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在重庆上空徐徐降落，美丽的山城尽收眼底。看到它，我的思绪立即飞到了解放前我在重庆的那段岁月。重庆曾是我官运亨通、连升三级的发迹之地。那是1939年，我从常德稽查处调到重庆当侦缉大队长。我的前任侦缉大队长叫蒲岗，是黄埔四期的学生，资格很老，而且是一个帮会的头目。他这个人很怪。办公的时候，他从来不在办公室，而是在附近的茶馆里包了三张桌子，工作人员向他汇报工作，都到茶馆去，边喝茶，边谈工作。在办交接手续时，他也把我领到茶馆。我一看，连忙摆手说："这可不行，还是到队部去吧。"他只好领我到队部办公室。谁知打开办公室的门，我一看就皱起了眉头。办公室里乱七八糟，桌上的尘土足有铜钱那么厚，不知多长时候没有人来过了。他也抱歉地笑着说："我干不了这玩意，你来了就好啦。"他不得不派人把办公室打扫干净之后，才开始办移交。我一上任，就把上海侦缉队的做法用到了这里，分别设立了指纹室、警犬室、行动组、直属情报组等机构，工作安排得比较有条理，破案率也明显地提高了。上任不久，重庆市警察局长唐毅的家里丢失了两床鸭绒被，唐毅限侦缉大队三天之内找回。两天后，我就派人把他的被子找回来了。我按照常规的做法，给失主开了个领取通知单寄去。没想到这下可惹恼了唐毅。他派自己的干儿子来责问我：为什么不亲自送去？我因为有戴笠作后台，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毫不客气地说："把东西给你找回来了，通知你来领，有什么不对？""你知道这被子是谁的吗？"他的干儿子气冲冲地说。"我不管它是谁的，重庆的大人物多的是，丢了东西，难道都让我亲自送去吗？"我也毫不示弱地顶他。来人一听，大发脾气，拿出名片用力往桌上一拍说："你好好睁眼看看，这是谁！"我顺手将名片往地上一拂，说："管他是谁。"唐毅的干儿子气不可遏地对我就是一拳，他的拳头还没打着我，便被我一把将他扔到门外。他爬起来，恨恨地说："好，
你等着。"
他走了，我也知道大事不好，因为侦缉大队的顶头上司就是唐毅。我连忙向戴笠汇报了这一情况。戴笠说："你马上辞职，我另给你安排工作。"在我辞职、办移交手续时，唐毅故意想找我的麻烦，特派他的干儿子来查我的财务账。结果，在我任职的四个月当中，经济上一分不差。戴笠听我汇报了这个情况后，得意地使劲朝我肩上拍了一巴掌，说："好！你可给我争了口气。"随后，戴笠就安排我当了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督察长，与唐毅常在一起开会了。
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我又被提升为稽查处副处长兼督察长，还代理过处长。一年之后，我又被晋升为军统局少将总务处长。每次出差，都受到机场的特务和工作人员迎送。
如今，我在这里下飞机，却成了被人押送、戴着手铐脚镣的犯人。回首往事，心中苦涩的滋味，实在无法形容。
下了飞机，我即被送到了白公馆。这个地方楼台花榭，环境幽雅，若不是被当成了监狱，肯定是一处理想的风景区。解放前，这里就是关押要犯的监狱，共产党的许多地下工作者，如江竹筠、许云峰、叶挺等，都在此关押过。
任少将总务处长的沈醉（1943年）
我自己也曾多次到这里来视察过，真没想到，过去用来关别人的地方，如今却成了关自己的地方。我感慨万千地想，社会的变化竟是这样的不可思议，这样的凑巧！
"哦！你也来了。"当我被送进楼房时，徐远举、周养浩等人都惊喜地围过来问长问短，他们是早几个月前被押来重庆的。当时正是镇反高潮，我想，他们几个原是在重庆进行大屠杀的主持人，一定是押到重庆来公审镇压的。没想到他们都还活着，我异常高兴。
徐远举见我手里提着一盒点心，就高兴地一把抢过去说："这倒不错，今天我生日，还带盒点心来了。"说着，打开盒子就吃。我忙说："慢点，慢点，一人一块嘛。"他们一边吃，一边问我："哪来的点心？""飞机上乘客送的。"我很得意地说。
，飞机从昆明起飞时，已经是10点钟了。那时由昆明飞往重庆要坐几个小时。中午，机务人员给每个乘客发一盒点心当午餐。当飞机飞在云、贵、川交界地区时，特别颠簸。这里空气非常稀薄，许多乘客都晕机，吃不下东西。而我坐惯了飞机，毫无不适之感，接过发给我的点心就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一会儿，我就把自己的一份点心吃完了。两个押送人员见我吃得这么痛快，便对机务人员说："他还没吃饱，再给他一份吧。"机务人员客气地说："对不起，我们只计划每人一份，没有多的。"对面坐的乘客，对我这个头带棉罩、身穿呢军服、手铐脚镣的人，本来就很好奇。这时见我这么能吃，就说："我们吃不下，都给你吧。"几个乘客又给了我几盒，我也不客气，又吃了几块。后来，实在吃不下了，押送人员说："你把它带回去，慢慢吃吧。"于是，我把点心集中在一个盒子里带了回来。没想到这却成了我给他们的"见面礼"。
我们所住的房间，正是过去关押叶挺将军的房间，同室的犯人，除了徐远举、周养浩两人外，还有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川湘鄂绥靖公署中将主任宋希濂十四兵团司令钟彬、宝鸡警备司令刘进、绥靖总队长郭仲容及我的一个旧部下据说，我的这个旧部下是被派来专门照顾我们生活的。
王陵基这个人向来爱开玩笑。我刚来，他就向我介绍说："我们住的这个方叫'四望楼'。"我不解地问："为什么？"他摇头晃脑地说："夜里望天亮，早上望吃饭，中午望晚饭，晚上望睡觉。"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第二天早上，刚起床，所长就派人叫我，说是去开脚镣手铐。到了所长办公室，有人帮我把脚镣锯开，可是开手铐的钥匙却不知放到哪里去了。押送人员急得满头大汗，所长在一旁略带责备地说："怎么能把钥匙丢了呢？"我见他们急得不知所措，就笑着说："你们真的是要解掉我的手铐吗？""当然是要解掉的，给你带手铐脚镣是怕你在路上逃跑嘛。""那好，我自己开。"说着，我就从床上折下一根竹片，轻轻地在锁里一捅，手铐就开了。所长和押送人员都大吃一惊。"好家伙，你还有这么一手啊！你要是在路上打开，跑了，那可就麻烦了。"押送人员情不自禁地说。我笑了笑，心想，要跑，我早跑了，也不会等到现在。去掉了手铐脚镣，我觉得非常轻松，回到房里一看，同室的人并不像王陵基所说的那样，干巴巴地等着开饭，都在自我消遣：宋希濂与钟彬在下棋，郭仲容在看报，大多数人却围在一起摆龙门阵。宋希濂与钟彬坐在那里"拼杀"得不相让。钟彬连输四盘，很气馁，不想再下了，可宋希濂正"杀"在兴头上，说什么也要拉着钟彬再下。两人拉拉扯扯，惹得大家看着好笑。王陵基对宋希濂说："你连一个兵团司令都肯让给他，怎么连一盘棋也不肯让他呢？""那是两回事。"宋希濂一本正经地说。原来，宋希濂和钟彬都是黄埔一期的同学，两人私交很好，宋希濂当川湘鄂绥靖公署中将主任兼十四兵团司令时，钟彬是二十六军军长，后调任广州第四编练司令。当时，宋希濂就向蒋介石保荐，让钟彬来接管他的十四兵团司令的职位。可是，在下棋的时候，他却一步也不肯让，大家都觉得好笑。初到这里，我便发现，同室的人大部分显得比较轻松。没事时，就围在一起讲述自己过去"过五关"、"斩六将"的得意事。只有郭仲容经常是愁眉苦脸，不知为什么。
宋浠廉
后来，我才知道，他原来担任过国民党军令部派驻八路军的联络参谋，他在延安住了好几年，经常跟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打交道。共产党在生活上对他热情款待，在政治上帮助教育他，经常把学习材料送给他看。可是，在共产党领导人耳提面命之下，此君思想却丝毫没有改变。解放前夕，他当了绥靖总队长，顽固地与共产党为敌。被俘后，他总是少言寡语，闷闷不乐，担心家里的妻子、孩子无法生活，担心两个成年的女儿会堕落。其实，他的两个女儿，在解放后都参加了工作。但他听到这个消息，并不相信。直到他的女儿来监探望，亲口告诉了他，他才不怀疑。
过去，我一直认为共产党只讲阶级仇恨、阶级斗争，不讲私人交往。到重庆后，我渐渐发现，并不完全是这样。
有一次，中共高级领导人陈赓大将去重庆，特意来到管理所看望他在黄埔一期的同学宋希濂、钟彬、刘进、曾扩情，还专门请他们去吃饭，邀请了西南公安部部长作陪。餐桌上，陈赓大将谈笑风生，气氛十分融洽。最后，陈赓大将还指着西南公安部部长对宋希濂等人说："有什么困难可以向他反映，他会帮你们解决的。"宋希濂等人每提起此事，就显得很激动。
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来监探望郭仲容的最多。因为，他在延安工作时认识共产党不少的高级干部。这些人一到重庆，总是要去看看他，和他聊上几句，鼓励他一番。他却总是摇头叹气地说："我是失败者，你们是胜利者，还有什么好说呢！"每当这时，来人就开导他说："这不是你我个人的胜负问题，而是革命的胜利，反动阶级的失败。你只要好好学习，接受改造，靠拢政府，同样是有前途的。"可他却不以为然。
有一次，他还闹了一个笑话。一天中午，一男一女去看他，他正在午睡，来人见他已经睡熟，没有叫醒他便走了。他们刚一走，郭仲容就醒了，知道有人去看他，赶到窗口大喊："请那位男先生回来！"管理人员闻声赶来，问道："你乱叫什么男先生？""我们不能称呼他们同志，不叫男先生叫什么？"郭仲容理直气壮地答道。于是管理人员告诉我们一个新名词："首长。"因为来的人，大多是中共的高级干部。他们对我们都很客气，并不装模作样地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和我们谈话时，有安慰，有勉励，使我们觉得比较轻松。
初到狱中，我是不愿看《新华日报》的。我总认为，历代的统治者，当他们在台上的时候，总是有人捧场的，所以对报上报道的材料，我总抱着怀疑态度。有一次，我无意中看到报上刊登这样一则消息：贵州一个县长，遗弃前妻，与税务所一个青年女职员同居、结婚，并派人阻止他的前妻进城，终于受到撤职、判刑处分。这使我大感惊异！我过去一直认为国民党宣传共产党提倡"共产、共妻"的说法，总是有他的道理的，没想到共产党对这种事还如此认真。在国民党里，像这种事情是没人过问的。即使有人告发了，也是官官相护，认为家丑不可外扬，最后也就不了了之。而共产党对这种事不但严肃处理，而且敢于公诸于世，这种处理问题的态度，倒不得不使人佩服。更出人意料的是：报道最后还强调指出，这种行为是党纪国法所不容的。这件事使我很受震动，我由此渐渐对《新华日报》发生了兴趣。还有一次，我从报纸上看到成渝铁路通车的消息，我几乎不相信这会是真的。因为解放前，蒋介石曾一再扬言四川人民在抗战期间作出了很大的牺牲，政府一定要尽快地修建成渝铁路，来报答四川人民对抗战的贡献。结果喊了好几年，铁路没建成。现在才解放三四年，共产党未必就能把成渝铁路建成通车。我觉得共产党人也是人嘛，他们既然要统治一个国家，当然表面文章总得做一做的。然而这种看法很快就被一次偶然的事情所推翻了。这天，我正闲得无事，在牢房坐着，突然站在门边往外张望的原军统局业务处处长黄逸公，神秘地压低声音喊道："快看，快看，这就是原来负责管理嘉陵大队的大队长。"我站在门边一看，这个大队长带着沉重的手铐脚镣，在过道里正艰难地往普通犯人的牢房走去。原来，黄逸公被俘后送到了看管中下级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嘉陵大队，后来才转到我们这里来。他曾告诉我们，嘉陵大队原来看管得很松，行动也比较自由，后来逃跑了几个犯人，才渐渐地严格起来。他在嘉陵大队时，有个大队长犯了错误，据说是利用自己的职权，贪污和勒索犯人的财物而被判了刑。当时，我还不相信，认为这只不过是骗骗犯人而已，既是共产党的干部，犯了这么一个错误，最多不过是把他调开一下，根本不可能处分得那么严，而现在看到的，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感到共产党与其他党派是有些不同的地方。
不久，我们从白公馆搬到松林坡附近新盖的看守所去了。这里条件很好。生活安排好后，看守所就组织我们集体学习，由原中统陕西省负责人李犹龙当学习组长。当时主要学习《社会发展史》和《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并且要求我们在学习中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在学习时，看到《论人民民主专政》有这么一段话："……'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即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道，还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身。如此而已，岂有他哉！"我的心不由得往下一沉。心想：糟了。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以后可要受罪了。过去，我们抓到共产党以后，常常是严刑拷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进行人身侮辱。毛人凤在逃走之前，还布置了重庆大屠杀，好几百人都惨遭杀害。看来共产党是不会饶过我们的，对我们这些干特务工作的更不会放过。现在组织我们学习，无非是先让我们认识自己的罪恶，然后再处决我们。让我们死了还觉得自己罪有应得，杀了我们还想让我们颂扬共产党的正确。我越想越学不下去。认为长痛不如短痛，共产党如果用国民党的那一套来对付我们，那还不如死了好。因此，情绪越来越悲观、消沉。
后来，看守所来了一批刚从公安学校毕业的年轻人。他们让我们联系学习交待问题，常常提我们去审讯。审讯是在松林坡过去戴笠的别墅进行的。在这里我的感触更多：过去自己是这里的"座上客"，如今却成了这里的"阶下囚"。加上许多问题，我在昆明时已经交待过了。这些年轻的审讯人员总怕我有所隐瞒，一个问题老是问来问去，有时上午问了，下午换一个人又问。因此，我抵触情绪很大，认为他们是在搞疲劳战术。有一次，把我问烦了，我就拍着桌子跟他们吵。审讯人员说："你清楚的事情交待完了，也可以把估计可能的事情谈一谈嘛。"我气得扭头就走。审讯人员说："我还没让你走，你怎么就走了？"我气呼呼地嚷道："你不让我走，我也要走。不行，你就枪毙我吧。"我猛地扒开衣服扣子，拍着胸脯说："你打吧，你现在就打死我好了。"就这样我跟审讯人员闹了好几次。后来，我为了躲避提审就装病，不吃饭或少吃饭。所长以为我真的病了，便和他的爱人一道给我端来面条、鸡蛋。我想：他们这样做，无非是想让我把问题交代出来，好处决我。这时，我还是没好气地要求所长马上枪毙我。所长见我情绪这样不好，怕我一时想不开，会自杀。他就让两个人夜里陪我睡，一边睡一个，时常摸摸我还有没有气。对此我非常恼火，有机会就跟审讯人员吵。不久，西南公安部的处长和所长找我谈话。他们说："你的问题交待清楚了，说明白就行了，何必闹呢？"我愤愤地说："这些审讯员要我把估计和可能的事也说出来，我能说吗？乱说一气不是要害许多人吗？"他们笑着说："你是干特务工作的，你也教过学生。你的学生审案的方式一定不会和你一样吧？这些年轻人刚从公安学校出来，有时审讯方法不对头，你也用不着发这么大的火嘛。以后有事可以向所长反映，好好学习，不要再闹了……"
同室的宋希濂与我私交不错。他见我闹情绪，也常开导我。一天夜里，他见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就悄悄跟我谈天。他诚恳地对我说："咱们都是少年得志，过去没栽过什么筋斗，骄傲得很。现在这种情况下，咱们的脾气都该改一改，这样闹下去，对你自己不好。咱们都还年轻，你才30多岁，我也不过40多岁，只要不死，我想将来总还是有用的。"他苦口婆心，一直跟我谈了一夜。我想他说得也对，如果我死了，我在香港的老母亲和年轻的妻子及六个年幼的孩子可怎么办呢？只要我还活着，将来总会见到他们的。这样，我的火气才慢慢压了下来。正在这时，看守所有个曾在中美合作所工作过的美国人要提前释放回国。我知道后，想请他路过香港时，去看看我的妻儿老小，让他们知道我还活着。他是信奉基督教的，我就写了这样一张纸条："请你看在上帝的面上，去香港看看我家里的人，告诉他们，我还活着。"我借着在过道上散步的机会，将纸条丢到他的房间。等他捡起来后，向我点了点头，我才放心地回房去了。后来，又有个在西藏捉到的英国特务，名叫福特，他被释放回去之前，我也设法托他带个口信给我在香港的妻子。此后，看守所让我们集体写材料，我的心情才慢慢地好转了。
后来，到了清明节和11月27日重庆大屠杀的日子，松林坡附近的烈士陵园里，传来数以千计的群众高喊口号的声音，这时，看守所就特别加强警戒，防止愤怒的群众冲进来找我们算账。我留心观察看守所干部的言行，觉得他们处处与国民党不同，特别是执行政策方面，绝不像国民党那样阳奉阴违。
渐渐地我也试着接近一些管理人员，向他们谈点自己的思想，从而得到他们耐心的教育和启发，改变了自己对共产党的一些错误看法。不久，西南公安部撤销了，我们被移到西南公安局。以后，西南公安局又撤销了，我们被送到重庆石板坡的市监狱里。一路上，亲眼看到重庆解放后的崭新面貌，加上从报纸上经常看到关于国家建设迅速发展、蒸蒸日上的报道，思想上很苦恼，认为国家的前途光芒万丈，自己的前途漆黑一团，新中国再好，对我们来说，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我们被送到重庆市监狱后，担心会像一般的犯人一样，在这里关一辈子，自己的问题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得到解决。看到这里的狱规非常严，行动也不方便，伙食又不好，我们都感到悲观、失望。特别是看到报纸上关于清除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报道，提出要坚决、彻底、全面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我们更加觉得自己随时都有被镇压的可能，于是对共产党的抵触情绪又抬头了。后来，监狱让我们自己整理自己的档案，要求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整理完。我们面对着自己的档案疑虑重重，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大家情绪都不好。
宋浠廉与沈醉
一个月后，档案整理完了，大家正焦急地等待下文。突然，一个看守人员兴冲冲地跑进来说："恭喜啦！你们的好事来了。"听到这句话，我们一时都愣住了。因为过去在监狱里"恭喜"就等于是要处死。我们都木然地坐着，一言不发。那个一直跟着照顾我们生活的旧部下吓得面无人色，苦苦哀求道："我的罪恶没有他们大，饶了我吧。"看守忙说："没你的事，我说的是他们几个。"这个旧部下听说没他的事，心里高兴了。这时，我忍不住问："什么时候？"看守笑着说："可能是明、后天吧。"我气愤地说："你也积点德吧，什么时候处决，什么时候再告诉我们不好吗？这两天你还让我们吃饭、睡觉不？""咳！不是！不是！你们弄错了，真的是好事。"看守忙解释道。"什么好事？"大家异口同声地问。"你们几个又要搬回松林坡去了。""这算什么好事呀？""你们不知道，中美合作所的房子都腾出来了，专门作你们这些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集中训练的场所。那里条件好，生活好，每月每人16元钱的伙食，他想去还不够资格呢。"听到这话，我们才高兴起来。晚上，监狱给我们开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我们吃得很饱，很痛快，觉得又有了新的希望。可是那个旧部下却很懊丧。他说："你们走了，我就再也吃不上这么好的饭菜了。在这个监狱里，还不知要关到什么时候呢。"我们也有点可怜他。临走时，把我们多余的东西都送给了他。
尽管看守说集中训练场所的生活条件如何好，但我在亲眼看到之前，是不会轻易相信的。我想：共产党把我们这些高级战犯集中起来，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我们呢？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