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平省那个泰族村寨里,黎文海家最热闹的时候,住着八个女人。

黎文海是个退伍老兵,三十出头,身上带着几处枪伤,走路有点瘸,但身板还算壮实。1980年那会儿,他是村里少有的几个还能下地干活的年轻男人。

那年头,越南南北统一战争结束没几年,中越边境的炮声还没停利索。北边这些山区村子,男的死的死、残的残,剩下的掰着指头都能数过来。

黎文海这个村子不算大,统共几十户人家。可你挨家挨户数一数,能找到的年轻男人,满打满算不到十个。女人呢?寡妇、未婚女、没了爹的姑娘,乌泱泱一片。

村里人管黎文海叫“有福气的人”。八个女人围着他转,给他做饭洗衣,跟他过日子,给他生孩子。外村人听了,啧啧称奇,说这小子命好。

可你要是真在村里住几天,你就知道了——这不是命好,这是命苦。

八个女人不是黎文海娶的。他没办过婚礼,没扯过结婚证,甚至连个像样的仪式都没有。她们是一个一个搬进来的,有的是自己来的,有的是村里人撮合的,有的是没地方去了,拎着包袱就进了门。

黎文海也拦不住。这个村子的规矩,从祖上传下来就是这样:男人少了,女人就得搭伙过日子。不是哪个女人愿意这样,是日子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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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八个女人的日子,跟黎文海想象的不太一样。

他原以为,八个女人围着自己转,自己就是家里的天了。可住进去才知道,八个女人凑一块儿,他才是个外人。

女人们自己分了工。年纪最大的阿香姐管账,家里有多少粮食、哪天该赶集、哪块地该种什么,她说了算。手脚麻利的阿莲管做饭,一天三顿,几十张嘴等着吃。身体壮实的阿梅管地里的活,黎文海跟着她下地,倒像是给她打下手。年轻的几个管孩子,家里七八个娃,大的带小的,小的哭了找妈,闹得鸡飞狗跳。

黎文海每天干完地里的活回来,往屋里一坐,女人们该干嘛干嘛,没谁专门伺候他。他要喝水,自己倒。他要吃饭,自己上桌夹菜。八个女人没把他当老爷,倒是把他当成了家里的一件日用品:有用,但不必太当回事。

有时候,黎文海自己洗衣服,村里人笑话他:“你不是有八个老婆吗?怎么还自己洗衣服?”

黎文海苦笑:“八个老婆?八个祖宗还差不多。”

这话不假。八个女人凑一块儿,难免拌嘴。今天你多用了一勺米,明天她少挑了一担水,后天谁的孩子把谁的孩子打哭了……鸡毛蒜皮的事都能吵起来。阿香姐坐在中间调解,拍着大腿喊:“都别吵了!日子还过不过了?”

吵归吵,闹归闹,真到了要紧事上,这八个女人比谁都齐心。

有一年山洪冲了梯田,半年的收成全毁了。八个女人商量了一夜,第二天天不亮就上山开荒。黎文海扛着锄头跟在后面,累得直喘气。阿梅回头瞪他一眼:“你行不行?不行就回去歇着。”黎文海咬着牙说行。他心里清楚,这个家,是这八个女人撑着的,他顶多算个搭把手的。

说起这八个女人的来路,各有各的故事。

阿香姐是第一个来的。她男人死在边境线上,尸骨都没找回来。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地种不动,房子漏雨,日子过不下去了。村里人跟她说,去黎文海家吧,好歹有个照应。她犹豫了三天,最后还是拎着包袱去了。

阿莲是被婆家赶出来的。她男人没了,婆家嫌她晦气,不让她进门。她带着一个吃奶的娃,在村口的大树下坐了整整一天。阿香姐路过看见了,把她领回了家。

阿梅的男人也是当兵的,死在战场上。她性子烈,死活不肯去黎文海家。自己种地、自己砍柴、自己养鸡,硬撑了两年。后来生了一场大病,烧得人事不省,是阿香姐带人去把她抬回来的。病好了,她也没走,就在这儿住下了。

还有几个年轻点的,都是男人死在了战场上。

八个女人,八个故事。每个故事说起来,都绕不开那场仗。

她们不怎么提以前的事。不是忘了,是提了难受。阿香姐偶尔喝点米酒,会念叨几句:“我那口子啊,走的时候孩子才两岁。他说打完仗就回来,回来给娃买新衣裳。衣裳呢?人呢?”

这时候没人说话。黎文海低着头扒饭,假装没听见。阿莲递过去一碗酒,拍拍她的背。阿梅把最小的娃抱过来,塞到阿香姐怀里:“行了行了,别想了,娃饿了,喂奶吧。”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没人提过去,也没人想将来。

这八个女人跟黎文海过日子,跟南边工厂里那些女人完全不是一回事。

安江省有个纺织厂,1977年复工的时候,原来200个工人,活下来的男的只有32个。这32个里头,28个是伤残老兵,4个是年轻技术员。200个女工,32个男人,这比例看着还行,可那28个老兵有的缺胳膊少腿,真正能干那事儿的没几个。

厂里和当地政府商量了半天,最后定了个规矩:200个女工分成20个小组,每组10个人,每个小组固定配一个男的。这20个男的从哪儿来?那4个年轻技术员全用上,再从伤残老兵里头挑16个身体还行的,凑够20个。剩下的12个老兵,伤残太重,干不了那活儿,就安排在后勤、安保、仓库这些岗位上,好歹也算有个去处。

光这20个固定的还不够,又挑了3个身体最好的老兵当“轮换替补”,哪组需要就补到哪组。一个月三十天,固定配的那个男的一直在组里待着,轮换的三个男的一周换一组,确保每个小组都能多一个劳力。这么一算,20个固定加3个轮换,一共用了23个男的,厂里32个男的,绰绰有余。

排班表用毛笔写在红纸上,贴在宿舍门口最显眼的地方,跟工厂的产量表并排挂着。管理岗由工厂妇联主任兼任,姓陈,四十来岁,办事雷厉风行。她手里攥着厚厚一摞“生育档案”,每个女的经期哪天、同房哪天、怀没怀孕、生没生,记得比会计的账本还清楚。

这哪是工厂宿舍,这简直是生育车间。

管理岗由厂妇联主任兼任,姓陈,四十来岁,办事雷厉风行。她手里攥着厚厚一摞“生育档案”,每个女的经期哪天、同房哪天、怀没怀孕、生没生,记得比会计的账本还清楚。每个月月底开总结会,当众宣布这个月谁怀上了、谁没动静。怀上的当场发5公斤大米,没怀上的也不客气:“你这个月怎么回事?要不要多安排两天?”那语气,跟车间主任训产量不达标的工人一模一样。

陈主任办公室里还挂着一面流动红旗,每个月评一次“生育先进小组”,哪个组怀孕率高,红旗就挂到哪个组的宿舍门口。女工们私下管那面旗叫“种地模范旗”,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带着笑,可那笑比哭还难看。

有人扛不住,想躲。有个年轻女工连着两个月没怀孕,陈主任找她谈话,话讲得很直白:“你是国家的人,国家养你,你就得给国家办事,让你生个娃怎么了?”那女工低着头不说话,眼泪啪嗒啪嗒掉。后来第三个月怀上了,陈主任在大会上表扬她,发大米的时候还多给了两斤红糖。

这套制度运转起来之后,效果确实吓人。1979年安江省那个纺织厂的怀孕率干到了92%,年出生率68%,远远甩开全国平均水平。县里敲锣打鼓来送锦旗,陈主任站在宿舍门口,笑得合不拢嘴。可站在她身后的那些女工,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

北边山里没这套。没人排班,没人考核,没人记你经期哪天、怀孕几周、生了几个。女人们自己想跟黎文海过,就跟他过。不想过,随时可以走。黎文海要是不乐意,女人们也不跟他商量。这个家是大家说了算,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当然,生娃这事儿是免不了的。那年代,不生娃,这个家就续不下去。村子就续不下去。这片土地上的人就续不下去。

阿香姐生了三个,阿莲生了两个,阿梅生了四个,其他几个年轻点的也生了两三个。八个女人,十几个娃,大的带小的,闹闹哄哄的,跟个小学校似的。

这些娃的爹,基本上是黎文海,但也不全是。有外村的男人来串门,跟哪个女人好上了,住几天就走,留下个娃。女人们也不瞒着,该养就养,该疼就疼。阿香姐说得实在:“娃是谁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娃能活下来。”

这话听着糙,理不糙。在那年月,活着比什么都强。

1986年,越南搞革新开放,风向慢慢变了。

山里的路修通了,外面的人进来了,里面的女人也开始往外走了。年轻的几个,有的去城里打工,有的嫁到了外村,有的跟着工程队去了南方。

阿香姐老了,头发白了大半,腰也弯了。她哪儿也不去,就在这个家待着。她说:“我这一辈子,就这儿了。”

阿莲后来嫁了个跑运输的司机,跟着男人去了河内。走的那天,她抱着阿香姐哭了一场,说:“姐,我走了,你别怪我。”阿香姐拍拍她的手:“走你的,过好日子去。”

阿梅最硬气,哪儿也没去。她跟黎文海搭伙过到了最后,后来黎文海死了,她一个人把剩下的几个娃拉扯大。村里人劝她找个伴儿,她摆摆手:“找什么找,我一个人过挺好。”

黎文海这辈子,到底算不算有八个老婆?

从法律上说,不算。他一辈子没结过婚,户口本上写的是“未婚”。

从民俗上说,也不算。他没办过仪式,没下过聘礼,没拜过堂。

可从日子上说,他确实跟八个女人一起生活过,一起种过地,一起养过娃,一起熬过了那段最难的岁月。

这段历史,你在越南的教科书里找不到,在官方的文件里也翻不着。

它不是政策,不是法令,不是哪个领导人的英明决策。它是一群在山沟沟里讨生活的女人,自己琢磨出来的活法。

南边的工厂宿舍,是政府搞的,有文件、有制度、有排班表。北边山里这些事,没有文件,没有制度,连个像样的记录都没留下。全靠村里人你传我、我传你,口口相传。

可就是这种没写进历史的日子,撑起了战后越南北边山区的人口恢复。

那些在共居小组里出生的孩子,长大了,有的当了兵,有的做了生意,有的当了老师。他们中间,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可他们活着,好好地活着,在这片曾经被战火烧焦的土地上,开枝散叶。

阿梅后来当奶奶了,孙子白白胖胖的,在她怀里咯咯笑。她抱着孙子坐在门口晒太阳,眯着眼说:“值了。”

如今你再去高平省那个村子,已经看不出当年那八个女人和黎文海一起生活的痕迹了。

房子翻新了,路修好了,村里通了电,家家户户都有电视。年轻人在外面打工,过年才回来。村里留下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

你问村里人,还记得黎文海吗?记得。还记得那八个女人吗?记得。

有个老人指着一片梯田说:“那边那块地,当年就是她们开的。八个人,加上黎文海,干了一个冬天。”

又有人指着村口的老榕树说:“阿香姐以前常坐那儿晒太阳,一边纳鞋底一边看孩子。后来老了,走不动了,就让人抬出来,坐那儿看。”

黎文海的坟在村后的山坡上,没立碑,就是个土堆。逢年过节,有人去烧纸。烧纸的人里头,有他的娃,有那八个女人的娃,还有那些娃的娃。

他们不知道这个土堆底下埋的到底是谁的爹,但他们知道,这个人跟他们的奶奶、姥姥一起,熬过了那段最难的日子。

这就够了。

那段没写进历史的日子,就这么留在了那些土堆里,留在了那片梯田里,留在了那些人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