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共9902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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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沃尔夫冈·彼得曼
编译|余佳轩
编译审核| 王娇杨
本期编辑|宋可馨
本期审核 |朱依林 陈珏可
编者按
本文剖析孟加拉国外交转向对印度战略安全及台海局势的潜在影响。哈西娜下台后，孟加拉国迅速调整对印外交取向，印孟互信崩塌。印度正从传统“两线困境”滑向“三线包围”——北有中国，西有巴基斯坦，东边则是向中巴靠拢的孟加拉国。通常讨论台海局势，人们的焦点多集中在中国大陆、台湾地区、美国、日本等直接相关方，但一个被低估的关键变量是印度能否在中国西南方向持续制造战略不确定性。当前，孟加拉国正在嵌入一个“中国装备、巴基斯坦经验、孟加拉国列装”的三边防务体系。若印度的战略精力被这三条战线稀释，其在台海危机中牵制中国的能力将大打折扣。由此，作者对美国提出直白警示：若想维持对华威慑，美国就必须把孟加拉国当作战略“铰链”重新经营。这种“经营”不能止于价值观说教，必须拿出真正的替代方案：一是安全工具，为孟提供中国方案之外的军备选项；二是经济工具，在孟从“最不发达国家”行列“毕业”的关键期，通过优惠贸易、市场准入及与安全挂钩的经济安排，降低其对中国融资与军工体系的依附。美国的目标不一定是将孟加拉国拉入自己阵营，而是要避免其被锁进中巴安全架构。南亚研究通讯特编译此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图源： 孟加拉国智库“治理研究中心”（CGS）
一、印孟关系的裂痕
印度长期以来对哈西娜的支持，为如今两国关系的紧张埋下了伏笔。许多孟加拉民众将新德里的支持视为对wei权统治的默许，这激起了公众的愤怒，到2024年初，这种情绪导致了“印度滚出去”（India Out movement）运动的兴起，以及对印度干涉内政的广泛抗议。当哈西娜在镇压学生领导的抗议活动失败后逃往印度避难时，新德里接纳她的决定又成了另一个争议点。随后，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领导下的孟加拉国临时政府主持了法庭程序，最终对哈西娜作出缺席判决，判处其死刑。新德里称其接纳哈西娜的决定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达卡则将此判决视为“过渡期正义”。这一争议，加上多年积累的公众不满，使得两国关系陷入了充满怨恨和不信任的僵局。
这种不信任正日益体现在防务关系上。2025年5月，孟加拉国取消了一份与印度国有企业加登里奇造船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该合同价值2100万美元，原计划为孟加拉国海军建造一艘800吨级的拖船。这是印度对孟防务合作中首个也是唯一一个被正式取消的项目。该项目曾被吹捧为新德里提供的5亿美元信贷额度下的旗舰项目，然而，在该框架下讨论的其他项目，包括海岸雷达系统、海军后勤舰艇和陆军平台，均未见实质性进展。
采购冻结的同时，行动层面也是如此。自哈西娜下台以来，印度和孟加拉国没有再举行过任何双边陆军演习。两国的“团结”（SAMPRITI）旗舰陆军演习自2023年10月第11届演习后便未再恢复，打破了过去十年定期举行的惯例。与此同时，中国宣布中国军队将于2024年5月赴孟加拉进行首次双边反恐训练。虽然报道尚未证实该训练是否确实发生，但这一宣布本身就已表明，达卡对非印度主导的安全伙伴关系正展现出越来越开放的态度。
二、海上层面的影响
随着新德里影响力的减弱，北京和伊斯兰堡迅速采取行动，填补了合作的空缺。2024年底，孟加拉国临时政府向巴基斯坦军械厂订购了其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炮弹，超过4万发，据报道是2023年采购量的三倍多。到2025年8月，合作进一步扩大：孟加拉国军需局局长法伊祖尔·拉赫曼（Faizur Rahman）中将前往拉瓦尔品第，会见了巴基斯坦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萨希尔·沙姆沙德·米尔扎（Sahir Shamshad Mirza）将军，并参观了主要国防生产和训练设施，这表明其有意将军事和工业联系制度化。
2025年10月，米尔扎访问达卡，与孟临时领导人和高级军官进行会谈，双方强调扩大军官交流、反恐和网络防御训练，并深化海上及空中合作。11月初，巴基斯坦海军舰艇“赛夫”（Saif）号停靠吉大港，这是50多年来巴基斯坦海军舰艇首次访问孟加拉国。此后不久，塔克西拉重型工业公司董事长沙基尔·乌拉·哈塔克中将（Shakir Ullah Khattak）与达卡方面就升级孟加拉国拥有的中国产59式和69-IIG式坦克进行了讨论，进一步巩固了防务工业转向。
米尔扎访问的时机还有另一层意义值得注意。除了据报达卡正讨论采购多达48架巴基斯坦组装、中巴联合研发的JF-17战斗机（四代战机）之外，作为其“2030军队目标”（Forces Goal 2030）军队现代化计划的一部分，孟加拉国还批准了一项计划——到2027年以22亿美元采购20架中国制造的歼-10CE战斗机（更大、更快的四代战机）、地对空导弹和雷达系统。目前全球仅有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的空军装备歼-10C系列战机。这一细节表明，如果该交易达成，孟加拉国将继承什么：由北京塑造、并在伊斯兰堡优化的训练体系、后勤依赖和作战条令。
第一，在巴基斯坦2025年与印度的冲突后，歼-10CE被作为经过实战检验的战机进行宣传。该冲突中，巴基斯坦的歼-10CE配备霹雳-15导弹，据报在与“阵风”战机的对抗中表现优异。如果孟加拉国使用相同的系统进行训练，并可能得到巴基斯坦的支持，中国实际上就等于将一个经过实践检验的空战体系扩展到了印度的“东部侧翼”。
第二，这种三方模式——中国装备、巴基斯坦技术、孟加拉国列装——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战略协同，可能使印度的防空以及情报、监视和侦察规划复杂化。如果孟加拉国加深对同一系列战机、导弹和雷达的依赖，就将三国在共享战术、维护程序以及有限的后勤或情报合作上打开大门。对印度而言，这意味着其将面临更大压力，需要将注意力和资源分散到两条战线，而非仅将西部战线作为主要方向。
第三，巴基斯坦的歼-10CE项目为北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窗口，得以观察一支受美国训练、以西方为导向的空军，是如何在实战条件下使用中国装备的。几十年来，巴基斯坦空军严重依赖美国制造的F-16战机以及与美军相关的训练，塑造了一种西方式的战术和作战文化。通过持续的中巴训练和演习，中国汲取了融合经验教训——即当由受西方受训的飞行员操作、在与西方来源装备的对抗中，中国的传感器、武器和指挥控制系统表现如何。如果孟加拉国采用相同的体系，它不仅是在购买战机，更是在融入一个中巴两国可以长期共同迭代和标准化的作战生态系统。这不仅与印度息息相关，也有助于了解中国军队如何研究未来涉及美国及盟国空军的冲突。
就北京而言，它很可能将这种动态视为巩固其更广泛地区架构的契机。巴基斯坦已是中国最大的武器进口国：2020年至2024年间，中国约三分之二的武器出口流向了伊斯兰堡。而孟加拉国现在已是第二大接收国，中国装备占其武器进口的近四分之三。其结果是形成了一个更加紧密的防务依赖网络，使孟加拉国被纳入一个由北京塑造、在伊斯兰堡优化的采购与训练体系之中。正如印度国防参谋长阿尼尔·乔汉（Anil Chauhan）上将于2025年7月警告的那样，“中国、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之间存在利益趋同的可能性”，这“对地区稳定和安全动态构成安全影响”。虽然孟加拉国获得了先进的航空技术，但这种转变也带来了声誉风险，并使印度的防务规划复杂化。
五、重新审视美国对孟加拉国的战略
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阐明了孟加拉国为何对南亚以外的地区也至关重要，指出中低收入国家是关键战场，而中国的影响力已经在其中改变着力量平衡。
重新调整美国政策的有效起点是《一体化国家战略》（Integrated Country Strategy）。作为由驻外使团团长领导的、华盛顿为各个大使馆制定的核心规划文件，它将国家目标与《国家安全战略》和《联合地区战略》（Joint Regional Strategies）相衔接，同时协调国务院和其他美国机构的工作。原则上，它向合作伙伴传达的信息是，美国的接触是有意图、连贯且持续的。然而，截至2026年2月，美国仍未形成一项能够反映当前动态局势的实施战略。2024年曾发布一份更新版本，但因华盛顿的政策调整随后被撤回，导致目前仍在沿用2022年的正式指导文件，而当时的孟加拉国与今天已截然不同。
那份更新后的战略本应认真对待孟加拉国的安全关切，并将其空军需求视为战略机遇，而非简单地将其视为注定流向北京的成本。达卡对歼-10CE战机的兴趣，部分源于其缺乏地缘战略纵深、邻国缅甸不断扩充的米格-29、JF-17和苏-30战机库存，以及应对这一认知威胁的需要。孟加拉国推进“2030年部队目标”，反映了其对领空控制、边境安全以及维和人员与海岸线安全的真切焦虑。
解决孟加拉国安全关切的一个尚未充分利用的工具是“超额防卫物资”计划（Excess Defense Article, EDA），孟加拉国在这方面已经与美国有了大量的合作记录。根据《对外援助法》（Foreign Assistance Act）和《武器出口控制法》（Arms Export Control Act），“超额防卫物资”允许将被宣布为过剩的美国装备，以很少或零采购成本转让，接收方主要支付运输和翻新费用。达卡已成为该计划最成功的受益者之一：通过该计划获得4架C-130E运输机和20台T56发动机，并通过一项1.8亿美元的对外军售（ Foreign Military Sales, FMS）得以翻新；两艘前美国海岸警卫队“汉密尔顿”级巡逻舰成为孟加拉国海军舰艇“索姆德拉·乔伊”（Somudra Joy）号和“索姆德拉·阿维扬”（Somudra Avijan）号；50辆防地雷反伏击装甲车也被用于保护在马里的孟加拉维和人员。除“超额防卫物资”外，达卡还通过对外军售采购了包括RQ-21“黑杰克”无人机在内的美国高端装备。这些案例表明，达卡能够管理使用美国装备所带来的后勤、训练和维持保障需求，同时以远低于全新采购成本的价格获得显著作战能力。
原则上，类似的逻辑可以应用于高端能力领域。美国空军正计划从2026年开始，用48架F-35A战斗机替换部署在三泽基地的36架F-16CM Block 50战斗机，这是东北亚更广泛现代化和态势调整的一部分。虽然其中一些F-16已经重新部署至乌山基地，并预计将在那里服役到本世纪40年代，但随着F-35持续生产，其他F-16很可能会被列为剩余物资。部署在三泽基地的F-16将提供一个经过验证的平台和可靠的维持保障支持。如果华盛顿愿意指定一批此类战机为超额物资，孟加拉国可能成为一个可行的接收国，并效仿印度尼西亚的模式。2011年，雅加达通过“超额防卫物资”获得了24架F-16C/D Block 25超额战机，并通过一项价值7.5亿美元的对外军售计划资助了它们的重新启用和升级，包括新雷达、任务计算机和其他系统。对达卡而言，采用一个类似的“超额物资+升级”模式，配备APG-83有源相控阵雷达、新型电子战套件、Link-16数据链并延长期使用寿命，其成本几乎肯定低于目前据称计划花费约22亿美元购买20架中国J-10C战斗机的方案。
现实来看，这样的选项会附带重要的先决条件。转让现代F-16战机几乎必然需要与美国政府达成《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eneral Security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Agreement）或类似协定。这类协定规定了合作伙伴如何保护美国机密军事情报的规则，也是共享现代F-16中敏感的任务系统等信息的先决条件。因此，对孟加拉国而言，转向F-16意味着在信息安全、反间谍以及美国技术的物理保护方面承担新的义务。
无论华盛顿最终是否选择走到那一步，达卡已经证明了它能够通过“超额防卫物资”计划消化美制装备，保持其作战状态，并以符合自身和美国利益的方式加以运用。一个精心设计的F-16方案，在政治条件改善和健全信息安全框架前提下，将传达出这样的信号：华盛顿愿意为中国战斗机提供一个高价值的替代选项。对于一个以价值和多元化而非意识形态来构建国防选择的政府而言，一个成本更低、能满足其空军关切的F-16路径，可能成为应对北京歼-10战机的可信的替代方案。
然而，F-16并非唯一选项。华盛顿应从“同心圆“策略”着眼：既追求让孟加拉国列装美制战机的“重大胜利”，也争取实现“小范围突破”，即推动达卡选购非中俄制造的西方战机，从而强化其与西方的联结。孟加拉国空军2025年12月与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就引进“台风”战斗机以替换其歼-7和米格-29机队签署的意向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美国可以利用第三方转让审批、出口信贷工具和对外军事融资，提高“台风”等西方竞标方案的竞争力，特别是将美国的武器、传感器或数据链融入美孟训练和演习的情况下。此类支持同样适用于其他符合孟加拉国预算和基础设施要求、且能够避开中俄供应链的西方机型。
在安全合作之外，华盛顿可同步推进经济议程，助力孟加拉国应对2026年11月从“最不发达国家”毕业、升格为中等收入国家过程中的贸易转型。对美国而言，孟加拉国的转型既是经济问题，也是安全问题。孟加拉国仍能获得世界贸易组织技术援助，但不再享有同等培训及能力建设计划。若因逐步丧失特定关税优惠而削弱出口收入，达卡的财政空间将被压缩，使其更依赖中国信贷，并使中国防务融资与军售更具吸引力。反之，若与华盛顿建立可持续的贸易关系，孟加拉国将获得更大的空间实现多元化，既能逐步疏离中巴防务产业链，又能在相对经济稳定的态势下审视美国在剩余防务物资、海上安全及情报共享等领域的合作方案。
美国市场对孟加拉国至关重要，且正处于政策敏感期。甚至在“毕业”之前，以成衣为主的孟加拉国对美出口就面临着平均约35%的关税总额。孟加拉国已试图通过承诺加大采购美国棉花和小麦，并对更广泛的贸易让步表现出开放态度来缓冲影响，但目前其服装业仍然极易受到美国关税政策的影响。孟加拉国商务部已开始通过设立分委会来制定行动计划，并将自由贸易协定作为其战略核心。孟加拉国目前仅与不丹签署了双边特惠贸易协定，但正积极推进与欧盟、日本、印度、中国等方的协定谈判，其政策文件也一直将美国列为优先伙伴。
顺应这一趋势，下一步自然是在当前的关税谈判基础上，制定一个适合孟加拉国“毕业”时间表的分阶段贸易方案。美国可提供优惠关税，以换取孟方在特定领域的市场开放，尤其是在航空和数字服务领域——这些领域不仅涉及美国企业与军民两用技术，更与物流、通信及网络韧性等更广泛的安全目标相互交织。此外，华盛顿可以将这一安排嵌入一个更深化贸易协议的路线图中，并辅以一个安全合作的并行轨道，其中可能包括海上态势感知和防务相关协议。这样的方案虽无法让孟加拉国完全免于经济地位毕业带来的冲击，但能缓解其在最重要市场上调整期的阵痛，降低其对中国融资与军备的依赖惯性，并将孟加拉国的长期经济轨迹锚定在横跨贸易和国防的更广阔美孟伙伴关系框架内。
作者简介：沃尔夫冈·彼得曼（Wolfgang Petermann），美国陆军外事军官，现任职于国防情报局，曾在美国驻达卡大使馆任职。他毕业于孟加拉国国防服务指挥与参谋学院，并持有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孟加拉国专业大学和诺维奇大学的硕士学位 。
本文编译自“战争困境”（War On The Rocks）网站2026年3月5日文章
原标题为The Bay of Bengal Flank: India’s Three-Front Dilemma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aiwan，原文链接： https://warontherocks.com/2026/03/the-bay-of-bengal-flank-indias-three-front-dilemma-and-its-implications-for-taiwan/
本期编辑：宋可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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