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的名字在民国史上人人知道，他一个人在外交谈判里替国家争过一口气，让世界听到了中国说话，但很少人问过，他那四任妻子到底算什么，是普通的夫妻缘分，还是时代和野心底下的一枚棋子。
1888年，顾维钧出生在江苏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上海的小官吏，家里日子紧巴，差点让他退学去钱庄当学徒，十二岁那年，父亲的一位同事张衡山瞧他面相不凡，主动提出把女儿许给他，这门亲事不单是命里注定，更成了他翻身的靠山，张家咬牙凑钱供他读书，送他出国留学，要不是有这个贵人，他多半就在上海的钱庄里，算盘打到老。
但婚姻的推动力远不止这些，1912年顾维钧刚回国，在外交圈里还没站稳脚跟，却爱上了上司唐绍仪的女儿唐宝玥，差点丢了前程，唐家势力大，他父亲直接出面逼张家退婚，唐宝玥以死相逼，才争来这段婚事，这桩婚姻不只带来感情，也带了实打实的政治资源，当上总理女婿，顾维钧从三等秘书一下子成了外交圈的焦点，可惜好日子没多久，唐宝玥染上流感走了，留下顾维钧一个人，去面对巴黎和会上的风浪。
1919年，顾维钧在巴黎说，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这话让列强一愣，而背后撑着他的，是第二任妻子黄蕙兰，她曾是英国爵士的遗孀，会好几种语言，认识的人遍布欧美，两人搭伙三十年，她帮他在饭局上搭桥，用家里的钱补上外交的缺口，等他名声起来了，这桩合作就慢慢淡了，婚姻也跟着散了。
最后一位妻子严幼韵，像是命运悄悄给顾维钧的一份踏实礼物，她放下身段，在纽约陪九十岁的他过起安静日子，每天煮饭、整理、陪他说话，他因此多活了二十六年，临终前遗嘱里没提钱，只留了几本外交笔记，他大概觉得，婚姻不是交换，是乱世里两个人互相拉着，不沉下去。
从张家的赌注，到唐家的权势，再到黄家的资本，还有严家的陪伴，四段婚姻像四把钥匙，一扇一扇打开顾维钧人生里的门，历史书总说他是天才外交家，可没人问过，要是没有这些女人撑着，那个上海来的年轻人，真能站到联合国的签字台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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