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出英雄，浮沉见初心。民国时期，面对山河破碎、时局动荡，无数人做出了不同的人生抉择。
1931年，上海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是中共中央创办的大同幼稚园全体师生的户外留影，也是毛泽东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唯一的完整同框。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转移到上海，无数革命者被捕牺牲，他们的子女成了“无人照料的遗孤”。为了“为革命保存火种”，周恩来、瞿秋白等推动创办了大同幼稚园，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正规的儿童保育机构，收养了约30名革命后代，幼稚园隐藏在上海法租界的弄堂里，由地下党秘密管理，老师们用化名开展工作，时刻面临被特务破获的危险。
第二排左一是毛泽东长子毛岸英（8岁），右二是毛泽东次子毛岸青（7岁）；右一是毛泽东幼子毛岸龙（4岁），是三兄弟里最年幼的，这张照片是他为数不多的留影——仅仅几个月后，他便在上海因腹泻夭折，年仅4岁，这张合影也成了毛氏三兄弟最后的团圆。
都是中共早期党员、革命烈士的子女，比如恽代英、蔡和森、彭湃的后代，他们是革命的“火种”，在幼稚园里得到庇护与启蒙。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而国民党内部却因权力斗争分裂为，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南京国民政府和以汪精卫、孙科为核心广州国民政府。在全国舆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压力下，双方被迫在上海召开南北和平会议，试图结束党内分裂、共组统一政府应对国难。这张照片正是和谈期间，双方代表在上海寓所的合影，表面是“团结御侮”，实则仍在为权力分配讨价还价。
国民党元老、外交家，伍廷芳之子伍朝枢，粤方代表，主张“团结御侮”，是粤方温和派的代表。
粤方核心领袖，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此时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对抗南京蒋介石政权，是此次和谈的粤方灵魂人物。
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张静江（坐者），有“革命圣人”之称，宁方代表，孙中山与蒋介石的重要支持者，是此次和谈中宁方的核心斡旋者。
后排最右是孙中山独子孙科，广州国民政府要员，是连接粤方与革命正统的关键人物。后排其余人物多为宁粤双方的高级幕僚与代表，涵盖了国民党各派系的骨干力量。
这群国民党元老本应在东北沦陷时共赴国难，却仍在为派系权力勾心斗角；和谈后仅数月，蒋介石下野、孙科短暂组阁，汪精卫与蒋介石再度合流，东北的沦陷却已成定局；照片里的汪精卫，后来更是彻底堕落为汉奸，让这张“和平合影”沦为历史的笑柄。
这张照片摄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南洋，是同盟会南洋支部核心成员的珍贵合影，也是辛亥革命前夜海外反清力量的鲜活见证。
最右是同盟会女杰，曾任同盟会暗杀部部长的方君瑛，参与过多次反清暗杀行动，是早期女性革命家中的先锋，后因革命受挫、理想破灭，于1923年自杀殉志。右二是马来亚华侨，汪精卫的妻子，同盟会早期女会员陈璧君，曾积极参与反清宣传与行动，后随汪精卫沦为汉奸，抗战胜利后被判处终身监禁，1959年死于狱中。
右三，前排坐者是黎仲实，同盟会早期骨干，是汪精卫、陈璧君的革命同伴，参与过刺杀载沣的行动，始终坚守革命立场，1919年病逝于上海。右四是方君瑛的嫂子曾醒，同盟会女会员，投身反清革命，后转向教育事业，致力于女子启蒙，淡出政治舞台。
右五，前排左坐者是陈璧君的母亲卫月朗，全力支持女儿参与革命，是华侨家庭中“母随女志”、共赴国难的典型代表。左一站立者是汪精卫（汪兆铭），此时是同盟会最锋利的笔杆子，《民报》主笔，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诗句名震天下，是反清革命的偶像级志士。但后来他彻底堕落，在抗战时期公开投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汉奸。
1919年，日本九州帝国大学，中国留日学生爱国团体“夏社”的核心成员合影
左一是中国病理学奠基人徐诵明，早年赴日留学，与郭沫若同窗，是“夏社”的核心发起人之一，后来成为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先驱。后排中间是钱潮（或陈君哲），同为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留日学生，“夏社”成员。前排中间（右二）是郭沫若，此时正在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学习，他是“夏社”的灵魂人物，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巨匠。右一是夏禹鼎，“夏社”因他的住所而得名。
1919年，国内五四运动爆发，留日学生深受感召，郭沫若、徐诵明、夏禹鼎等在九州帝国大学成立了“夏社”——这是近代九州地区第一个中国留学生爱国团体。他们的核心任务是：搜集、翻译日本报刊上的侵华言论，撰写抨击日本侵略的文章，自费油印后寄往国内，以此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呼应国内的反帝爱国运动。
这张照片正是在夏禹鼎家中拍摄的，记录了这群青年知识分子“以笔为刃、救国图存”的热血时刻。他们的活动很快引起日本谍报机构的注意，但这群青年并未退缩，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少年中国”的理想。
这张珍贵合影摄于民国四年（1915年）的北京，是近代军事家、护国运动领袖蔡锷为数不多的家庭留影，也是他在京最后一段平静时光的见证：
居中的是近代著名军事领袖蔡锷，此时他正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怀抱长子蔡端生，神色间已暗藏对帝制的忧虑。左侧是蔡锷的挚爱伴侣如夫人潘蕙英，怀抱三女蔡淑莲，右侧是正室夫人刘侠贞，怀抱四小女，是蔡锷早年婚姻的伴侣。前排是长女蔡铸莲、次女蔡福莲，是蔡锷膝下的掌上明珠。
这张照片拍摄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前夜，1915年，袁世凯加紧筹备称帝，将蔡锷羁留北京，试图拉拢这位军事英才。蔡锷表面沉溺酒色、故作消沉，暗中与梁启超等密谋反袁，这张全家福正是他“韬光养晦”策略下的伪装，也是他对家庭最后的温情留念。
仅数月后，蔡锷便秘密离京，辗转返回云南，于1915年12月发动护国战争，打响了反对帝制、捍卫共和的第一枪。
20世纪初，绍兴，朱安与娘家人的最后合影。
右一这个清瘦的女人，是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也是这场包办婚姻里最无辜的牺牲者。她身着朴素的长衫，面容清瘦，眼神里透着旧式女性的温顺与隐忍。她一生侍奉鲁迅母亲鲁瑞，与鲁迅仅有夫妻之名，无夫妻之实，独守空房41年，最终孤独离世，连这张照片，都是她在离开绍兴前，为了留个念想而拍的。
她不是鲁迅笔下的人物，她是活生生的、被旧时代碾碎的女人。这张照片里的温顺，藏着最让人心碎的悲凉。
她旁边的老者朱安的母亲俞氏，她是这场包办婚姻的推动者之一，也是朱安在周家唯一的情感依靠。站立男子是朱安的弟弟朱可铭，他是朱安在娘家最亲近的亲人，后来也一直照料着姐姐的生活。中间孩童是朱可铭的儿子朱吉人，是朱安的亲侄子，左一是朱可铭的妻子（朱安的弟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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