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一味唱衰美国、幻想快速取代，不是“爱国”，是“害国”|中美关系|华盛顿|唐纳德·特朗普|日本|美国

“美国现在确实面临政治撕裂、社会对立这些烂摊子，但这只是阶段性的阵痛，远没到体系崩盘的地步。”

这段直白而冷静的论断，出自著名学者郑永年之口。在当前中美关系持续紧张、国内舆论场充斥着“美国衰落论”的背景下，这番提醒显得尤为清醒，也尤为必要。

回看历史，美国经历过的危机太多了——内战、大萧条、越战、水门事件、2008年金融危机、2020年社会骚乱……哪一次不是“到了崩溃边缘”？但每一次，这个国家都靠着制度弹性、创新能力，以及手里攥着的科技军事实力和全球盟友网络缓过劲来。甚至，外部压力越大，它内部反而越容易抱团。

郑永年的观点击中了一个要害：盲目唱衰美国，不是真正的爱国，恰恰可能是一种“害国”行为。它让我们高估自己、低估对手，最终做出错误的战略判断。

一、美国的“阵痛”不等于“崩盘”

不可否认，当下的美国确实深陷一系列困境。

政治上，两党极化达到内战以来的最高点。2024年大选后，国会山骚乱的阴影尚未散去，特朗普与拜登之间的政治斗争仍在持续。2026年中期选举前夕，民主党和共和党在移民、堕胎、枪支管控等议题上的对立几乎不可调和。政府停摆的威胁、债务上限的争吵，已经成为华盛顿的“保留节目”。

社会上，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美联储的数据显示，美国最富有的1%家庭掌握了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富，而底层50%的家庭只拥有不到3%。种族矛盾、文化战争、LGBTQ权利争议，让美国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撕裂。

外交上，乌克兰战争和中东冲突让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受到质疑。从阿富汗撤军的混乱，到在沙特与伊朗之间左右为难，美国的盟友体系出现裂痕。

但“阵痛”不等于“崩盘”。郑永年提醒我们注意几个关键事实：

制度弹性。美国的三权分立和联邦制虽然低效，却也具备强大的自我纠错能力。从进步主义运动到民权法案，从罗斯福新政到奥巴马医改，美国的制度史就是一部不断回应社会压力的调整史。政治学家福山曾指出，美国制度的“否决点”太多，决策效率低下；但反过来看，这种“低效”也防止了任何单一势力对制度的颠覆。

创新能力。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美国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半导体、量子计算等关键领域仍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全球排名前20的大学中，美国占据15席；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美国占比超过40%。这种创新优势，不是几年就能追赶的。

科技军事实力。美国2026财年国防预算超过9000亿美元，超过其后10个国家的总和。美军在全球拥有约800个海外军事基地，控制着世界16个海上咽喉要道。硅谷、华尔街、五角大楼构成的“军工科技复合体”，仍然是全球最强大的战略资产。

全球盟友网络。北约、美日韩同盟、五眼联盟、AUKUS……美国主导的盟友体系覆盖了全球一半以上的经济体量。即使在特朗普推行“美国优先”时期，这些联盟结构也没有瓦解。俄乌冲突中，北约反而实现了“复活”和“北扩”。

历史反复证明：外部压力越大，美国内部反而越容易抱团。珍珠港事件后，孤立主义一夜消失；9·11袭击后，举国上下迅速凝聚。这种“聚旗效应”虽然短暂，却足以让美国在危机时刻爆发出惊人的动员能力。

二、盲目唱衰的“三重危害”

郑永年警告的“害国”效应，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盲目唱衰让我们高估自己。

当舆论场充斥着“美国崩溃论”时，一个危险的倾向是：我们开始相信“超越美国只是时间问题”，仿佛什么都不用做，静待对手倒下就行。

这种心态在历史上屡见不鲜。1980年代，日本经济如日中天，许多美国人相信日本将“买下美国”，富士山将取代国会山成为世界中心。结果呢？日本在“泡沫”中狂欢了十年，最终迎来了“失落的三十年”。今天，中国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六分之一，科技、金融、军事等方面仍有明显差距。在长跑中，最忌讳的就是在途中“提前庆祝”。

第二，盲目唱衰让我们低估对手。

将美国描述为“日落西山”，意味着我们可能忽略它的自我修复能力。2008年金融危机后，唱衰美国的书籍汗牛充栋；但十年后，美国却实现了战后最长的经济扩张周期。

今天的美国，正在经历新一轮产业回流和科技突破。拜登政府的《芯片与科学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正在吸引半导体和新能源制造业回流美国。人工智能领域的ChatGPT、Sora等突破，再次证明美国在颠覆性创新上的领先。如果我们的战略判断建立在对对手的“低估”之上，一旦美国完成调整，我们将措手不及。

第三，盲目唱衰让我们忽视自身短板。

最危险的，不是对手有多强，而是我们看不到自己的弱项。郑永年直言：真正的爱国，不是喊口号，而是沉下心把教育、科技、产业、治理这些短板一个个补齐。

教育方面，中国有14亿人口，但世界排名前100的大学数量仍远少于美国。科技方面，高端芯片、工业软件、航空发动机等“卡脖子”领域仍有待突破。产业方面，如何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如何培育更多华为、比亚迪这样的世界级企业，仍是长期课题。治理方面，如何平衡效率与公平，如何激发社会活力，如何构建更完善的法治体系，都是硬骨头。

这些问题，不会因为“美国不行了”就自动消失。相反，如果我们沉浸在唱衰对手的快感中，真正需要解决的内部问题就会被搁置。

三、历史给我们的启示

郑永年提醒我们：大国崛起是场长跑，不是百米冲刺。

从历史看，任何大国的崛起都是长期而艰难的过程。英国从光荣革命到工业革命、再到成为“日不落帝国”，用了近百年；美国从建国到南北战争、再到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也用了上百年。

在这个长跑中，“等待对手犯错”是最危险的策略。真正的竞争，不是比谁更会唱衰对方，而是比谁更能解决自己的问题。

上世纪80年代，当日本经济狂飙突进时，美国做了什么？里根政府推行减税、放松管制、鼓励创新，催生了硅谷的崛起；克林顿政府提出“信息高速公路”，抓住了互联网革命的历史机遇。美国不是在抱怨“日本威胁”，而是在解决自己的问题。

今天，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在做同样的事情——推动产业回流、加大科技投入、巩固盟友体系。我们不应期待对手会自行倒下，而应做好长期竞争的准备。

四、真正的爱国是什么

郑永年给出答案：沉下心把内部改革做实。

真正的爱国，不是在网上喊几句“美国崩溃”，不是盲目自嗨式地自我感动。它应该体现在以下几个维度：

教育上，让更多孩子接受优质教育，培养出更多世界级科学家、工程师、思想家。中国需要的不只是“做题家”，而是能够引领创新的拔尖人才。

科技上，沉下心攻克“卡脖子”技术，而不是满足于“非对称竞争”。芯片、高端装备、生物医药……这些硬骨头，需要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持续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