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新《公司法》为股东出资设定了清晰的规范准则，要求股东严格遵循相关程序和义务，为公司资本的充实奠定基础。然而，在司法实践的动态演进中，如何准确判定股东是否切实履行出资义务，成为一个复杂且备受关注的议题。同时，在执行程序涉及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的情境下，原股东与继受股东的处理模式呈现出显著差异。

对于原股东，执行程序依据既定的法律规则和现有的证据线索，对其出资状况进行审慎评估，仅在符合严格限定条件时，方可依法追加为被执行人，从而在维护债权人利益与保障股东合法权益之间达成平衡。

而继受股东由于可能涉及诸多复杂的实体争议因素，其责任的精准判定需要通过更为严谨、全面的诉讼程序进行深入审理，以此确保各方当事人的权益在公正、透明的司法框架内得到充分保障，避免因程序不当而引发的误判风险。

案例一 S公司与L公司执行异议案

案情简介

L公司成立于1992年12月8日，注册资本100万美元，原始股东为S公司（出资60万美元，占60%股权）和香港胜田实业有限公司（出资40万美元，占40%股权）。

1993年8月5日，某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称收到S公司60万美元出资，但该报告内容笼统，货币出资无具体时间、现金数额和入账凭证，房屋出资无评估作价报告和权属转移手续，而外方股东出资有明确时间、金额和入账凭证。在听证中，S公司不能举证出资具体方式，且L公司工商登记资料和验资报告中也无相关材料。此外，L公司原董事长陶某证明公司成立时S公司未实际出资。

1995年3月22日，L公司中方合作伙伴由S公司变更为SK总公司，合资企业中方注册资本、债权、债务由SK总公司承担，1994年L公司年检报告中合营中方已变更为SK总公司。2000年1月28日，某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审计报告，认定L公司中方投资者变更后应投入资本344.88万元未到位。

争议焦点

1、S公司是否履行了对L公司的出资义务？

2、S公司转让股权后是否仍需对L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法院裁定要旨

S公司作为L公司原股东，设立时未按规定履行出资义务，属虚假出资；验资报告中其足额出资结论因无证据印证不予采信，结合陶某证词可认定未足额出资。S公司应在出资不实范围内对L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且责任不因股权转让而消灭。故裁定驳回S公司异议请求，追加其为被执行人。

案例二 某勘察公司与某科技公司执行异议案

案情简介

某科技公司于2019年3月8日成立，注册资本5000万元，投资人多次变更。某勘察公司与某科技公司因合同纠纷，经法院调解达成协议，某科技公司应于2020年9月30日前支付技术服务费 60.06 万元，否则需承担相应利息等责任。因某科技公司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义务，某勘察公司申请强制执行后未发现其他可供执行财产，遂申请追加该公司多名股东为被执行人。

争议焦点

在本案股东中，仅罗某为原始股东，其余为继受股东，原始股东和继受股东是否能同时在执行审查程序中被追加为被执行人？

法院裁定要旨

公司作为被执行人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法院可追加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的原股东及相关发起人为被执行人。执行程序中不能直接追加继受股东为被执行人，否则侵害其诉权，申请执行人需另行诉讼主张权利，而非通过执行审查程序解决。故裁定追加罗某为被执行人，驳回某勘察公司其他异议请求。

法律琦谈

一 股东出资义务的法律规制与实践审查

新《公司法》第四十八条明确要求股东以非货币财产出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在案例一中，S公司声称以现金和房屋投入60万美元，但在验资报告中，对于作为出资的房屋，既无房屋评估作价报告，亦未办理房屋权属转移手续，这明显不符合法律对于非货币财产出资的规定。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虽记载已收到S公司的注册资本 60 万美元，但内容存在诸多漏洞——作为货币部分的出资，没有具体的出资时间、现金数额及入账凭证，无法有效证明出资的真实性。L公司原董事长的证言及审计报告关于“中方投资者变更后应投入资本未到位”的认定形成相互印证，法院最终认定S公司未履行出资义务，这反映出司法实践对于股东出资义务的履行更注重实质审查的特点。

从该案也可看出，股权转让并不当然免除股东的足额出资义务，在被执行人无财产清偿债务且其开办单位存在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的情况下，法院有权裁定变更或追加开办单位为被执行人。故即使S公司在1995年将其在L公司的股权转让给SK总公司，但仍需在其出资不实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法院据此裁定其在出资不实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旨在防止股东通过股权转让逃避其应尽的出资义务，维护公司资本的充实性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故，在公司设立和运营过程中，股东应严格按照《公司法》规定履行出资义务，并妥善保留出资凭证、财产权转移手续等相关证据，否则一旦涉及债务纠纷，在无法证明出资到位的情况下，股东将面临被追加为被执行人的风险。

二 原股东与继受股东的不同处理路径

（一）追加原股东作为被执行人

执行程序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依据现有证据对原股东的出资情况进行初步审查，对于符合条件的原股东可依法追加为被执行人，以快速实现债权人的部分债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第十九条明确规定，在执行审查程序中，对于原股东的追加有着严格的条件限制，即必须存在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且转让股权的情形，并且追加的范围限定在未出资部分——这既体现了对公司资本充实原则的维护以及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又有助于防止随意追加原股东，确保执行程序的准确性和公正性。在案例二中，罗某作为某科技公司的原始股东，未提交其已履行出资义务的相关证据，法院即是依据该条文裁定追加罗某作为被执行人。

（二）追加继受股东作为被执行人

对于继受股东的责任认定，由于其复杂性和可能涉及的实体争议，应通过诉讼程序进行全面审理，确保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2020）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时，受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情况下，公司及债权人的权利救济途径——对于公司而言，可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对于债权人，可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并同时请求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

对于卢某某、尹某某等继受股东，法院不能在执行审查程序中直接追加为被执行人，而是倾向于通过更为严谨的诉讼程序进行实体审理，以充分查明继受股东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前手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等关键事实，从而确定各方责任，避免在执行程序中简单追加继受股东所可能带来的误判风险。

从债权人角度看，虽然不能直接在执行程序中追加继受股东为被执行人，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债权实现的效率，但通过诉讼程序主张权利可以更准确地确定责任主体和范围，避免因执行程序中的简单追加而导致后续可能出现的执行回转等问题，从长远来看，亦有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