，对滥用派遣制度的企业施以重典，提高违法成本。
其次，警惕并严厉打击“假外包真派遣” 。2026年新的监管政策已明确将此类行为列为查处重点。需要明确区分派遣与外包的本质——派遣是“卖人”，用工单位直接管理；外包是“做事”，承包方自主经营。不能让外包成为派遣制度废除后的又一个避风港。
最后，回归制度设计的原点：劳务派遣应当是企业因应短期、突发需求的人才“蓄水池”，而非降低长期用工成本的“排水沟”。让劳动者直接与用工单位签订合同，不仅是对个体尊严的保障，更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石。
2026年的春天，当政协委员在两会上振臂一呼，废除制度的建议或许未必能即刻落地，但它所引发的思考必须落地。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个让劳动者无论通过何种形式就业，都能感受到体面与安全的社会保障网络。毕竟，劳动的尊严，丈量着社会的文明尺度。
（作者：秦前松，《中国实践》融媒主编、湖北法治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编辑：楚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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