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南，今年四十八了，生在陕南一个山坳坳里。
小时候，肚里缺油水，一年到头最盼的，就是腊月里杀年猪。那意味着能敞开肚皮吃上几顿油汪汪的杀猪菜，骨头缝里都能透出香来。
可要说印象最深的，还得是1989年冬天我家杀年猪那天。那情景，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像用刀子刻在脑子里一样。
那天，天刚蒙蒙亮，我跟娘就爬起来了。院子里那口大铁锅早已支棱起来，底下柴火噼啪作响，锅里水咕嘟咕嘟冒着白汽，把寒冷的清晨都熏得暖和了些。爹脸上带着难得的笑意，搓着手，一家家去请左邻右舍晌午过来吃杀猪宴，这是老规矩，图个热闹喜庆。
水烧得滚开时，帮忙的邻居们也都到了，说说笑笑，院子里顿时有了生气。杀猪匠王老五叼着烟卷，带着家伙什也来了。几个壮劳力吆喝着跳进猪圈，把那头养得膘肥体壮、嗷嗷直叫的大黑猪拖了出来。一阵忙乱和猪的嘶鸣后，猪被放了血，吹了气，用开水烫了刮毛，最后白净净、肥嘟嘟地被倒挂在院中临时搭起的木架子上。
王老五拿着锋利的砍刀，正准备按照各家的预订和人情往来分割猪肉，院门口的光线忽然暗了一下。一个人影杵在那儿。
我抬头一看，心里咯噔一下——是我大伯，李汉林。
爹正笑着给人递烟，回头看见大伯，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眉头拧成了疙瘩，声音也沉了下来：“你来干啥？”
大伯穿着一件旧棉袄，双手抄在袖筒里，听到这话，脖子一梗，眼睛瞪得像铜铃：“李汉山！我是你大哥！你家杀猪，我怎么就不能来了？”
“大哥？” 爹从鼻子里哼出一声，语气里带着刺，“我们早就闹掰了！哪来的大哥？”
这话一点不假。我爹和大伯，一个叫李汉山，一个叫李汉林，亲亲的兄弟俩，却已经有五六年没说过一句话，路上碰见都当对方是空气，更别提走动了。
爷爷奶奶走得早，家里就他们兄妹三个，还有个二姑，嫁到了山那边，一年难得回来一次。爷爷临终前留下话，家里那四间老瓦房，爹和大伯一家两间，公平合理。起初两家住一个院里，也还算和睦。
坏就坏在83年开春。那年大伯家打算翻建新房，偏巧我姥爷病重，我娘是隔壁县的，爹娘带着我急匆匆赶了回去。等姥爷下葬，我们料理完所有事情回来，已经是一个月后了。走到老宅一看，我和爹娘都傻了眼——我家那边紧挨着大伯家的一间房，没了！原地只剩下一堆碎砖烂瓦！
原来是大伯家建房时，不知怎么弄的，把我家那间房的房梁给弄塌了，墙也垮了一半。大伯和大娘当时跟我爹娘解释，说纯属意外，是不小心塌的。他们看房子已经垮了，想着不如趁机一起重修，等他们家新房子盖好，匀一间给我们家住。
木已成舟，爹娘心里憋着火，也只能点头同意。好不容易等到大伯家气派的新瓦房盖好了，我们搬进了他们答应给的那间房。可住进去没几个月，出事了。我和堂哥，就是大伯的儿子，为争一个玻璃珠打了起来。那小子比我壮，我打不过他，他骑在我身上，指着我的鼻子骂：“李南，你个叫花子！住着我家的房子，就该啥都得听我的！你得求着我！”
我气得哇哇大哭。我娘闻声跑出来，拉起因由，气得脸色发白，质问堂哥：“你咋这么说话？这房子地基原本是我家的！”
大娘听见动静，从屋里窜出来，双手叉腰，声音尖利：“啥你家的我家的？这房子是我们一砖一瓦新盖的，那就是我们家的！你们住着我们的新房，还这么硬气，脸皮咋那么厚呢！”
我娘是个要强的人，哪受得了这个，当场就跟大娘吵得天翻地覆。她哭着闹着，让大伯家把原来那间老房还回来。大娘却一口咬定我娘是厚脸皮，想赖他们的新房子。
爹从地里回来，脸色铁青，直接找到大伯：“大哥，当初是咋说的？你们擅自做主拆了我的房，现在倒成了我们赖着你们的了？”
大伯觉得爹是在外人面前给他没脸，也火了，兄弟俩大吵一架，几乎要动手。就为这事，我娘一气之下，跑回娘家，求亲戚借了些钱，回来买了村里几间别人搬走后废弃的旧屋，简单收拾了一下，我们家就搬了过去。从那以后，两家彻底断了来往，一个村住着，却像隔着千山万水。
后来我家条件好些了，想把那几间旧屋推倒重建。动工前，大伯不知是心里过意不去，还是听了旁人劝，托村长捎来五十块钱，说是补偿当初那间老房的地基钱。爹当时正在气头上，觉得这是羞辱，硬邦邦地给挡了回去，一分没要。
谁能想到，五六年没登过我家门的大伯，会在今天这个节骨眼上，自己找上门来“索肉”呢？
院子里刚才还热闹的气氛，一下子凝固了。众人都停下手里的话，看看爹，又看看大伯，没人吭声。
大伯被爹瞪着，脸上有点挂不住，但还是硬撑着，粗声粗气地说：“看啥看？还不快给你哥割肉去！要肥膘厚的！”
爹胸口起伏，还要说什么，旁边站着的邻居德顺叔赶紧上前，一把拉住爹的胳膊，笑着打圆场：“汉山，少说两句！汉林哥来了是好事！兄弟兄弟，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哪有隔夜仇？快去，给大哥割块好肉，一会儿咱哥几个好好喝两盅！”
几个邻居也纷纷附和：“就是，就是，兄弟俩，多大点事……”
“这快过年了，和和气气多好……”
爹被众人劝着，脸色缓和了些，但依旧板着，没再呛声。他转过身，默默走到肉架子前，从王老五手里接过刀，挑着后臀尖上最厚实、肥瘦相间最好的一块，“咔嚓”一刀下去，割了足有四五斤重的一大条，用稻草绳一系，递了过去，始终没看大伯一眼。
大伯接过肉，也没道谢，就那么拎在手里，也没走，就在院门槛上坐了下来。
晌午的杀猪宴就在这种微妙的气氛中开始了。大碗的酸菜炖血肠、大蒜回锅肉、红烧猪蹄摆上了桌，男人们围坐一桌，倒上了散装的白酒。起初，爹和大伯各吃各的，谁也不理谁。但几杯烈酒下肚，话匣子就关不住了。酒是怂人胆，也是解怨汤。
不知是谁先提起了小时候一起掏鸟窝、下河摸鱼的事，爹和大伯的话渐渐多了起来。喝着喝着，大伯的眼睛红了，他猛地灌了一口酒，抓住爹的胳膊，声音带着哽咽：“汉山……老三……哥对不住你！当年……当年拆房子，是哥鬼迷心窍啊！一开始就塌了一角，我……我看你那房也有点旧了，心里就起了歪念，想着干脆全拆了，我家地基能宽敞点……想着等你们以后要盖房，哥出钱补你们那间地基就是了……没想到……没想到你嫂子她……她后来会说那种混账话……伤了弟妹的心，也寒了你的心……”
爹听着，眼圈也红了，他给自己倒满一杯，仰头干了，重重放下杯子，叹了口气：“哥……现在说这些还有啥用？四间老地基，两家住，确实是挤巴了点。你当时要是跟我明说，商量着来，我李汉山也不是那不通情理的人！何至于……何至于闹成这样，让外人看笑话……”
那顿酒，从中午喝到日头偏西。爹和大伯都醉了，抱在一起，又哭又笑，说了很多很多话，把积压了五六年的怨气、误会和那点藏在心底谁都不肯先低头的兄弟情义，都倒了出来。
自打那天以后，爹和大伯就算和好了。虽然不像小时候那般亲密无间，但逢年过节会走动，谁家有个大事小情也能搭把手。
现在他们都老了，两兄弟经常凑一起，打打纸牌，聊聊天。
看着他们的背影，我就常想，这亲兄弟之间啊，有时候就像这陕南的大山，看着壁垒分明，其实底下的根是缠在一起的。再深的怨恨，也架不住血脉里那点割舍不断的呼唤。时间久了，有个由头，递个台阶，那点别扭，也就随着岁月和那碗浓烈的酒，慢慢化开了。啥宅基地，啥新房旧房，到头来，都比不上老了能有个一母同胞的兄弟，在身边说句知冷知热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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