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拦下的男子名叫海富润，时年三十六岁，是广东琼州府崖州三亚村的回民。他身着粗布长衫，随身携带一个沉甸甸的行李箱，操着略带广东口音的官话，向差役解释自己刚结束九年游学，因途中患病脱发，新发尚未长全，才显得发辫短细。
贵中孚并未轻信这套说辞。乾隆四十六年甘肃苏四十三回民起义刚被镇压，清廷下旨各省严查“新教余党”，回民身份本就敏感，海富润的游学经历更让他起了疑心。
当晚，海富润被连夜收监。贵中孚一面派人审讯，一面火速将案情禀报广西巡抚朱椿。
广西巡抚朱椿接到禀报后，次日便亲自提审海富润。大堂之上，海富润惊魂未定，一五一十交代了自己的经历。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四月，海富润为研学伊斯兰教经典，从广东崖州老家出发，开启了长达九年的游学之旅。他先后途经广西、湖南、湖北、安徽、陕西五省，除安徽未找到传经之人外，其余各省的回民礼拜寺都为他提供了食宿，当地阿訇也为他讲解经义。
朱椿对这番供词将信将疑。他最关注的是海富润在陕西长期停留这一细节。陕西与甘肃相邻，正是苏四十三起义的波及之地，清廷刚镇压完新教起义，对西北回民的动向极为敏感。朱椿认定，海富润极有可能是“新教漏网逆党”，携带经书南归是为了在南方回民中传播“邪教”，煽动叛乱。
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十三日，朱椿拟好加急奏折，连同查获书籍的清单一同驿送京师。奏折中，他不仅请求将海富润“从重治罪”，还提出了一项大规模追查计划：咨请广东、江南、湖北、湖南、安徽、陕西、云贵等省督抚，全面查缴涉案经书的雕版，一律解京销毁；同时捉拿所有与案件相关之人，包括经书的著书者、译刻者、赠书者，以及为海富润提供食宿、讲解经义的各地回民。
从岭南到西南，从中原到江南，短短十几天内，七八个省份卷入这场追查，凡是与海富润有过一面之缘、与涉案经书有过一丝关联的人，无论老幼、无论是否知情，都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各地回民闭门不出，生怕被官府无端牵连，一场因一本经书引发的恐慌，正在全国蔓延。
就在各省查办得热火朝天时，朱椿的奏折送到了紫禁城。乾隆皇帝仔细翻阅了奏折和书籍清单，并未像官员们预期的那样龙颜大怒，反而提笔写下了四字批语：“所办殊属过当！”
在随后的谕旨中，乾隆皇帝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态度：“甘肃苏四十三之乱，系回教新教，实为邪教，现已彻底根除。而旧教回民各省多有，尤以陕西、直隶为众，其平日所诵经典，皆为相沿旧本，并无谤毁悖逆之语。朱椿所指‘狂悖’字句，多为鄙俚之词，岂能强行罗织罪名？”
乾隆进一步阐明：“回民愚蠢无知，各奉其教，若事事以国法苛责，必致纷扰不休。去年甘省之乱，源于新旧教派仇杀，与旧教本身无关。今海富润携带经书游学，不过是宗教研习之举，并无谋反实据，朱椿此举实属小题大做，不谙事理轻重。”
这道谕旨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传往各省，明确下令：立即停止所有追查行动，释放所有拘押人员，发还查抄的书籍、雕版及财产；涉案经书无需销毁，允许回民正常诵习。
谕旨下达后，各省官场一片哗然，最尴尬的莫过于始作俑者朱椿。他本想借此案邀功，却换来皇帝的严厉斥责。不久后，吏部议处，朱椿被革职降二级调用；湖北巡抚姚成烈、两江总督萨载等参与查办的官员，也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申斥。
海富润，在狱中关押七个月后被释放。史料中并未记载他的后续行踪，但据广东崖州地方志推测，他大概率带着那二十一本“回字经”返回了三亚老家，此后再未外出游学，晚年的他或许只是在家乡的礼拜寺中潜心研学，不再涉足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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