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年我提亲，媒人说女方不同意，路过棉花地她在锄草问她婚事想法
一九八八年，我二十一岁。
那年秋天，母亲托了媒人去邻村提亲。姑娘叫秀英，比我小两岁，听说长得好看，能干，脾气也好。我没见过她，只听人说她家住在村东头，门前有棵大槐树。
媒人去了半天，回来的时候脸色不太好看。母亲迎上去问怎么样，媒人摇摇头，说人家不同意。母亲的脸一下子白了，问为什么。媒人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最后说人家嫌我家穷。母亲站在那儿，半天没说话。
我蹲在院子里，手里拿着一根树枝在地上划来划去。一只蚂蚁从我跟前爬过去，背上驮着一粒米，走得摇摇晃晃。我用树枝给它拨了一下，它吓了一跳，扔下米就跑。母亲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建国，你听见没有？我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土，说听见了。
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出了门。
天还早，太阳挂在西边，把路两边的玉米地照得金黄金黄的。我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往邻村去。不是想去闹事，也不是想去求人家，就是想看看那个姑娘长什么样。媒人说的那些话我一句不信，她嫌我穷？穷怎么了？穷又不是一辈子的。
骑了半个多钟头，到了邻村。我在村口下了车，推着往里走。村东头，门前的槐树。我找到了那户人家，院门关着，里头静悄悄的。我站在门口，不知道该不该敲门。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路过一片棉花地，我看见一个人。
是个姑娘，弯着腰在地里锄草。她穿着一件打着补丁的蓝褂子，头上扎着一条旧毛巾，胳膊晒得黑黑的。锄头一下一下落在土里，把杂草连根翻出来，动作利索得很。我站在田埂上，看着她。
她直起腰，抹了一把汗，转过头，看见了我。
那双眼睛，我到现在都记得。黑黑的，亮亮的，像山里的泉水。她愣了一下，问，你找谁？我说，我是刘庄的，叫刘建国。她没说话，手里的锄头攥紧了。我站在田埂上，问她，你是不是秀英？她低下头，嗯了一声。
我站在那儿，不知道该说什么了。风吹过来，棉花叶子哗啦哗啦响，那些半开的棉桃在风里晃着，白的青的混在一起。她低着头，锄头杵在地上，一动不动。我等了一会儿，开口了。
“我来提亲的事，你知道吧？”
她没抬头，嗯了一声。
“你不同意？”
她手里的锄头晃了一下，还是没抬头。“是我娘不同意。”
我看着她，她站在那里，瘦瘦小小的，胳膊上被棉叶划了好几道红印子，手上有茧子，指甲缝里嵌着泥。锄柄被她攥得发亮，上头缠着一圈旧布条，布条磨得起了毛。
“那你呢？”
她抬起头，看着我。那一眼，我说不清是什么，有意外，有慌张，还有一点亮亮的东西，像棉桃裂开时露出第一缕白。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我等了一会儿，她又低下头。“我……我不知道。”
风吹过来，棉花叶子沙沙响。我站在田埂上，看着她的头顶，那条旧毛巾被汗水洇湿了一大片，边上露出几缕碎发，贴在脖子上。我忽然不想问了。“那你忙吧，我走了。”
推着自行车，往回走。走了几步，听见她在后面喊。“哎！”
我停下来，回过头。她站在地里，锄头靠在腿上，看着我。“你……你等等。”
我把车支在路边，走回去。她低着头，用脚踢着土，鞋头上沾着一层湿泥。过了好一会儿，她开口了。“你家真穷？”
我愣了一下。她抬起头，看着我的脸。“别人都说你家穷，穷得揭不开锅。”
我站在那儿，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揭得开。就是没那么富裕。”
她看着我的眼睛。“那你有什么？”
我想了想。“有房子，有地，有辆自行车。还有……”她等着。我说。“还有一把子力气。”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笑容，跟刚才不一样，眉毛弯起来，眼睛也弯起来，像田埂上开着的野菊花。我站在那儿，看着她笑，心跳得厉害。她笑完了，低下头。“你走吧。”
我没动。“那亲事，你到底同不同意？”
她不说话。我等了很久，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去了。那一眼，跟刚才又不一样，有羞，有恼，还有一种我说不清的东西。她转过身，弯下腰，又开始锄草。锄头落在土里，一下，一下。我站在田埂上，看着她。她锄了几下，停下来，没回头。“你还不走？”
我笑了。“走。明天还来。”
她没说话。我转身走了。骑着自行车，往回走。路两边的玉米地哗哗响着，天边的云烧成一片橘红色，风从身后吹过来，带着棉田里的土腥味。我骑得很快，车轮碾着土路，心里头满满的。
第二天，我又去了。她还是在地里锄草，还是那件蓝褂子，那条旧毛巾。看见我，愣了一下，低下头继续锄。我站在田埂上，不说话。她锄了几垄，直起腰，看了我一眼。“你怎么又来了？”
“来看看你。”
她脸红了，转过头去锄草。锄头下去，歪了，碰着一棵棉苗。她哎呀一声，蹲下去扶。我跳下田埂，走过去，蹲在她旁边。棉苗歪了半边，根还连着土。我用手把土拢过来，轻轻压实。她在旁边看着，不说话。我站起来，拍拍手上的泥。“以后锄草小心点，棉苗金贵。”
她低着头，嗯了一声。我站在她旁边，看着她。风把她的头发吹乱了，几缕搭在脸上，她伸手拨了一下，手上沾着泥，脸上蹭了一道黑印子。我笑了。她抬起头。“笑什么？”我摇摇头。“没什么。”
那天下午，我帮她锄了半垄地。她不肯，说不用，我说闲着也是闲着。她不再说话，低头锄她的，我锄我的。两个人隔着一垄棉，锄头起落，谁也不说话。太阳慢慢往西沉，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她的影子歪歪扭扭地映在棉叶上，一晃一晃的。
第三天，我又去了。她换了一件干净的褂子，蓝底白花，洗得发白。头上扎了条新毛巾，白的，边角绣着两朵小花。看见我，脸又红了。我站在田埂上，看着她。她低着头，手里的锄头不知道往哪儿放。我跳下去，拿过锄头。“我帮你锄。”
她急了。“不用，我自己来。”
我没给她，弯下腰就开始锄。她站在旁边，搓着手，不知道该干什么。我锄了几垄，她忽然说。“你等等。”跑回去了。
过了一会儿，她端着一碗水回来。碗是粗瓷的，碗口缺了一小块，水是凉的，井里刚打上来的。我接过来，一口气喝完。她站在旁边，看着我的喉结，又别过脸去。我把碗还给她，她低着头，手指在碗沿上摸了一圈。“你明天还来吗？”
“来。”
她点点头，端着碗跑了。
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天天去，天天帮她锄草。棉花地锄完了，她又去掰苞谷，我去帮她掰。苞谷掰完了，她去摘豆角，我去帮她摘。村里人都看见了，有人笑，有人议论。我不在乎，她也不在乎。她娘站在门口，看着我们，脸色不好看。她低着头，从她娘身边走过去。我跟在后面，冲她娘点了点头。她娘没理我。
第七天，她爹来了。
她爹姓周，五十多岁，驼着背，腿脚不好，走路一瘸一拐的。他站在地头上，看着我。“你是刘庄的？”我点点头。“是。”他看了我半天。“你天天来，不嫌累？”我摇摇头。“不嫌。”
他蹲下来，掏出烟袋，装了一锅，点上。烟雾在风里散开，呛得他咳了两声。他咳完了，看着我。“我家穷，你知道吧？”我点点头。“知道。”他又吸了一口烟。“秀英她娘不同意，你知道吧？”我又点点头。“知道。”
他看着我，眯着眼睛，烟锅子里的火一亮一亮的。“那你还来？”
我站在那儿，想了一会儿。“叔，我不是来看她娘的。我是来看秀英的。”
他愣了一下。烟锅子差点掉地上，他手忙脚乱地接住。然后他笑了，笑着笑着又咳起来。咳完了，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土。“行了，你锄吧。”
他一瘸一拐地走了。秀英从地里跑过来，站在我旁边。“我爸跟你说什么了？”我看着她。“他说让我好好锄。”
她的脸红红的，低下头。“你瞎说。”
我笑了。她也笑了。
那年冬天，我和秀英定了亲。不是她娘同意的，是她爹同意的。定亲那天，她娘没来，她爹来了，喝了两杯酒，拉着我的手。“建国，秀英交给你了。你要对她好。”我点点头。“叔，您放心。”
结了婚以后，她娘还是不理我。过年回去，她坐在灶房里不出来。秀英端菜的时候，眼圈红红的。我拉着她的手。“别难过，慢慢来。”她点点头。
第二年，她娘病了。秀英回去伺候，我也去了。她娘躺在床上，看见我，脸扭到一边。我不在乎，该干什么干什么，劈柴挑水做饭，什么都干。她娘不说话，我也不说话。有一天，她娘忽然开口了。“建国。”
我走过去。“婶，什么事？”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你对秀英好，我看出来了。”
我站在那儿，不知道该说什么。她闭上眼睛。“我不同意，不是嫌你穷。是怕她嫁过去吃苦。她从小没享过福，我怕她再受苦。”
我听着这话，眼眶热了。“婶，我不会让她受苦。”
她睁开眼睛，看着我。“我知道。”她伸出手，拉着我的手。那手瘦得皮包骨头，凉凉的。“建国，你是个好孩子。”我点点头，说不出话。
她走了以后，秀英哭了很久。我抱着她，拍着她的背。“别哭了。妈走得安心。”她靠在我肩上。“建国，谢谢你。”我摇摇头。“别谢我。是我该谢她。”她抬起头。“谢她什么？”我看着窗外。“谢她生了你。”
她哭了。我也哭了。
后来我们有了孩子，一儿一女。秀英老了，头发白了，腰也弯了。可她笑起来，还是跟那年一样，眉毛弯弯的，眼睛也弯弯的。有时候她问我，建国，那年你去棉花地找我，要是我不理你，你咋办？我想了想。“那就天天去，直到你理我。”她笑了。“傻子。”我也笑了。
风吹过来，棉花叶子哗啦哗啦响。她靠在我肩上，我搂着她。想起那年，她站在棉花地里，蓝褂子，旧毛巾，锄头杵在地上。她问我，那你有什么？我说，有房子，有地，有辆自行车，还有一把子力气。她笑了。
那笑容，我记了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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