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伊朗陷入外敌入侵、国家分裂的深重灾难中，恺加王朝的腐败无能、卖国求荣愈演愈烈，群众性、战斗性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苏俄对伊朗的友好外交政策进一步唤醒了伊朗人民民族意识，土耳其凯末尔革命为伊朗的发展树立了榜样，伊朗在衰败中蕴藏着新生，在危机中孕育着生机，在苦难中呼唤着英雄，在保守中等待着改革。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商业资产阶级和新兴地主的代表人物礼萨·汗从伊朗崛起。
礼萨·汗于1878年出生在里海之滨马赞德朗省的一个小地主家庭，其祖父曾参加过征讨阿富汗的战争，父亲是一位军官，曾驻守马赞德朗。礼萨·汗出生四十天后，其父去世，家道中落。母亲带他历经千辛万苦来到只有八万人口的德黑兰。
礼萨·汗五岁学会赶毛驴，十岁成为所向无敌的孩子王，从小性格坚强，敢想敢干，吃苦耐劳。
礼萨·汗十四岁时参加哥萨克兵团，先后在德国驻伊朗大使馆、比利时驻伊朗大使馆当勤务兵；十七岁时同表妹玛利亚姆·卡拿姆结婚；十八岁时成为冲锋陷阵、骁勇善战的一名骑手；二十一岁时被提升为副官，改名礼萨·汗，在波斯语中意为部落"首领"。
他参加过多次战役，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习惯了严格而艰苦的军旅生活。1903年，因为用机枪击退来犯之敌而获得礼萨·马克西姆的称号。
礼萨·汗善于独立思考，对俄国控制波斯军队大为不满，对于被镇压的爱国人士深为佩服，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开始形成，决心依靠军队改变波斯的命运。
三十岁时他已是上尉。他不耻下问、潜心求学，广泛阅读各种书籍，关心国内外大事，政治意识迅速形成。他极为关注土耳其凯末尔革命进展情况，对波斯积贫积弱的局面深为忧虑。
1919年，礼萨·汗被提升为陆军上校，成为哥萨克师的副指挥官，手下拥有两千五百名骑兵。这时，他已经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政治盟友﹣新闻记者赛义·泽亚丁·塔巴塔巴伊。
此时英国公使诺尔曼要求莫西尔杜拉根据1919年协定，将由俄国反革命军官指挥的哥萨克师转交给英国军官指挥，这位首相为了维护伊朗国家利益，没有答应英国的要求，于是，英国停止发放对伊朗每月一万英镑的补助金，莫西尔杜拉内阁被迫于1920年10月25日辞职。
1920年11月13日，赛帕赫达尔·拉什姆首相组阁，新政府宣布撤销哥萨克师指挥官斯塔罗赛尔斯基将军的职务，将这支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伊朗军官萨尔达尔·胡马雍。在此之前，礼萨·汗已经强迫军中的俄国军官离开伊朗。
1920年11月22日，英国正式要求将哥萨克师交由英国军官指挥，否就终止对伊朗的补助金。1921年1月6日，英国使馆指示在伊朗的民众准备撤离伊朗。
同时，英国秘密与礼萨·汗联络，支持礼萨·汗发动政变，取代有反英情绪的政府。
1920年2月中旬，礼萨·汗的部队驻扎在哈马丹，官兵们已经连续数月未领到军饷，怒气冲天，对国家的前途命运也忧心忡忡。
1921年2月21日拂晓前，礼萨·汗在密友赛义德·泽亚丁和穆尔特兹·汗的支持下，率领两千五百名骑兵进军德黑兰，上午十点钟到达德黑兰郊外，下午三点未遇任何抵抗就控制了整个首都。当日傍晚，原首相辞职，国王任命赛义德·泽亚丁为首相。第二天，礼萨·汗被提升为哥萨克师师长，并接管了陆军部。
礼萨·汗要求德黑兰全体居民服从命令，保持镇静，并将前任内阁大臣和首都的一些头面人物投入监狱。英国也希望这位坚强有力的军人来收拾残局，以便维护英国在胡泽斯坦的油田的正常生产。
1921年2月26日，《苏伊友好条约》签订，苏俄支持伊朗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权益，礼萨·汗迎来了有利于改革的国际环境。他依靠哥萨克师，建立了听命于他的宪兵部队和警察部队，掌握了伊朗的军权，为掌握政权打下坚实的基础。他的民族主义思想终于有了实现的机会，他的现代化改革方案也慢慢具备了实施的环境。伊朗面临着百废待兴、破旧立新的历史机遇。
赛义德·泽亚丁任首相期间（1921年2月22日﹣5月24日），英国废除了1919年英伊协定，至5月15日英军全部撤出伊朗，6月初苏军也全部撤离吉朗省，历时十二年之久的军事占领时期宣告结束。
由于实行过激的政策和肆意逮捕达官显贵，赛义德·泽亚丁于5月24日倒台，戈旺姆·萨尔坦内继任首相，礼萨·汗成为国防部长和军队总司令。从这时到1926年4月加冕称王，他进行了第一阶段的改革。
礼萨·汗首先创建了伊朗现代军队，成为伊朗新型军队的缔造者。他下令免去哥萨克师中的所有英国教官，并解散英国人所创立的南波斯洋枪队，把12000名宪兵和7000名哥萨克士兵整编成伊朗皇家武装部队，实现军队的统一编制，统一指挥，即军队的一体化。
同时又用哥萨克师中的伊朗军官代替了宪兵队中的外国军官，这些委以重任的伊朗人大多是对礼萨·汗忠心耿耿、唯命是从的朋友或部下。
新军经过整编，扩招人数达40000名，在礼萨·汗的亲自监督下加紧训练，其战斗力大大提高。
礼萨·汗深知军费对军队的重要性，早在戈旺姆当首相时就迫使财政部把公共产业的收入转归国防部支配。有了源源不断的军费，军官待遇优厚，军队装备齐全，士兵士气高涨。
这支军队成为礼萨·汗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统一的有力武器，也成为礼萨·汗权力的支柱和基础，成为伊朗新生和复兴的力量保证。
礼萨．汗坚决铲除国内的分裂割据势力，重建现代伊朗国家的统一。1922年兵发阿塞拜疆和法尔斯，1923年肃清了克尔曼沙赫的割据势力，1924年用兵于巴卢奇斯坦和卢里斯坦，1925年取胜于马赞德朗和霍腊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24年征服胡泽斯坦。胡泽斯坦省督谢赫·哈扎尔自以为是独立王国的国王，与英国互相勾结，互相利用，接受英国的庇护。他拒绝向中央政府缴税，蔑视中央政府，急欲脱离中央政府，建立"独立的阿拉伯国家"。他与心怀不满的卢尔人、巴赫蒂亚尔人共谋分裂国家。
历代中央政府都想征服他，但都无能为力，英国人警告伊朗政府不要动他，甚至派军舰驶进波斯湾耀武扬威。
1924年秋，礼萨·汗兵发胡泽斯坦，他亲临战场，就近指挥，谢赫·哈扎尔不堪一击，兵败被俘，英国则袖手旁观，置之不理，礼萨·汗轻而易举地打败了英国的爪牙。
这一英雄行动受到伊朗举国上下的称赞，他从此声名鹊起，羽翼渐丰。
早在1923年10月28日，阿哈迈德国王就任命礼萨·汗为首相，身兼国防部长，他自己则出游欧洲，一去不返。第四届议会闭会期间，代表大地主和乌莱玛利益的保守议员坚决反对礼萨·汗的两年义务兵役法案。
于是，礼萨·汗促使俯首听命的第五届议会于1923年1月召开，新议会顺利通过了两年义务兵段法案，又通过了税收法案，允许从糖茶中征税以之作为未来建设横贯伊朗的大铁路的费用。在全国统一重量和长度单位，重新采用伊斯兰前的年历，首相被尊为军队最高统帅。人人都必须保留出生证明，像欧洲人一样给自己取一个姓。
礼萨·汗起初想仿效凯末尔，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政体，但由于达官显贵和教士的强烈反对，礼萨·汗审时度势，还是决定建立君主制。1925年12月12日，立宪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宣布礼萨·汗继承王位，1926年4月25日举行加冕典礼，正式建立巴列维王朝，礼萨·汗的改革进入第二阶段。
在第二阶段改革中，他收回国家主权，全面坚决地维护国家权益。
(1）废除领事裁判权。1927年，他下令解散旧法院，成立新法院，并按照符合国际惯例的法律作出裁定，即相信伊朗的法律可以公正地保护在伊外国人的权益，干涉和控制伊朗内政的领事裁判权就再无存在的必要。经过外交努力，到1928年5月，彻底废除了领事裁判权。
(2）实行国家行政管理民族化。解除那些人在伊朗心在本国的外籍工作人员的职务，特别是解聘了来自美国的财政顾问，辞退控制伊朗海关的比利时顾问。1934年6月，实现海关业务管理人员伊朗化。
(3）宣布实行关税自主。实行新的关税法，以保护伊朗的民族工业和经济独立。
(4）坚决拒还不合理的国际债务，合理合法合情地争取国家利益。当伊朗坚决收回海关主权时，分享伊朗南部海关税收的英国以要伊朗归还450万英镑的欠款相要挟，伊朗坚决斗争，英国被迫将450万英镑的欠款降到200万英镑，并建议分期付款，最后英国承认关税法，伊朗也答应还清英国债务。
(5）收回恺加王朝给予外国的租让权，千方百计地维护民族利益。根据1901年5月21日协定，除阿塞拜疆、吉朗、马赞德朗、戈尔甘和霍腊桑北部五省以外，伊朗其他地区的石油开采权和经营权租让给达尔赛，为期六十年。
(6）取消外国在伊朗的军事基地。1932年，英军将其在波斯湾的海军基地从布什尔迁到巴林群岛。苏联也将恩兹里港及其附属设施交还伊朗，苏联军舰撤离伊朗水域。
礼萨·汗继续巩固中央集权制和国家统一，镇压民族分裂主义，强迫游牧部落过定居生活，大力发展现代经济，进行世俗化的社会改革。
(1）打击、限制教士的权力和势力。首先，根据欧洲模式创建现代教育和法律制度、削弱教士在司法、教育和慈善事业领域的传统地位；政府监督清真寺的地产，削弱教士的经济基础；政府干预人们的日常生活乃至衣着，摘除妇女面纱，让妇女接受教育；采用欧洲样式的姓氏和非伊斯兰日历；让信仰其他宗教的人也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这一切都遭到了教士的强烈反对，但政府对其进行了坚决镇压。当然也有一部分教士为了不卷入政治，保持沉默；一部分教士力图在伊斯兰教义和认识论的框架内为时代变迁和政府的政策寻找合理的解释。
(2）发展现代世俗教育。1923年伊朗学生总数为55000千人，1938年增至233.7万人。从1921年至1941年，伊朗识字的人数大大增加。1935年成立德黑兰大学，还成立了农学院、师范学院，1938年伊朗在校的大学生有4200人。然而由于教育经费不足，只有富人和新兴中产阶级的子女才有能力上学。
(3）提高妇女地位。为了建立一个自立、自我发展的新伊朗，礼萨·汗需要利用所有智力和资源为国家服务，因而需要把妇女也纳人国家生活的主流。他模仿发达国家，强调新伊朗应该为具有现代性的民族国家。他让妇女进入公共生活，在教育、衣着、社会生活方面模仿西方，1936年宣布妇女戴面纱为非法，准许妇女进人大学接受教育，妇女可在学校、医院、工厂和国家机关工作。尽管妇女地位的提高仅限于中上层妇女，但这在伊朗现代史上是划时代、破天荒的大事，从此伊朗接受过现代教育的妇女开始在国家文化和经济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4）礼萨·汗仿效土耳其这一榜样，采用欧洲服饰，改革伊朗传统服饰。从1928年起，禁止戴用历代相传的波斯缠头"头巾"，而改戴"巴列维头巾"，最后又下令戴欧洲式的帽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戴布帽檐的帽子，军人戴无檐的军帽。
1933年1月，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1933年8月2日在兴登堡总统去世之后自称为元首，他在德国鼓吹"雅利安人种优越论"。在柏林的伊朗公使馆外交官深受影响，就向伊朗外交部建议，既然伊朗被认为是雅利安人的摇篮和最初的家园，那么国名应从波斯改为伊朗。
礼萨国王接受了这个建议，伊朗政府在1934年的最后一天向国际社会宣布从1935年1月开始，国家的正式名称由波斯改称伊朗。国名改动不仅把伊朗的文明史向前延伸了，而且也显示了所谓民族"优越感"和"自豪感"。这充分体现了伊朗民族主义的内心梦想和感情。
为了冲淡和贬低伊斯兰教在伊朗社会中的巨大影响，礼萨国王从伊斯兰前的波斯帝国的光荣和强大中寻找民族骄傲的根源，让人们牢记阿拉伯人征服伊朗的屈辱历史，从而拒绝和轻视阿拉伯人带来的伊斯兰教，为巴列维王朝的世俗化改革寻找理论根据。
伊朗举行史诗诗人费尔多西的千年纪念会。1930年通过国家文物保护法；1935年在库姆建立了历史博物馆，陈列公元前的历史文物；1936年在德黑兰建立了人类学博物馆；1937年建立了国家图书馆；1938年在德黑兰建立了古文献博物馆，在设拉子建立了拜火教纪念馆。
礼萨·汗的改革顺应了伊朗历史的发展潮流，很大程度上结束了伊朗近代丧权辱国、灾难深重的历史，启动和促进了伊朗追求富国强兵的现代化建设，他使积贫积弱的伊朗重新焕发出活力，使伊朗获得新生，礼萨·汗被誉为现代伊朗之父。
然而，光鲜的改革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巴列维的现代化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发展，却触动了伊朗社会的根本矛盾——土地矛盾与宗教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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