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这辈子，爬到顶上，能让你从骨子里服气的，掰着指头都数得过来。
白崇禧，人称“小诸葛”，机关算尽，到头来躺在台北的床上，心里头真正掂量的，也就两个人。
这两个人，一个让他怕，一个让他敬。
怕的那个人，是战场上能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反咬你一口的狠角色；敬的那个人，是能把一群牛鬼蛇神捏合成一股绳，跟你玩阳谋的真领袖。
这事儿，他到死都没敢明着说全，可身边的人都咂摸出这个味儿了。
胡琏这人，扔人堆里你都找不着。
个子不高，话也少，瞅着就像个陕西乡下来教书的先生，土里土气的。
可一上战场，这股“土”劲儿就变成了“狠”劲儿。
他手下的兵，后来都叫“土木系”，听着不洋气，可打起仗来，就是拿命往里填的土，是顶房梁的木，硬得很。
说到这股狠劲，就不能不提1943年的鄂西会战。
当时的目标是石牌，长江边上个小地方，却是重庆的最后一道大门。
日本人也知道这地方要命，派了十万大军，飞机大炮跟不要钱似的往下砸。
那会儿，重庆行营里头，一群大官开会，地图摊开，看着日军的红色箭头，一个个脸都绿了。
有人就提了，要不咱往后退退，把日本人放进来再打？
这话说得有水平，叫“诱敌深入”，可谁都知道，这是怂了。
就在这时候，胡琏站起来了。
他那时候是第十一师的师长，官不大，嗓门也不高。
他就说了几句实在话：“守不住石牌，重庆就没了。
国都没了，我们这些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当兵的，死在战场上，是本分。”
说完，他转身就走了。
回到师部，第一件事就是给老婆写了封信，信里没啥肉麻话，就交代了后事，然后揣着五封写给手下五个团长的信就上了前线。
那信里写的更直接：哪个团敢后退一步，团长就地枪毙。
他自己呢？
就待在离前沿阵地最近的指挥所里，炮弹就在头顶上飞。
他告诉手底下的人，他要是死了，就把他埋在阵地上，师长跟弟兄们一块儿守着。
这一下，整个第十一师的兵都红了眼。
打到最后，日本人尸体把江滩都铺满了，硬是没能往前拱一步。
胡琏这一战，算是把自己的名号给打出来了。
他不是靠什么精妙的战术，就是靠一股子“我死你也别想活”的蛮劲，把日本人给顶了回去。
白崇禧后来评价这一仗，就俩字：血性。
到了1949年，这股“狼性”在金门又用上了。
那时候，国民党在大陆兵败如山倒，胡琏的十二兵团也是从淮海战场上九死一生逃出来的，人心都散了。
一船一船的残兵败将被运到金门岛上，看着茫茫大海，都觉得是等死。
可胡琏一上岛，没搞什么精神讲话，也没整顿军纪，他带着工兵，背着个水壶，天天在海边上转悠，拿个小本子写写画画。
手下的人都纳闷，这都啥时候了，还有心思看风景？
没过几天，大家就明白了。
胡琏下的命令，让所有人都觉得邪门：把坦克、大炮全给埋到沙子里，挖地道，修工事，不在滩头跟解放军硬拼。
他的想法很简单，解放军坐着木船过来，没重武器，肯定觉得岛上这帮残兵败将一冲就垮。
他就要把人放上来，等他们到了岸上，队形散了，再从四面八方的地洞里钻出来，用交叉火力“包饺子”。
古宁头那一仗打下来，结果所有人都知道了。
解放军登陆的部队，因为不熟悉地形，加上情报有误，在岛上吃了大亏。
胡琏这招“请君入瓮”，让他在绝境里翻了盘。
“金门王”这个外号，就是这么来的。
他这种人，你不能用常理去判断。
他就像一头在荒原上受了伤的狼，越是绝望，咬得越狠。
白崇禧佩服他，是因为白崇禧自己就是个玩战术的顶尖高手，他知道，胡琏这种在绝境里还能算出活路的人，是真正的将才。
说完了“狼”，再说说白崇禧心里的那条“龙”，李宗仁。
白崇禧跟了李宗仁大半辈子，从广西打到南京，俩人说是上下级，其实更像是一对搭档。
如果说白崇禧是那把最锋利的军刀，那李宗仁就是那个懂得如何用刀，并且能让一群拿着刀的人都听他话的宗师。
李宗仁最厉害的本事，不是打仗，是“拢人”。
1938年打台儿庄，这本事就体现得淋漓尽致。
当时徐州那片儿，第五战区的部队乱成一锅粥。
川军、西北军、中央军，还有桂军自己，谁都不服谁。
尤其是庞炳勋、孙连仲这些杂牌军头头，哪个不是老油条？
手里那点兵，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本钱，谁舍得拿去跟日本人硬拼？
蒋介石把这个烂摊子甩给李宗仁，好多人都等着看桂系的笑话。
李宗仁到了徐州，没摆他战区司令长官的架子。
他把那帮将军们都请来，不讲大道理，就讲了一句掏心窝子的话：“我知道弟兄们都有难处，家底子薄。
但是，今天我们死在山东，是为国尽忠，总比将来眼睁睁看着日本人在自己家门口横行霸道强。
咱们都是中国人，这根骨头，不能软！”
光说好听的没用。
李宗仁接下来做的事，才让这帮老江湖彻底服了。
他把自己最能打的桂系第七军，也是他的老本，直接摆在了最危险的临沂一线，去啃日军最硬的骨头坂本师团。
同时，中央拨下来的武器弹药、粮食补给，他不分亲疏，不管是中央军还是杂牌军，按人头平分。
这一下，底下那帮各怀鬼胎的将军们，心里那点小九九全没了。
人家司令长官把自己的心肝宝贝都豁出去了，还跟你公平交易，你再藏着掖着，就太不是东西了。
后来守台儿庄最紧要的关头，孙连仲的部队都快打光了，他给李宗仁打电话，李宗仁说你再顶一顶，孙连仲二话不说，把自己最后一个师也填了进去，命令部队跟日本人拼刺刀。
台儿庄能赢，赢就赢在李宗仁用“公道”两个字，把一盘散沙捏成了拳头。
要说治军是这样，治理地方，李宗仁的格局就更大了。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都讲究“地盘意识”，我的地盘就得是我的人。
可李宗仁和白崇禧在广西搞建设，却反其道而行之。
他们到处请人才，不管你是哪里人，也不管你以前是干嘛的，只要有本事，就请来广西。
当时广西大学请了一帮教授，里头有不少思想左倾的，还有跟共产党走得近的。
有人就跟李宗仁打小报告，说这些人“成分”有问题。
李宗仁听了，手一摆，说：“我们请人家来是教书的，是搞学问的，不是来审查政治立场的。
只要他能教出好学生，能为广西做贡献，就是我们的人。”
就因为这种气度，抗战时期的桂林，成了全国文化人的一个避难所，天南地北的文人学者，跑了三千多人过去，让那个山水小城，有了“文化城”的名声。
白崇禧私下里跟人开玩笑，说：“德公（李宗仁字德邻）这个人，好比一个大熔炉，什么铁都能往里扔，都能给你炼成好钢。
我白崇禧，最多算炉子里鼓风的那个风箱。”
这话虽然是玩笑，却说得非常到位。
白崇禧懂军事，是术；李宗仁懂人性，懂政治，是道。
有术无道，是匹夫之勇；有道无术，又空有其表。
李白二人，恰好凑成了一对。
1966年，李宗仁绕了一大圈，最终从美国回到了北京。
三年后，白崇禧在台北的一处寓所里一个人走了，据说他去世前，住所周围一直有人在盯着。
而当年那头在金门打出威风的“狼”胡琏，早就被明升暗降，调去乡下过起了种花养鱼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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