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总理走了，秘书整理办公室时发现抽屉里堆着一叠发黄的文件，整整齐齐，最底下压着一张薄纸，一展开就碎了，拼起来才看清是毛主席六年前写的字，批的是邓颖超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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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春天，周总理刚从长沙回来，身子还虚着，照旧伏在桌前干活，眼镜片后头眼睛发青，深夜办公室里就剩一盏台灯亮着，他忽然抽出一份文件，看了几眼，又轻轻放回公文包的夹层里，之后再没人提过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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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超啊，深夜的病房里，总理声音发虚，可字字清楚，我要对不住你了，邓颖超攥着他骨节突出的手，听他念毛主席的手令，月光从百叶窗缝里漏下来，照在那张发黄的纸上，上面写着邓颖超同志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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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结婚时他们说好，不搞特殊，总理把妻子的名字从天安门观礼台名单上划掉那天，邓颖超在院子里种了棵海棠，后来日子更难了，她主动降了工资，辞了妇联副主席的位子，此刻她看着丈夫的手指抖着，一遍遍摸着那份文件，突然就懂了，有些事，比权力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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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总理办公室的灯总亮到凌晨，工作人员发现他把文件分成两类，一类认真批了，一类就悄悄收进抽屉，一九七五年国务院开会，有人提起来补发邓颖超的任命，总理一下站起来，这事到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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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80年秋天，全国人大会议厅里响起掌声，白发的邓颖超站起来说话，没人看见她眼角的湿意，那里面映着六年前一个春夜，那个总喊她小超的人，最后把爱情收进了抽屉最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