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和政府的关怀照顾，犹如春天的阳光一样，温暖了我的心，消融了我心头的冰雪。新的工作、新的环境和强烈的责任感，给予了我生活的信心和力量。在农村劳动一年后，民政局即通知我们回城，等候分配工作。我既高兴，又有点依依不舍，留恋农村那些纯朴忠厚的人们，留恋农村那诗一般美丽的风景，留恋自己亲手培植的果树和庄稼。在人生的道路上，这一年的劳动，确实给我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忆。回城后，北京市民政局李局长和统战部廖部长、贺副部长等，邀请我们到北海公园的仿膳饭庄吃饭。廖部长总结了我们一年劳动的成绩，指出了不足之处，希望我们坚定地相信党，不要怀疑、动摇；要搞好团结，处理好群众关系；树立集体主义精神，克服个人主义，并希望我们不要服老。宴后，廖部长还特意向我问到雪雪是否回来的问题。面对领导殷切的期望、无微不至的关怀，我感激不已，但对雪雪是否回来的问题，我却不知如何回答才好。雪雪虽然失约未归，但她来信总是表示很想回来，不过，为了孩子们，她现在还不能回来。她转来了在台湾的几个孩子写给我的信，我看了感触很深。在台湾的四女儿在信上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我相信，我们家分离了这么多年，总会有团圆的一天。我天天都在祈求神，保佑这一天早日到来。"这些话出自一个不满18岁的女孩之口，实在是令人又心酸，又感动。我最小的儿子才14岁。他也工工整整地在信上写道："爸爸，我们没有一天忘记您……"这孩子在离开我的时候，只1岁多，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说，如今却会写信了。我不由得老泪纵横，舐犊之情溢满胸怀。我深深地感到自己对不起孩子们，是我使他们陷身孤岛，备受凄凉。
最使我伤感自责的是二女儿的来信。她说："我们不愿让妈妈离开香港。因为弟妹都小，还需要我照顾。妈妈在港，我还可以写信去诉诉自己的苦衷，发发牢骚。如果妈妈回大陆，我们几个孤儿心里有苦都无处诉说了……"孩子的话像针一样扎疼了我的心。不正是我们这些蒋家王朝的"忠臣"，造成了祖国的分裂，造成了骨肉分离吗？既害自己，又害子孙，这妻离子散的苦痛理应由我来承受，我不能夺走孩子们这唯一的一点可怜的寄慰。我只有在今后的有生之年里，为祖国的统一多做工作，来赎自己过去的罪过，把祖国的统一和家庭的团聚统一起来。
现在，我不再强求雪雪回来了。我只求工作固定下来后，把在长沙的小女儿接到北京，把她抚养成人。
不久，我与留京劳动的几个人都被安排到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专员，和杜聿明、溥仪在一起。这个职务是周总理亲自安排的。当专员每月100元工资，国内物价又低，这真不算少了，完全可以生活得非常好。安排第一批特赦人员的工作时，我们第二批特赦的人员也在场，我很羡慕杜聿明他们能得到这样优厚的待遇。想不到一年之后，我也得到了这种优待，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和感激。
工作安排后，罗历戎等家在北京的人都回家去住，有的人结了婚，而我和李以助等眷属在海外的人，仍住崇内旅馆，每天1元钱的伙食费，可以吃上四菜一汤，生活可以说是很不错了。然而，我这个人家庭观念很强，总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家。领导上原是有意安排我的女儿转来北京的，于是，我打了个报告，想早日促成此事。当时北京正在压缩人口，我很担心女儿来北京有困难。没想到报告送上去不久，政府就批准了，并分配给我一套三间带卫生设备的住房。
孩子在长沙参加升学考试被录取后，就被安排到北京女六中上高中。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了。每当我做好饭，看到孩子坐在对面吃得津津有味的时候，我心里总是有说不出的快乐。有时我为想念雪雪而烦恼时，孩子几句嫩声娇气、略带责备口吻的劝慰，就会使我心头的烦闷全都消散。我们父女俩相依为命的生活，是平静而快乐的。每到假日，我总爱带着孩子骑车到北京的名胜地去玩：去颐和园划船，去香山爬"鬼见愁"，去八达岭游览长城，有时来回100多里路程，我也毫不在乎。看到孩子天真、活泼，我好像年轻了许多。
1962年的中秋节来到了，政协机关邀请我们和在京的政协委员及其家属，到政协礼堂楼顶的露天平台上参加赏月晚会。明月当空，一个个小圆桌上摆着水果、月饼等食品，人们一边赏月，一边观看东方歌舞团的表演，欢声笑语，喜气洋洋。我领着孩子坐在圆桌边，望着玉盘般的皓月，欣赏着精彩的节目，感慨万千。孩子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笑得很开心。突然，有人站起来，有人向后望去，原来是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和邓颖超大姐来了。总理频频招手，微笑着请站起来的人们坐下。他和陈毅副总理走到前面，把两个七八岁的儿童抱在怀里，就坐下来看演出。邓大姐正好坐在我女儿旁边，她拉着孩子的手问长问短，并从桌上拿了一个苹果递到孩子手里。看到周总理和邓大姐这种和蔼可亲的举动，我很感动。我觉得我的这个小女儿能生活在新中国，确实要比她在台湾的几个姐姐幸福得多。此时此刻，我心里又是感激，又是难过自责。中秋之夜，我那远在天边的雪雪和在台湾的几个儿女，他们是如何度过的呢？
自从特赦后，这种自责与感激的心情，常常在我心中交错出现。
有一次，中国新闻社在民族饭店举行宴会，邀请我参加。会上，我见到了政协常委刘芦隐先生。刘芦隐先生曾是胡汉民先生领导的"新国民党"的成员，是胡汉民先生最得力的助手。
左起:宋浠廉，溥杰，沈醉，文强
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排除异己往往是不择手段的。
那是1937年初，蒋介石因抓不到胡汉民先生，就决定逮捕刘芦隐先生，将他置于死地。当刘芦隐先生从广州到上海时，戴笠就让我绑架他，把他押往南京，秘密处死。记得那天正下小雪，我带着几个特务驾着一辆汽车到处找刘芦隐先生在上海的关系。后来，我发现刘先生的夫人住在上海法租界贝当路附近。我正开着车向西走去，突然发现刘先生和他夫人乘一辆墨绿色的轿车从对面驶来。我立即调转车头，紧紧跟在后面。因为他的车子比较新，跑得快，我们没有跟上，只记住了他的汽车号码。当晚，我便开着汽车到处乱找，结果在三马路扬子饭店发现了他的汽车。我们守了半夜，才见刘先生和他的夫人一道从旅馆里走出来。我原打算利用他的汽车将他绑走，只因他夫人发觉了，大叫起来，惊动了附近的英国巡捕，才由秘密逮捕变成公开逮捕，结果一同到了英租界老闸捕房。以后我们利用杨永泰在武汉被刺事件，硬把这一罪名加在刘先生身上，将他引渡到武汉归案。由于秘密逮捕没有成功，戴笠大发脾气，因为公开逮捕，就不便随意杀掉他了。
看到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我感慨万端，连忙走上前去，向他道歉。老人慷慨地说："过去的事就别提了。"刘先生和我倾谈了近两个小时，新闻社的同志还为我们拍了不少照片。分别时，刘先生深有感触地说："这只有在共产党的教育下，咱们才会有今天哪。"是啊！如果不是共产党对我的改造和教育，我是决不会认识到自己的罪恶的，而过去的仇人也决不会与我握手言欢的。
1962年，我所写的《蒋介石准备暗杀李宗仁的阴谋》一文，在《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上刊登了。李宗仁先生从美国回来后，看到这篇文章很诧异，便叫曾担任过他的秘书的尹冰彦同志，约我到史家胡同他的住宅去见他。李先生和他的夫人郭德洁很高兴地接待了我，并留我在他们家吃了午饭。
原来在1948年11月间，我担任保密局云南站站长，突然接到毛人凤给我的一份"立即赴南京，另有重用"的急电。我于第三天由昆明飞抵上海，即转乘火车去南京。毛人凤派当时的总务处长成希超到车站接我，一直把我送到军统招待美国人的"诚庐"招待所。我感到很奇怪，问成希超是什么事。他说，他也不知道，只听说有一项重要任务，是蒋介石亲自指定调我去干的。当天下午，毛人凤赶到"诚庐"，先来找我。一走进客厅，毛人凤即关上房门，通知卫士不要让进来。他小声地告诉我：这次来南京，是蒋介石指定要我主持暗杀李宗仁的事。毛人凤原准备派保密局行动处长叶翔之主持，后来蒋介石知道叶翔之是个文人出身，连手枪都不会使，便指示立刻把我从云南调来，接替叶翔之主持这件事。交待完后，毛人凤便领我去见蒋介石。我们到达黄埔路蒋介石的官邸后，等了两个多钟头，蒋介石才抽出时间见我们。这次见面，我觉得他特别和蔼，他从座位上站起来和我们握手，并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坐下来。他谈话也表现得很亲切，先问我云南的局势、工作情况、与地方势力相处的情况，以及我的家庭情况，然后才言归正传。他问我知不知道调我来南京的新任务，我说，毛局长已经告诉我了。他连说："那很好！"他又问我有什么意见，我忙表示说："效忠领袖，愿赴汤蹈火！"他很满意，并郑重其事地说明，这次行动是关系到大局，关系到党国安危的大事，叫我绝对保守秘密，一定要从速布置好。他还说，共产党是迟早可以打败的，而内部的捣乱却比共产党更难处理，这是在万不得已时才决定采取这个办法的。他叫我把一切准备妥当，等他决定行动时，便要绝对去完成使命。我也一再表示："不辱所命。"他听了很高兴，又用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来鼓励我。在谈话中，蒋介石始终没有吐出"李宗仁"或"副总统"三个字来。我懂得，他为了要除去这个和他争夺总统宝座的对手，是希望我在执行命令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并准备事败之后将我抛出去当替罪羊的。
沈醉与黄维
所以从他嘴里，决不会说出叫我去杀李宗仁的话。
后来，由于淮海战役中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全部被解放军歼灭，时局紧张，他为了缓和矛盾，才假意宣告"退休"，让李宗仁代理总统。这才暂时取消了这次"特别行动"。
一开始，李宗仁先生便告诉我，他过去一直不知道蒋介石要对他下毒手，看到我写的那篇东西后，才恍然大悟。过去，他在南京时，看到在他住宅附近和每天出去时汽车经过的几处地方，都有些人在注意他，他还以为是南京卫戍总司令部和首都警察厅等地方治安机关，在派便衣保护他呢。
说到这里，他很气愤地对我说："你还不知道吧？我和蒋介石是换过帖的兄弟。他当时口口声声欢迎我去南京，没想到他准备干掉我。我过去一直尊重他，一直到今天，还是称他为蒋先生。今后，我再不这样称呼他了。"
这时，郭德洁女士插嘴说："你写的东西，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内幕没有写上。我今天给你补充一下。"
她告诉我说，她和李宗仁先生那次刚到南京不久，蒋介石夫妇便请他们吃饭，表现得非常亲热。宋美龄首先提出，把以她的名字命名的"美龄"号专机送给李宗仁夫妇使用，并说这架飞机设备如何好。宋美龄还说自己另有一架"中美"号专机，所以"美龄"号正好给李宗仁夫妇使用。蒋介石也一再说明"美龄"号如何安全，只要李先生夫妇想去什么地方，打一个电话到飞机场，随时都可以使用。
从蒋介石夫妇的那种热情来看，谁也不会料到这是要李宗仁的老命。当时郭德洁女士很想坐这架专机去杭州、上海等地玩玩，也享受一下那架专机上的豪华设备。由于李宗仁先生天天忙于见客、开会，老是抽不出时间，所以他们一次也没有坐过。
听了郭德洁女士的话，我便笑着说："好在你们没有去乘坐那架专机。只要去一次，那就不能到北京看毛主席，而早去看孙中山了。"因为那时我主持的暗杀行动，其中一项就是只要李宗仁夫妇乘飞机一飞出南京，我马上带两架战斗机把它击落。只是我不知道蒋介石夫妇还亲自安排了这一暗杀活动。
后来，李宗仁先生又说，他有一件事至今也不理解。他问我说："1949年11月我在云南游览石林时，卢汉为什么不派宪兵或他的特务营担任警卫，而派军统掌握的特务武装交警总队来保护我？"我向他解释说，那是卢汉玩的一套手腕。因为卢汉知道蒋介石与李先生的矛盾，他担心军统会随时干掉李先生，然后向他要凶手，拿他当替罪羊，所以他通过与桂系有关系的滇越铁路局长唐宇纵，要铁路警务处派出两个交警分队去保护李先生，万一出事，他可以推卸责任，也可以防止军统派人在荒辟的石林地区去搞暗杀。实际上，卢汉估计得完全正确。1949年11月2日，我就得到李宗仁先生将于第二天到昆明的消息。我便用"限即刻到"的电报向毛人凤报告和请示。3日一大早，我就得到毛人凤给我的复电。毛人凤指示我除密切注意李先生在云南的一切活动和言论，以及卢汉对李先生的态度外，还突出地用过去少有的口吻说："奉面谕：指明吾兄亲自从速作好如同在南京一样的布置，随时听候行动命令。"这一句话无疑是告诉我，蒋介石当面指示他，叫他通知我，要我在昆明准备暗杀李宗仁。因我在南京布置过这件事，也只有我一看才能明了。并特别说明这是蒋介石亲自指示叫我干的，以加强这一复电的重要性。当时，我在卢汉身边布置了几个人，而最能接近卢汉的是他的副官处长朱家材。他是通过军统特务、昆明警察局刑警大队长周伯先与军统发生关系的。他和周是连襟，关系很深，所以也乐意为军统做一点卢汉的工作。虽然他用脚踏两只船的办法，把卢汉的情况向我反映一半保留一半，也把我对卢汉的布置向卢汉谈一点以表忠诚，但别人和卢汉的谈话内容，他是可以完全告诉我的。我几乎把李先生在昆明的言行基本上弄清楚，并随时向毛人凤报告。蒋介石当时最担心的，是怕李宗仁先生把桂系残部调到云南，和他争夺在大陆上的这一最理想的反共基地。李先生几次和卢汉的谈话，我都是随得随报。如李先生向卢汉发牢骚，说自己这个代理总统是有名无实，变成了"代而无人理",没法行使总统职权，主要原因是那位"退而不肯休"的人在幕后操纵着一切，半点也不肯放松。当时我认为这些言论很重要，谁知汇报上去后，却没有什么反应。一次，在卢汉家中吃饭，郭德洁女士向卢汉表示：他们此行是到昆明避避难，玩几天便要走的。这么两句话我认为无足轻重，而且出自郭德洁之口。谁知情况汇报上去后，却引起了蒋介石的重视。毛人凤又"奉面谕"要我亲自核实补充。我只好把卢汉宴请李宗仁夫妇时，在场听到郭德洁女士说这两句话的两个卫士，由朱家材陪同到我家，亲自问了之后，又复电毛人凤。这时，我什么都准备好了，只等一声令下，便可以马上干掉李先生。结果，一直到11月9日，李先生夫妇在昆明和宜良石林玩了六天走了，我也没接到暗杀李先生的命令。
后来，我把这事告诉徐远举。徐远举说，李宗仁夫妇到成都时，毛人凤也叫他布置暗杀。也是在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请李先生夫妇吃饭时，郭德洁女士向王陵基说，他们是到四川避几天难，玩玩就走。所以没有在成都干掉他们。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蒋介石那么重视郭德洁那两句话。
郭德洁女士听到我说的这些情况后，大笑起来说："真没想到，我的两句话救了我们的命。这才使我体会出'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这两句话的含意。一个妇道人家居然也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辞行时，李宗仁先生握着我的手，很有感慨地说："想不到你这拿惯'自来得'（旧社会一般人称德国造的驳壳枪为'自来得'）的手，今天居然拿起自来水笔写历史，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啊！"我说："这是共产党改造政策的功劳。"
离开李宗仁夫妇后，我也感慨万端。共产党不但改造了一个旧中国，创造了一个新社会，而且改造了一代旧人，建立了崭新的人与人的关系，化仇为朋，化敌为友。
解放前，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争端者，在新中国能得以握手言欢，固然能使人折服；而解放前我对共产党人的迫害，共产党也能宽宏大量处置，则更使我感激涕零。
右起：沈美娟、杜雪洁、沈醉、韩子栋、小萝卜头之兄、韩子栋之女
1964年，罗广斌、杨益言合写的《红岩》小说一出版，就风行各地。它是以解放前夕军统在重庆破坏中共地下组织，逮捕大批共产党员，前后在原中美合作所旧址白公馆、渣滓洞两个看守所残杀了成百共产党人的一场大斗争、大屠杀为背景而创作的小说，其中反面人物徐鹏飞、沈养斋、严醉都是以徐远举、周养浩和我为模特儿的。小说所描写的这三个人，虽然有些艺术加工，但其面貌、性格、职务、作风等方面还是基本相符的。我特意买了两本《红岩》，寄一本给徐远举，让他看看自己过去的罪恶。另一本我留着自己看。反复看过几遍后，更加感到自己罪恶深重，愧对先烈，愧对人民；也更加觉得共产党伟大、英明！
后来，罗广斌和杨益言来北京，找我和董益三了解军统及中美合作所的情况，我便将他们所不知道的江姐怒斥徐远举的情况告诉了他们。后来，北京和外地的许多剧团都争着将《红岩》编成剧本，还拍了一部名叫《烈火中永生》的电影。剧本的编导和演员都来找我，让我提供有关材料和细节，并请我到一些剧团去作报告，让我给他们介绍当时的一些情况。他们对我都很客气，而且演出时还送戏票给我，让我去观看并给他们提出意见。对这些事，我总是尽全力去做。我觉得自己能以现身说法，为现在的青年作反面教员，既是自己对党对人民做的一点有益的事情，也是自己认罪赎罪的具体行动。
特别是我一想起周总理第二次接见我们的情景时，我就更加觉得自己做的工作太少了。今后若不认真、踏实地为祖国、为人民多做些有益的事情，实在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周总理。
那是1963年的11月间，一天下午，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接见了我们在京的四批特赦人员及家属约20余人，张治中、傅作义等也在座。
周总理给我们讲了话。他勉励我们好好工作，希望我们幸福愉快地度过晚年，并让我们在来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到江南等地去参观游览，看一看解放十多年来祖国的新面貌。
韩子栋（《红岩》小说华子良原型）
在酒席宴上，周总理向我们劝酒时，对我说，他看过了我写的东西，并希望我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都写出来。总理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想不到周总理日理万机，还抽出时间来看我写的东西。
接着，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等与我们一起照了相。和周总理一起合影，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光荣和荣誉。十几年来我一直把这张照片珍藏在我的身旁。无论是"四害"横行之际，还是在我遇到种种困难的时候，一看到这张珍贵的照片，我就感到信心百倍，勇气十足。无论遇到什么阻力和风险，我也要履行自己对周总理所许下的诺言：努力改造世界观，为党和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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