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甲智：《广艳异编》的初期印本与成书问题|刻本|印本|卷首|孙甲智|广艳异编|残本

《广艳异编》三十五卷，是明代安徽文士吴大震于万历年间辑录汇编的一部历代文言短篇小说作品集，所收皆明代及前代的单篇作品。其中的作品都属“艳”或“异”二类，内容以部类相从，也有论者以之为专题性类书。

《广艳异编》

《广艳异编》与其他大量文言小说选集共同涌现于明万历朝，有力地促成了万历朝文言小说的繁荣局面。

一、初期印本

自明万历间刊印以来，《广艳异编》的存世版本非常稀少，今天海内外所能见到的只有两部。一为日本内阁文库藏本，十册，三十五卷。其缺叶情况如下：

卷二缺失第二三、二四叶，所缺故事为《黄寅》后半、《胥教授》全篇。

卷六缺失第九、十叶，所缺故事为《徐智通》结尾、《陈鸾凤》全篇、《叶迁韶》前半。

卷一〇缺失第二一叶，所缺故事为《娟娟传》结尾。

卷一三缺失第二四叶，所缺故事为《李十一娘》结尾。

卷二二缺失第十五、十六叶（重出卷二一第十五、十六叶），所缺故事为《李约》后半、《曲秀才》全篇、《姜修》全篇、《姚康成》开头。

卷二四缺失第二一叶，所缺故事为《邓元佐》结尾。

二为上海图书馆藏本，六册，二十二卷。自第二册至第六册，每册都钤有“余姚谢氏永耀楼藏书”之印，知其原为民国时藏书家谢光甫旧藏。其缺叶情况如下：

卷首缺失《广艳异编》序、凡例。

卷五缺失第十八叶，所缺故事为《萧洞玄传》后半、《游春台记》开头。

卷一〇缺失第二一叶，所缺故事为《娟娟传》结尾。

长期以来，日本内阁文库藏本因为是全本，国内的《古本小说集成》、《续修四库全书》、《明清善本小说丛刊》三大丛书皆据以影印，《续修四库全书》并据上海图书馆藏本补足了其卷二、卷六、卷二二的缺叶。

上海图书馆藏二十二卷本《广艳异编》，孙甲智摄。

而上海图书馆藏的二十二卷本，则很少有人注意并利用，又因长期以来论者皆目之为“残本”，它的价值被大大低估。实际上，它并非“残本”，而是《广艳异编》的初期印本。

以之与内阁文库藏本进行比较，则知二者本就是同一套镌印板片：

（一）版框高度相同。

内阁文库藏本远在日本，本来难以目验并进行测量，好在日本公文书馆公布了内阁文库本的原色影像，并在每册之首附有标尺和比色卡，使得以之与上海图书馆藏本进行版框高度对比成为可能。

笔者对上海图书馆藏本的版框进行了抽样测量：卷一第一叶，版框高约20.0厘米；卷二第二二叶，版框高约20.2厘米；卷三第十七叶，版框高约20.9厘米；卷四第三叶，版框高约21.4厘米；卷六第十二叶，版框高约20.9厘米。根据内阁文库本影像的标尺进行测算，其与上海图书馆藏本的上述版框高度误差在二毫米左右，应认为二者的版框高度是相同的。

（二）行款版式相同。

二者都是每半叶十行，行二十二字，四周单边，单白鱼尾，版心上方刻“广艳异编”，鱼尾下刻类目“某部”，下刻叶数而无卷目。

（三）每叶的起讫文字相同。

自卷一至卷二二，凡二者共有的叶面，每一叶的文字起讫，二者都相同。

《艳异编及其续书研究》

（四）裂板、缺印、墨钉相同。

卷二二第十八叶A面（《石占娘》篇）“肃”、“清”、“四”、“日”四字处，二者皆有裂板，但上海图书馆藏本的裂纹更细小。卷二一第十六叶A面第三行界格最下端，二者版框栏线断处相同。卷一六第七叶B面首行（《大历士人》篇）“三十二字”，二者“三”字第一横皆缺失，因中间一短横皆存，故知实皆为“三”字。卷一九第二十叶B面《大桶张氏》，二者正文篇题皆缺失“大”字，题中“桶”字皆较正文低三格（按本书例，凡篇题较正文低二格）。

卷二二第十八叶B面第四行（《石占娘》篇）“人所同然”，“同”字皆缺印里面的一短横。卷二一第十六叶A面首行（《张秀才》篇）“皆”字下，二者都有挖字墨钉，形状相同（内阁文库本卷二二第十六叶，为该叶重出，墨钉亦相同）。至于界格断处之相同，更不胜数。

（五）特殊字形相同。

如卷一一第十一叶B面第六行（《王幼玉记》）“千金买醉属佣人”之“买”字，二皆误作“噐”；第十九叶B面末行（《薛姬传》）原刻“闲户自䦑死”之“䦑”字，二者皆作“

卷二二第三叶A面第八行（《卢涵》篇）“因变为酒”之“变”字，二者皆作“

此类奇特字形，《广艳异编》中所在多有，而内阁文库藏本与上海图书馆藏本都相同，如非同一套镌印板片，则不可能如此一致。

《〈艳异编〉研究》，任明华著，齐鲁书社2024年9月版。

据此数项判断，上海图书馆藏本与内阁文库藏本乃同一套板片，殆无可疑。只是二者卷首差异甚大：上海图书馆藏本卷首无自序、凡例，而其总目为第一卷至第二十二卷详目，每卷详目首题曰“《广艳异编》卷之某目录”，其下详列该卷篇题，每卷详目末则署“目录终”三字。

内阁文库藏本卷首则有自序、凡例，其总目自“卷之一”至“卷之三十五”，仅列每卷之类目，无篇题详目。笔者认为上海图书馆藏本并非“残本”，假如总目列有三十五卷，而正文仅二十二卷，还可认为它可能“残”；然而上海图书馆藏本总目的卷数、篇题与正文的卷数、篇题是完全对应的。它比内阁文库藏本少十三卷，且诸家书目都没有著录，则是因为它是《广艳异编》的初期印本，印数极少，且很快吴大震就继续编纂下去，最终成了三十五卷本。

卷首的自序和凡例，上海图书馆藏本应该原本也有，很可能是流传中散失脱落了。因为原藏者谢光甫的“余姚谢氏永耀楼藏书”印章，今只存于第二册至第六册中，而他不可能偏偏不在首册上钤印的。

《明代志怪传奇小说叙录》

这说明首册的前面数叶后来脱落了，而且脱落时间距今未久，是在谢光甫收藏此本以后。当吴大震将二十二卷继续增纂到三十五卷时，二十二卷本的卷首总目就不再适用了，于是重镌了三十五卷本的卷首总目。

总目若继续采取列详目的形式，势必导致目录太长，每卷的详目至少需要镌一块板片，则三十五卷的详目至少要四五十叶了。无论出于经济利益还是总目篇幅的考虑，吴大震应都会舍弃这种总目形式，而改为仅列每卷类目了。

初期印本的特征，在上海图书馆藏本上有很明显的体现。该本文字清晰，笔划锋锐，边栏线断处较少，颇具有“睁眼反应”。

《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337册）影印内阁文库藏本《广艳异编》时，曾据上海图书馆藏本补了部分缺叶，为二者印刷版面的对比提供了方便。只要翻开该书第177—178页、217—218页、390页前后对比一下，即可见上海图书馆藏本版面那种“眼前一亮”的清晰。

虽然《续修四库全书》在影印内阁文库藏本时，所据似乎并非原书而是据复印件，其效果比原书要更加模糊一些，但足以反映出，内阁文库藏本是板片经多次印刷后的印本，文字磨损较多，笔划虽未模糊，然而已经明显发虚，其版面清晰程度远不如上海图书馆藏本。

即使以内阁文库本的原色影像与上海图书馆藏本对比，二者共有的叶面，凡上海图书馆藏本缺处误处，内阁文库本必同缺或同误；而内阁文库本某些模糊甚至已完全漫灭不见的文字，在上海图书馆藏本上往往比较清晰。

如卷一〇《翠翠传》“但愈加抑郁”之“愈加”二字，卷一五《张真人》“真人以木笼盛之”之“盛”字，在内阁文库本上都已漫灭莫辨，在上海图书馆藏本上则清楚可识。这也是因为书的板片既越印越模糊，其本就模糊的文字就率先漫灭在时间长河中了。

《明代类书体小说集研究》

二、成书时间再讨论

目前所见最早著录《广艳异编》的目录书是明代徐所撰《徐氏家藏书目》，其子部小说类载“《广艳异编》三十五卷。吴大震”。后来明代祁承㸁《澹生堂藏书目》子部亦载“《广艳异编》。八册，三十五卷”，而未著录作者。

关于《广艳异编》的成书时间，论者推定为万历三十二年（1604）至万历三十五年（1607）间[1]，后有论者进而推至万历三十四年（1606）至万历三十五年（1607）[2]。此二说所据材料相同，时间上限都是据《榕阴新检》中《金凤外传》篇后的王宇识语（《广艳异编》卷七辑入，而未辑篇后识语），时间下限皆据《徐氏家藏书目》。

成书时间上限推定为万历三十四年（1606），近是；而成书时间下限据《徐氏家藏书目》，则未必可靠。

这是因为，《徐氏家藏书目》卷首有《家藏书目序》（末署“万历壬寅初秋，三山徐兴公书”）、《藏书屋铭》（末署“万历甲辰六月望日，徐兴公书”）、《题儿陆书轩》（末署“万历丁未秋日，徐兴公书”），看起来似乎《徐氏家藏书目》在万历三十五年（丁未，1607）已编成，但实际上，徐对其《家藏书目》的增补几乎是延续其终生的。那么，也就无法据《徐氏家藏书目》来推定《广艳异编》的成书时间下限了，因为《广艳异编》也可能是徐在万历三十五年后增补入其《家藏书目》的。

《徐氏家藏书目》

比如，《徐氏家藏书目》中，著录《广艳异编》的子部小说类还著录有：“《说储》八卷《续说储》八卷。陈禹谟”，而《说储》乃徐胜芳初刊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二侠传》二十卷。男侠、女侠。拓浦徐广辑”，而《二侠传》初刊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千百年眼》十二卷。潇湘张燧”，而《千百年眼》初刊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舌华录》九卷。新都曹臣”，而《舌华录》初刊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杂俎》十六卷。谢肇淛”，而《五杂俎》初刊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

以上这些都是刻本，但是，徐氏或许在初刊前就得到了这些书的稿本或抄本，因而其所著录的这几种并非刻本而是稿抄本，这种可能性虽然不大，毕竟还不能排除。下面几种情况，就会更加具有说明的效力了。

《徐氏家藏书目》集部别集类“南京苏州府”下著录有：“葛一龙《钟陵社草》一卷”，其作者简历中云“天启中官福建理问”；“张溥《七录斋集》六卷”，其作者简历中云“辛未进士”，辛未年乃是崇祯四年（1631）；“《冯梦龙诗集》六卷”，其作者简历中云“崇祯初乡贡，寿宁知县”，所以著录之时也必在崇祯七年（1634）冯梦龙任寿宁知县以后了。甚至别集类“南京应天府”下，最末条著录有徐氏晚至崇祯十四年（1641）才得到的“朱润祖《寓轩集》十卷”[3]。

《徐氏红雨楼书目》

再比如，四卷本《徐氏红雨楼书目》和七卷本《徐氏家藏书目》中都有的子部传奇类，其中皆著录有“《万事足记》。冯梦龙”，而这部《万事足记》传奇，应是作于冯梦龙任福建寿宁知县时，所以徐氏著录此书的时间同样不早于崇祯七年（1634）。

相对来说，据《刘氏鸿书》明确注引《广艳异编》来推定《广艳异编》的成书时间下限，即万历三十八年（1610）[4]，目前看来可能更为稳妥些。至于祁承㸁《澹生堂藏书目》之编定，已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的事，时间则更晚了。

三、来源文献与校勘价值

与成书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广艳异编》的故事文本来源。内阁文库本《广艳异编》共汇集故事597篇，其中卷四《陈生》仅存篇名而无正文，卷二二中《张秀才》和《轻素轻红》两篇与卷二一中重出（上海图书馆藏本则不重出），实存594篇。

这594篇故事中，有325篇见于《太平广记》，有98篇见于《夷坚志》（其中《投桃录》《宝环记》《妖柳传》三篇，与《夷坚志》中的《刘尧举》《西湖庵尼》《陶彖子》差异甚大），有18篇见于《琅嬛记》，有18篇见于《榕阴新检》（《郑鬼小娘》一篇早见于《夷坚志》，不计入），仅此即已看出，《广艳异编》中的故事几乎都是“述旧”，这些故事都是吴大震大量翻阅典籍，“神游宛委”而“心醉嫏嬛”，“时披册府之遗函”（《广艳异编》凡例中语），精选而来。

全书目前来源无考的篇目仅34篇左右，也无法确定该部分是否都来源于吴大震那些“犹龙之胜友”的口中。

在已知的《广艳异编》故事来源中，《太平广记》和《夷坚志》是其最为主要的两部前朝文献，且这两部书版本都较多。其他如《琅嬛记》《榕阴新检》《古今清谈万选》《稗家粹编》《青泥莲花记》《剪灯新话》《剪灯馀话》等，都是明代刻本。

《重刊宋本夷坚志》

关于《广艳异编》所据的《夷坚志》版本，论者已有较明确可靠的判断，即主要是叶祖荣编选的《新编分类夷坚志》[5]。此处且重点讨论一下《广艳异编》所据《太平广记》的版本。

自谈恺在明嘉靖、隆庆之际刊刻《太平广记》以来，到吴大震所生活的万历年间，又出现了活字本和许自昌刻本两种《太平广记》，《广艳异编》所依据的会是何种呢？这需要通过异文对比来寻求痕迹。如：

《广艳异编》卷一《瀚海神》（出《太平广记》卷二九七）“今有尔小将投我”句之“今”字，谈恺本作墨钉，活字本此处作空缺，许自昌刻本则有“今”字，《广艳异编》同许本。

《广艳异编》卷一八《郄惠连》（出《太平广记》卷三七七）“忽见一人，绣衣佩刀”句之“绣衣”二字，“以册立阎波罗王”句之“册”字，谈恺本皆作墨钉，活字本皆空缺，许自昌刻本则有“绣衣”及“册”字，《广艳异编》同许本。

《广艳异编》卷二八《崔韬》（出《太平广记》卷四三三）“妾试更着之”句后，谈恺本、活字本皆有“衣犹在请”四字，许自昌刻本则无此四字，《广艳异编》同许本。

《广艳异编》卷三二《崔咸》（出《太平广记》卷三三三）“陪陵崔咸”句之“陪”字，谈恺本、活字本皆作“博”，惟许自昌刻本作“陪”，《广艳异编》同许本。

在选取例证时，此处特意避开了那些同时见于《太平广记》和其他上源文献的故事，如《广艳异编》卷二《震泽龙女》“茅山华阳隐居”句之“华阳”，《太平广记》卷四一八谈恺本、活字本皆作“华龙”，许自昌刻本作“华阳”；但是篇中其他句，如“有渔人茅公偶堕洞中”“昼夜明彻，守门小蛟龙”“忽仿佛记得归路”，谈恺本、活字本、许自昌刻本皆作“有长城乃仰公驰误堕洞中”“昼夜光明，遇守门小蛟龙”“忽仿佛说得归路”，而《广艳异编》此篇的文字实际上是来源于《古今说海》[6]。

桂芳堂刊本《古今说海》

《广艳异编》卷二九《郑四娘》“转入易水村。足力少息，李不能舍”“衣服脱卸如蜕，脚上着锦袜”“取猎犬噬其子，子略不惊怕”“复还东京，婚于萧氏，萧氏常呼”“一日晚，李与萧携手归房”“李问阿谁夜来答曰”“闻其言，遽欣然跃起”“欲近之而不能，四娘因谓”“宜早为抚育”等句，《太平广记》卷四五一谈恺本皆被挖去，作墨长条，活字本皆空缺，许自昌刻本则皆有，《广艳异编》同许本；但是《广艳异编》此篇的文字也有可能来自于《狐媚丛谈》。

从《广艳异编》独同于许自昌刻本《太平广记》的文字来看，在吴大震所能看到的《太平广记》版本中，他所依据的很可能是许自昌刻本，这个刊刻于万历年间的本子，距离他编纂《广艳异编》的时间最近，或许更易于见到。

辑录故事时，吴大震有意进行了校勘，其凡例谓“三豕渡河，尽扫风庭之落叶”。因而在文献传播的层面，《广艳异编》不仅保存了很多今天已佚的文献，而且有助于文献校勘。

如《太平广记》卷一八《柳归舜》：“我忆阿娇深闺下泪，唱曰：‘昔请司马相如为作《长门赋》，徒使费百金，君王终不顾。’”注出《续玄怪录》。“昔请司马相如”，高承埏稽古堂刻本《玄怪录》作“昔请司马郎”，所唱四句即成五古一首。

程毅中先生以稽古堂本为底本校《玄怪录》，此处校曰：“‘郎’陈本、《广记》、《说海》、《广艳》等作‘相如’二字。”[7]其实，《广艳异编》卷四《柳归舜传》正是作“昔请司马郎”，程先生此处失校。

而《广艳异编》刊成时，高承埏方在髫龄，虽然无法肯定后来高承埏刻《玄怪录》，此处就是据《广艳异编》校改，但《广艳异编》是比稽古堂本《玄怪录》更早的作“昔请司马郎”的文献，则是无疑的。

《玄怪录续玄怪录》

又如《太平广记》卷四〇四《肃宗朝八宝》，天帝命刺史崔侁进宝于天子，而节度使崔圆欲录表奏，真如止之曰：“天命崔侁，事为若何？”诸本文字皆同，然义有未通。惟乾隆时陈鳣校本“事为若何”校作“奈何违乎”。

《广艳异编》卷二〇《真如八宝记》则作“天命崔侁，争为若何”，故崔圆“惧而止”。如此则文义畅然，“争”字应即吴大震的校改，“事”为“争”之形误；陈鳣校本则似去真远矣。

《太平广记》卷一五〇《李揆》“前二首无所遗限”，诸本皆同，“限”字误，可据《广艳异编》卷一七《李揆》改为“恨”字；《太平广记》卷三二三《富阳人》“此物转顿请乞放”，诸本皆同，“转顿”二字疑误，《广艳异编》卷三一《富阳王氏》则作“此物稽颡，专请乞放”，义更圆足而优长，“转顿”或为“稽颡”之形误。凡此皆可见《广艳异编》的校勘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