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哈贝马斯｜刘佳：为了人类理性的未竟事业|刘佳(1960年)|尤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罗尔斯|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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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德国当代重要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于2026年3月14日逝世，享年96岁。《外交政策》杂志发文如此悼念这位思想家：“在这个日益沉溺于非理性主义、部落认同，以及对专业知识日益蔑视的时代，哈贝马斯的离世，与其说是一个篇章的结束，不如说是一盏明灯的熄灭。”

从对“公共领域”的剖释，到对“交往理性”体系的构建；从对“现代性”的反思，到对“后民族主义”构想的探索，他的思想为知识界提供了跨越学科疆界的、持续而深彻的理论滋养。然而，在生命晚期，哈贝马斯所捍卫的“人类理性主义”，也因时代巨变而遭受挑战。

IPP研究员刘佳撰文追思这位思想巨擘，从学理脉络出发，回顾了哈贝马斯与马克思之间的思想张力及其与罗尔斯的理论交锋，并结合当下地缘政治与科技变革的现实背景，对其思想遗产的当代意义展开进一步的观察与思考。

刘佳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研究员

2026年3月14日，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领军人物哈贝马斯去世了。“IPP评论”邀请我谈谈看法。坦率地说，我并非研究哈贝马斯的专家，我那不怎么拿得出手的政治哲学理论研究，局限于罗尔斯理论视角下的全球正义理论构建。然而，也正是这项全球正义的理论构建工程，让我无法绕过哈贝马斯。

因此，下面所写的，并非哈贝马斯理论的完整思想肖像，而是一个罗尔斯主义者在借道哈贝马斯时的私人阅读笔记。

1969年，哈贝马斯在法兰克福大学哲学学院的礼堂内。图源：Max Scheler/Süddeutsche Zeitung

在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视野下，我们阅读哈贝马斯，往往遵循一条经典进路：首先是从他的交往行动理论入手，进而深入其商谈伦理学，最终抵达《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德语原名《Faktizität und Geltung》，是哈贝马斯在1992年出版的一部重要著作）所构建的制度蓝图。这条路径清晰地展现了哈贝马斯如何从人类言语行为中，提炼出理性的交往形式，并将其一步步凝结为可普遍化的道德原则，最终转化为现代法治国家与民主程序的规范性根基。

当然，这条脉络的走向并非唯一。法学家们或许会直接从他对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张力的剖析切入，再反向追溯其交往理性的源头。但无论选择哪条路径，阅读哈贝马斯的过程，背后都隐含着一条非常鲜明的对现代性或者人类理性的高度关注。

这项事业的核心关怀在于，当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权威以及不言自明的习俗都已失效的时候，人与人之间、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甚至不同文化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和隔膜，是否能够依靠理性的力量来解决？对此，哈贝马斯的回答是肯定的。这种解决冲突的力量蕴含在语言交往中的人类理性。

从左翼马克思主义者到新康德主义者

在这一时期，哈贝马斯的理论研究重心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矛盾。1962年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便是一部带有强烈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奠定了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理论的基础，也是法兰克福学派延续与发展“批判理论”的经典作品之一。

彼时的战后德国，正处于反思纳粹遗毒、重建民主秩序的关键时期，也是西方社会经历经济繁荣后开始涌现社会运动的转折点。哈贝马斯在这本书里试图追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 德语: Offentlichkeit）的兴衰，揭示其如何被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干预所侵蚀。

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不仅国家开始干预经济生活，包括工会、财团在内的大型社会组织也开始谋求政治权力，原本作为二者缓冲地带的公共领域被逐渐压缩。如果说最初的公共领域是批判性的，有赖于人们通过阅读和讨论所形成的理性判断，那么随着文化工业的兴起，公众逐渐蜕变为被动的文化消费者。

彼时的哈贝马斯，思考的核心依然是解放与异化，是左翼批判理论的传统议题。然而，也正是从这部早期著作开始，公共生活中的理性沟通这一贯穿其终身的理论关切已然萌芽。实际上，即便在这部早期作品之中，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主要矛盾的理解，已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有所不同。在哈贝马斯那里，资本主义在生产领域的阶级对抗，或者私有制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并非其理论探讨的重点。他所真正关注的，是一种交往和文化领域的公共性。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示意图。图源：Myra van den Goor、Tanya Bondarouk, “Calling and Comradeship,” 2021.

哈贝马斯与马克思之间的深刻分歧，可以从托尼·弗洛德（Tony Flood，英国记者、编辑和政治评论作者）的论述中窥见一二。弗洛德指出，对哈贝马斯而言，人类物种在认同与控制自然方面的兴趣，是其自我生成行为中同等重要却又截然不同的两个维度。

如果马克思在此问题上的论断全然成立，那么马克思自己对神秘化意识形态的批判反倒变得无从理解了。因为这种批判绝不可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概念中逻辑地推导出来。它只能被理解为人自我理解的一个实例，而这一理解过程必须被纳入符号互动的范畴框架之中。然而，由于马克思将自己局限于工具性行动的范畴框架，他实际上被迫将自己的批判误解为一种自然科学式的探究。

这一判断听上去或许令人不安，却不乏文本依据。马克思不仅将“现代社会的经济规律”径直视为“自然规律”，还意味深长地引用并明确赞同一位俄国评论家对其《资本论》方法的评价——“该书的唯一目标，那位评论家写道：‘通过严谨的科学研究，展示相继的确定社会秩序形态的必然性，并尽可能不偏不倚地确立作为其基本出发点的事实……马克思将社会运动视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受制于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智慧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智慧的规律。’”

在哈贝马斯看来，这段引文恰如其分地暴露了实证主义对马克思的深刻影响。伟大革命者对何为有根据的社会知识之观念，已然被实证主义所渗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物象化的批判，在其自我理解的层面上，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

对此，哈贝马斯的立场则截然不同。哈贝马斯认为，物种通过生产性劳动实现自身的再生产，却通过一种黑格尔式的主体间“为承认而斗争”实现自身的形成。哈贝马斯意欲恢复的正是这一为承认而斗争的互动性维度。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它体现为阶级斗争。但在哈贝马斯的视域里，阶级斗争并不仅限于制度化的权力斗争或争夺剩余价值的分配，那不过是生产过程的直接功能。相反，主体间关系的场域，才是那些相互冲突的、大多处于虚幻状态的自我构想相互对峙、相互检验的过程。

在哈贝马斯的理论框架里，社会的问题源于不同层面的沟通失败、制度僵化，以及“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之间的张力。图源：Getty Images

新技术能将人类从必要劳动中解放出来，即从自然的支配中解放出来，但这只有在人类首先克服其在阶级分裂社会中施加的支配时才能实现。生产性知识永远无法替代人们所需的自我反思性知识。导致这两种不同知识生成的过程，虽然相互依赖，却并不汇合。哈贝马斯断言，马克思试图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中捕捉这种相对自主性，乃是徒劳。因为只要人与自然的物质综合概念仍被局限于生产的范畴框架，这种辩证法的意义就注定模糊不清。

通过弗洛德分析，我们得知哈贝马斯与马克思经典理论的微妙差异。哈贝马斯并不否认马克思在其具体研究层面的价值，问题出在马克思研究的范畴框架层面。马克思用以理解自身实践的理论工具，无法容纳他自己实际上已经触及的洞见。这一判断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实质分析中得到了印证。马克思揭示了阶级斗争主要并非采取暴力形式，而是采取意识形态幻象的形式。

换言之，劳动产品不再呈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呈现为物与物之间的、物理的、可量化的关系。人类劳动的商品化，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使冲突的对象对资本家和工人同样变得不可辨识”；这一过程“既掩盖又表达了对无约束对话关系的压制”。这种客观幻象及其经由社会主体的批判而被克服的过程，根本不可能仅仅被理解为生产过程在观念上的反馈。

正是基于这一诊断，哈贝马斯提出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方案。他建议对“阶级意识的表现形态进行重建”。换言之，如果要阐明批判性社会理论的方法论基础，就应当给予它与追溯生产方式发展同等程度的重视。唯有在生产与互动这两个范畴之间实现方法论上的对等，才可能建立起关于所谓基础与上层建筑之关系的真正辩证理论。

简而言之，在哈贝马斯看来，马克思诊断出了病症，但他所开出的发展生产力、阶级斗争作为自然历史过程等药方仍然开在劳动的领域。哈贝马斯认为，要想真正治愈资本主义的疾病，必须在互动的领域里下药，也就是通过无扭曲的、理性的沟通和商谈，来重建人与人之间被物与物关系所掩盖的社会联系。

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或者任何批判理论而言，哈贝马斯的分析无疑至关重要。但对于我们而言，特别是今天处于地缘政治动荡和技术革新的普通人而言，批判理论的批判价值或许在于：如果社会批判不能仅仅依赖于生产力的自然演进，那么批判的根基究竟应该扎在哪里？我想这是我们在当下，仍然可以回到哈贝马斯和罗尔斯在上世纪末所展开的那场辩论的主要原因。

包容他者：一场罗尔斯和哈贝马斯之间的争论

1995年，哈贝马斯和罗尔斯在《哲学杂志》（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上展开了一场正面交锋，二人关于对于“他者”的态度的回应，构成了上世纪末全球化高歌猛进时代下的一场复杂而生动的思想图景。

罗尔斯与哈贝马斯的理论都从康德哲学出发，将正义理解为制度而非个人的首要德性，都试图在理性多元主义的条件下重建政治的规范性基础。然而，他们的核心分歧在于：正义原则应当如何被证成？

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之一。他的代表作是1971年的《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图源：Getty Images

罗尔斯著名的原初状态设想是一个思想实验。在“无知之幕”的背后，各方被剥夺了关于自身阶级出身、自然天赋、善观念等特殊信息，只能依据一般性知识进行理性选择。罗尔斯认为，他的两个正义原则之所以是正义的，是因为被选择出来的程序是公平的。这就是罗尔斯所谓“作为公平的正义”的核心含义。

哈贝马斯对罗尔斯的质疑在于：原初状态的设计是否在所有角度上都能保证对非本体论的正义原则进行不偏不倚的评判；以及罗尔斯似乎将论证问题与接受问题严格区分开来，并以放弃其正义概念的认知有效性为代价，换取该概念在世界观层面的中立性。这两条理论策略最终导致他在构建民主法治国家时将自由主义的基本权利置于民主合法性原则之上，因而未能真正实现现代人的自由与古代人的自由之间的协调统一。

如果说罗尔斯试图通过“无知之幕”暂时搁置个体之间的差异，使理性主体能够在一个抽象的选择情境中就正义原则达成一致，那么哈贝马斯则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在他看来，差异并不需要被抽象掉，相反，它必须被纳入公共讨论之中。规范的正当性，并不来自思想实验中的假想同意，而来自现实世界中所有受影响者的实际参与。这正是哈贝马斯所谓“包容他者”的真正含义：他者并不是被我们在理论中所代表的人，而是与我们一道参与规范建构的主体。

这一分歧同样体现在哈贝马斯对现代法律的理解之中。在他看来，从法律有效性（legal validity）的角度出发，现代法秩序始终包含两个不可分割的向度：事实性（facticity）与合法性（legitimacy）。一方面，实定法不同于习俗或伦理规范，它之所以在社会中发生效力，很大程度上来自法律形式本身所具有的强制力，即通过制度化的执行机制形成的事实上的服从；另一方面，法律规则之所以能够被视为正当，又取决于它们是否能够通过合理的立法程序获得辩护，并在实践、伦理或道德层面经得起公共论证。正因如此，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法律的有效性始终处于事实性与合法性的张力之中。

海德堡哲学家小径。图源：作者提供

关于程序与实质的关系，二人的争论尤为复杂。芬利森（James Gordon Finlayson）在其研究《哈贝马斯与罗尔斯之争》（《The Habermas-Rawls Debate》）中指出，一个常见的误解是将罗尔斯的原初状态与哈贝马斯的普遍化原则（U原则）视为两种相互竞争的社会正义理论。实际上，两者的理论任务根本不同：

罗尔斯发展的是实质性的政治正义原则，旨在为自由民主社会提供一个关于基本制度的规范性蓝图。他的平等的自由原则与差别原则具有明确的实质性内容。哈贝马斯发展的是道德规范之公正证成的程序，旨在阐明什么样的程序能够确保规范得到所有相关者的同意。他的商谈伦理并不预先规定正义的具体内容，而是将这些内容留待真实的公民对话去填充。

芬利森指出，罗尔斯和哈贝马斯在不同的传统中工作。罗尔斯的自由主义源于英语世界的分析哲学，并受到他在牛津的导师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和H. L. A.哈特（H. L. A. Hart，牛津大学法学教授）的启发。他发展出“建构主义”方法，从微薄的规范性前提出发，得出更丰富的规范性结论，其起源一方面源于他与康德的批判性交锋，另一方面源于他对普里查德（Harold Arthur Prichard）的直觉主义和密尔（John Stuart Mill）、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的功利主义的拒斥。

相比之下，哈贝马斯的话语理论代表了对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的德国批判社会理论传统的彻底反思，这是他与法兰克福同事卡尔·奥托·阿佩尔（Karl-Otto Apel）共同发起的转变，并汲取了广泛的资源，包括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的实用主义以及奥斯汀（John L. Austin）和塞尔（John 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于1964年会面。哈贝马斯（右一）出现在背景中。图源：cc-by-sa-3.0/Jeremy J. Shapiro

哈贝马斯关于政治和法律的思考，深受他与法律社会学批判性交锋的影响，从韦伯和涂尔干到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以及他与德国法律和政治理论家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伯恩哈德·彼得斯（Bernhard Peters）的密切接触。哈贝马斯也为德国的政治哲学开辟了新方向，并发展出一种新颖的方法，他称之为理性重构，旨在重构实践者能力和实践背后的规则和原则。

然而，对于我们而言，如果我们将目光从两人各自的思想源流，转向他们试图回应的问题场域，便会发现，这种方法论与传统的差异，恰好对应着芬利森在书中引述奥诺拉·奥尼尔（Onora O’Neill）时所指出的那种政治现实层面的深刻分野：哈贝马斯面对的是“民族主义遗留问题以及在后遗症中构建宪政秩序”，而罗尔斯面对的是“民权运动以及其他一些斗争”。不同的病症，自然催生了不同的药方。然而，也正是这两种看似不可通约的理论方案，曾在上世纪末被寄予厚望，共同构成全球化时代规范秩序的理性基石。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当今的世界政治中，二人的理想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地缘政治竞争、民族主义复兴以及全球权力的不对称，都在不断压缩跨文化对话的空间。在这样的背景下，罗尔斯的理性选择模型显得过于抽象，而哈贝马斯的商谈理想又显得过于乐观。

“永久和平”、欧洲一体化与全球化：人类理性的未竟事业

如果说二十世纪末的全球化时代，为哈贝马斯与罗尔斯的理性主义提供了一种近乎乐观的历史背景，那么今天的世界显然已经发生了变化。冷战结束后，人们一度相信，随着市场、信息与人员流动的不断加速，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将逐渐淡化，政治冲突将越来越多地通过国际制度、法律与谈判机制来解决。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与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被许多人视为全球秩序可能的规范基础。

在哈贝马斯晚年持续发声的诸多议题中，有两个主题贯穿始终：欧洲一体化与全球化。我们可以视这二者为其交往理性在现实政治中的试验场。当然，当下的俄乌冲突、以伊冲突等等也表明，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恐怕只是人类理性的未竟事业。

哈贝马斯对欧洲一体化的辩护，建立在他对民族国家的诊断之上。在他看来，民族国家曾是现代性的伟大成就。民族国家以领土边界和公民身份为框架，为民主法治提供了制度容器。但随着全球化的资本流动、气候危机、金融动荡、难民潮的发展，人们意识到资本、人员、信息、风险等早已越过国界，而民族国家的治理能力却被锁闭在边界之内。这一结构性错配，正是当代政治困境的根源。

法兰克福大学校景。图源：作者提供

出路何在？哈贝马斯的答案是“后民族格局”（postnational constellation）。他主张，欧洲一体化的历史意义，正在于它是一次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实验。在不诉诸世界政府的前提下，通过主权国家的自愿协商与权力让渡，建构起超国家的治理框架。各国人民之间、各文化传统之间，可以通过持续的对话与商谈，逐步培育出共享的政治文化和宪政认同。

他曾经指出:“要想把欧洲统一所带来的经济优势作为继续扩大欧盟的理由,就不能离开大大超越经济范畴的文化凝聚力。这种生活方式所面临的威胁以及人们要捍卫它的愿望,激发了一种未来欧洲的新观念,从而可以再造性地迎接当前的挑战。”

这一构想的核心概念是宪政爱国主义。哈贝马斯认为，后民族格局中的政治认同，不必建立在共同的血缘、语言或历史记忆之上。宪政爱国主义完全可以建立在公民对宪政原则、民主程序和人权保障的共同认可之上。也就是说，欧洲人之所以能够成为“欧洲人”，不是因为他们都读过荷马史诗，而是因为他们都认同于一套超越国界的法治与人权准则。

将视野从欧洲扩展到全球，哈贝马斯的思考显得更加紧迫。在他看来，当代全球化主要是一种经济与技术层面的消极全球化：资本、商品与信息可以迅速跨越国界流动，而制度与规范的建构却依然停留在民族国家的层面。结果便是，市场的扩张速度远远超过政治调控的能力，经济系统的逻辑不断侵入原本由社会规范与公共讨论所维系的生活世界。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哈贝马斯提出了一项颇具雄心的政治设想。他认为，现代社会在民族国家框架内形成的社会福利国家职能，已经难以单独应对跨国资本主义所带来的问题。要想维持既有的社会保障与民主调控能力，唯一的出路，是将部分政治权力与治理能力转移到能够适应跨国经济运行的政治共同体之中。

换言之，政治整合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追赶经济全球化的步伐。然而，哈贝马斯同样清醒地意识到，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制度层级的提升。即便民族国家的调控能力被转移到跨国政治共同体之中，如果缺乏民主程序与公共讨论的支撑，政治仍然难以真正约束资本的力量。真正关键的，是以民主政治的力量重新驯服“横冲直撞的资本主义”。

但回顾近十余年的世界政治，这一构想似乎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大国竞争重新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轴，战争与制裁再次成为国家博弈的常见工具，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在许多国家卷土重来。与此同时，不仅全球治理机制运转愈发艰难，多边主义本身也不断受到冲击。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尖锐的问题不可避免地浮现出来：当现实政治再次回到权力、利益与安全的逻辑时，哈贝马斯所试图驯服的资本主义，是否仍然是当代世界的核心困境？抑或说，当地缘政治重新主导国际秩序之时，人类是否仍然能够寄希望于理性与公共讨论，为政治提供某种规范性的基础？

2013年11月6日，哈贝马斯在阿姆斯特丹王宫发表伊拉斯谟奖获奖感言。图源：Getty Images

地缘政治回归下的人类理性

大国竞争重新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调，贸易武器化、能源政治化、科技脱钩论甚嚣尘上。曾经被寄予厚望的全球化，正在被地缘政治的逻辑撕扯得四分五裂。

“后民族格局”的欧洲，在安全威胁面前重新诉诸民族国家的硬实力；曾被哈贝马斯视为交往理性制度载体的欧盟，在危机中屡屡暴露其决策机制的脆弱。多边机制普遍失灵，联合国安理会陷入瘫痪，国际法在强权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这种地缘政治的回归，意味着权力、资源、空间、利益、安全、边界、军事能力重新成为国际政治的核心变量。对话的空间被压缩，妥协的可能被质疑，丛林法则和强者的逻辑重新主导国际舞台。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今时代与多个历史时期存在相似之处，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政治碎片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曼哈顿计划引发的技术剧变，以及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峙。但从更根本的层面来看，当前局势实则是1973年肇始的破坏性经济动荡的延续。

正如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者）所观察，这一时期始终伴随着经济表现与利润率的持续衰退。布伦纳认为，高利润率与经济繁荣的长期维系，曾依赖于一种由美国国家权力支撑的强大共生机制。这种共生关系存在于两类资本集团之间。一方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先发资本集团，其特征是技术领先、社会经济演进更成熟，其国家与资产阶级占据国际霸权地位；另一方则是以西欧和日本为代表的后发资本集团，其特点是技术追随、社会经济演进滞后，相关国家与阶级处于霸权支配之下。这些后发集团最初主要在与先发集团相对隔离的状态下发展。

然而这种共生模式的持续扩展与深化，最终演变为自我瓦解的过程。后发集团通过技术追赶和成本优势，逐步侵蚀先发集团的市场份额；先发集团为应对竞争，不得不加速技术迭代和资本输出。这一动态过程导致全体系范围内出现产能过剩与利润率持续下滑。布伦纳指出，1965至1973年间，美国制造业和私人工商业部门的利润率分别下降了40.9%和29.3%；七国集团制造业部门的利润率在同期下降了大约25%。

1973年由此成为战后经济史的转折点。这一年的石油危机只是表象，更深层的结构性危机在于，战后黄金年代所依赖的制度安排——布雷顿森林体系、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劳资妥协的福利国家——在利润率下滑的压力下逐一瓦解。此后五十余年，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始终未能真正走出这一困境。新自由主义转向、金融化、全球化，某种意义上都是对利润率下滑的回应，却也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制造了新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2020年疫情冲击、当下的地缘政治回归，均可视为这一长期衰退的不同症候。

1971–2021年G7国家人口与生产率增长率。数据来源：经合组织《生产率指标汇编》；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

这一结构性视角，为理解哈贝马斯的理论遗产提供了新的维度。

第一，交往理性的制度前提正在瓦解。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预设了一种生活世界与系统之间的平衡。生活世界是意义、共识、规范的源泉，系统（市场与国家）则承担功能整合的任务。但布伦纳所揭示的长期衰退，则揭示了市场和国家层面失衡的后果：产能过剩与利润率下滑，驱使资本不断突破制度约束，将越来越多的社会领域商品化。结果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公共领域的商谈空间被极具压缩，共识形成的可能性被侵蚀。

第二，经济竞争转化为地缘政治冲突。布伦纳的分析表明，先发集团与后发集团之间的竞争，并非纯粹的市场过程，而始终与国家权力深度交织。当利润率长期低迷，市场扩张的空间趋于饱和，这种竞争便从经济领域溢出，转化为地缘政治对抗。关税壁垒、技术封锁、货币战争、军事对峙，这些都是产能过剩的另一种表达。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哈贝马斯所期待的通过对话驯化权力，往往会遭遇最为严峻的挑战。当经济逻辑本身要求突破制度约束时，对话反而会更加轻易地沦为强权的装饰。

第三，理性共识的物质基础遭到侵蚀。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虽然强调程序普遍性，却从未否认物质条件的重要性。平等的对话需要相对均等的资源分配，理性的共识需要基本的生存保障。然而，长达半个世纪的利润率下滑，加剧了各国内部的收入分化，也加剧了国家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当赢家与输家的鸿沟日益扩大，甚至于当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进一步发展，即便是作为消费者，赢家也不再需要输家，理性对话的空间便急剧萎缩。人们不再寻求相互理解，而是寻找替罪羊。移民、邻国、既有体制，都只能沦为情绪宣泄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