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明帝孝昌二年（526）八月四日，京师洛阳城内，以常焕为首的十四名僧俗信众集资重修的一座五级浮图宣告竣工，为表纪念，他们将此事原委刻成石铭，这便是“常焕等造浮图记”（图一）。
图一 常焕等造浮图记
这块石铭的原物已下落不明，但在“中研院”史语所的傅斯年图书馆藏有一件清晰的拓片，借助拓本，我们还能多少了解到一千五百多年前那场“古建修复”的某些细节：
夫守真者净，净为悟法之基；培本者因，因即现果之证。西域之圣灵宣布，而东土之妙谛乃得矣。方大化之初流，遐陬咸被其光；洎金象之呈露，智愚胥仰其晖。是以豪眉之容，饰于阳门；绀发之形，图诸夜台。逮皇魏受图，光宅崧洛，笃信弥殷，法教愈盛。王公贵人，舍眥财如脱屣；樵竖牧奴，视服役如归市。于是招提森列，宝塔高耸，金刹耀日，宫殿暎月，写天上之姿，模山中之影。袈衣未启，士女之罗拜满前；经声迭续，檀越之参赞盈阶。粉饰庄严，莫令为逾。佛弟子常焕等，以寺内有五级浮图一塸，建自永昌，后因兵劫，遂至巅仆，虽屡加增茸，绝少完缮，今集众同建，庶臻永固。非敢云不可称量，不可思议之功德，直愿恒河沙数，同追斯福。
大魏孝昌二年岁次丙午八月庚辰朔四日癸未建讫。
镇远将军、洛州骑兵参军常焕。
冠军将军、并州刺史杜延。
浮图主修梵寺法师昙印。
浮图主胡统寺法师道显。
浮图主景明寺法师云净。
浮图主庄严寺法师法悟。
唯那主谭庚、常印、栢年。
唯那主刘迁、边绍、江尚。
唯那主古启、祖任。
铭文以竣工时间的落款为界，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是对浮图重建原委的介绍，后半部分是功德主题名。前半部分又可分成三个层次。从开头的“夫守真者净”到“绀发之形，图诸夜台”是对佛法东传的概述和歌颂，在造像类材料里不算稀奇。第二部分从“逮皇魏受图”开始，叙述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佛教的迅猛发展，官民士庶供养狂热，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与此相应，无数灿然夺目的宝塔梵宫拔地而起。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盛况里，却有一座五层古塔独自衰颓。此塔“建自永昌，后因兵劫，遂至巅仆”，后人虽多次修葺，却一直效果不佳，于是常焕等人集资重建。
问题就出在“建自永昌”。永昌是东晋元帝的最后一个年号，永昌元年即公元322年。这年正月，大将军王敦自武昌举兵东下，东晋历史上第一次“荆扬之争”就此爆发。上游军队几乎兵不血刃便攻入建康，闰十一月，元帝在忧心忡忡中辞世，太子司马绍继位，是为明帝，次年三月改元太宁。满打满算，永昌年号共行用一年零两个月，在北魏之前，也只此一个永昌年号，浮图“建自永昌”，意味着常焕等人重修的是一座建于三百多年前的古塔。
一群北魏时人指认一座东晋初年的古塔，实在启人疑窦。不过，在当时的洛阳，类似的蹊跷事倒不是头一次出现。据《洛阳伽蓝记》记述，正光年间（520-524）有位名叫赵逸的隐士来到洛阳，自称是晋武帝时人，已经活了两个半世纪，“晋朝旧事，多所记录”。他走到城东的绥民里，称杜子休宅是西晋太康寺旧址，“龙骧将军王浚平吴之后，始立此寺。本有三层浮图，用砖为之”。并称浮图基址就在子休后园，“子休掘而验之，果得砖数万”，还有石铭一方，文云：“晋太康六年岁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仪同三司襄阳侯王浚敬造。”这次“考古”引起了轰动，杜子休干脆将宅院舍为灵应寺，“所得之砖，还为三层浮图”，赵逸遂被好事者奉为“圣人”。此后，一系列中朝古迹在赵逸的指认下被重新发现。如魏斌先生所论，这些“旧迹”恐怕有虚有实，赵逸可能读过洛阳相关的地志文献，但也有可能掺杂了自己的附会甚至编造。
在一般的认识中，古迹的历史当然越古越好。时至今日，一些名胜古迹介绍词仍习惯以“始建于”某朝开头，但对现有遗存的实际时代模糊处理，为的也是拉长名胜的历史。但是，常焕浮图铭并没有选择相对含糊的朝代名称，而是明确记述了永昌这一乍看之下未必能够直接定位的具体年号，似乎不是简单的攀附或好古所能解释。他们很可能是看到了某种文字材料，才对浮图的始建年代有如此把握。文字材料既可能是《寺塔记》之类专记佛寺因革的书籍，也可能是太康寺石铭那样的实物，即322年前后在洛阳修建五级浮图的人们留下的石刻铭记。可是，这些建造浮图的人们，为什么会署江左东晋政权的年号？
我怀疑，这和心向晋室且活动于洛阳周围的流民群体有一定关系。永嘉二年（308），匈奴刘渊在平阳称帝，四年，刘渊病逝，刘聪夺权即位，遣刘曜、王弥等包围洛阳，五年（311）夏，洛阳沦陷，晋怀帝被俘，建兴四年（316），长安沦陷，晋愍帝被俘，西晋亡，次年司马睿于建康称晋王，改元建兴，一年后称帝，是为东晋。“永嘉之乱”后，大河南北有许多坞堡主与流民帅率众自保，抵抗胡骑。匈奴进攻平阳时，本郡督护李矩被百姓推为坞主，渡河东下，转战于荥阳、新郑、洛阳一线，东郡人魏浚则与数百家流民聚保河阴硖石（今河南洛阳孟津区西）。洛阳沦陷后，李矩招怀远近，抗击石勒，魏浚“屯于洛北石梁坞，抚养遗众，渐修军器。其附贼者，皆先解喻，说大晋运数灵长，行已建立，归之者甚众”。司空荀藩承制建行台，假李矩为荥阳太守，又上表晋元帝加为冠军将军，魏浚则被承制的刘琨假为河南尹，荀藩邀其与李矩同谋军事，二人相结甚欢。此外，河内人郭默自为坞主，被刘琨加为河内太守，后率部归属李矩。
这几路流民帅与刘、石胡骑周旋，虽多有斩获，甚至几次直接或间接收复洛阳，但并未真正团结一致，往往互相攻击，直到祖逖的北伐队伍挺进汴水上游，“遣使和解之，示以祸福，遂受逖节度”。在祖逖的勉力经营下，“黄河以南尽为晋土”，“石勒不敢窥兵河南”。然而，太兴四年（321），东晋上、下游的矛盾激化，七月，元帝以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冀雍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出镇合肥以备王敦，身为豫州刺史的祖逖亦需受其节制。九月，祖逖“虑有内难，大功不遂，感激发病”，卒于雍丘（今河南杞县），次年正月，王敦之乱爆发。
祖逖死后，河南诸帅群龙无首，在石赵的围攻下分崩离析，辛苦收复的淮北疆土又渐为后赵攻占。诸流民帅中，李矩在洛阳周边盘踞时间最长，又被东晋授为司州刺史，与建康朝廷联系尤为紧密，但终因粮食匮乏而难以为继，于明帝太宁三年（325）率众奔投东晋，行至鲁阳坠马而死。如果那座五级浮图真的“建自永昌”，那么就恰好处在洛阳从晋土再度沦于胡地的前夜。
据后赵大臣说，东汉时佛教初传，“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南齐王琰《冥祥记》也说“太康中禁晋人作沙门”，但礼佛敬僧的官民士庶却不乏其人。《魏书·释老志》与《洛阳伽蓝记》都称西晋洛阳有佛寺四十二所，数据的可靠性有多大，学者的看法不一，汤用彤先生辑考出白马寺、东牛寺、菩萨寺、石塔寺、愍怀太子浮图、满水寺、磐鵄山寺、大市寺、宫城西法始立寺、竹林寺十所，颜尚文先生又补充汉桓帝所立浮图祠、竺佛朔译经的某寺和魏明帝所造佛图经舍，但不知西晋时是否尚存。其中，宫城西法始立寺与竹林寺已在两晋之交，且都与中土第一位比丘尼净捡有关。《比丘尼传》载，净捡“遇沙门法始，经道通达，晋建兴中（313-316），于宫城西门立寺，捡乃造之”，剃度后，“同其志者二十四人，于宫城西门共立竹林寺”。永嘉五年（311）刘曜、王弥攻破洛阳，“发掘陵墓，焚烧宫庙，城府荡尽”，净捡从法始受业时，洛阳已是一座废城，他们紧邻宫门立寺，不会有太大的阻力。
那么，永昌年间的那座五级浮图建在哪里？在常焕的时代，这是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因为凡是读到铭记的人都已身处“寺内”，然而时移世易，连洛阳城都灰飞烟灭，没必要记载的事情就成了永不可解的谜。题名中有四位僧人“浮图主”，是实际操持修塔事务的人，分别来自修梵寺、胡统寺、景明寺和庄严寺。这四寺在《洛阳伽蓝记》里都有记述（图二）。修梵寺在青阳门内御道北，与西侧的嵩明寺同为“雕墙峻宇，比屋连甍”的名寺。胡统寺在著名的国家大寺永宁寺南一里，是胡太后姑母所造尼寺，景明寺在宣阳门外一里御道东，是宣武帝所造大寺，两寺的宝塔都是皇室所立，即便有修复古塔的需求，大概也轮不到常焕等人介入。庄严寺在东阳门外一里御道北，《伽蓝记》对其记载不多，是四座寺院中声名最弱的一座。考虑到北魏以前洛阳城垣仅限于“九六城”（北魏内城）的范围，而庄严寺已在城外，五级浮图建这里的可能性恐怕不大，但既然由这四寺的僧人接洽统筹，距离应该也不会太远，或许在四寺分布中心所在的内城东南隅。
图二 修梵、胡统、景明、庄严四寺位置示意图
两晋的佛寺现在已荡然无存，但北朝后期的人们还能看到一些。北齐后主时，邺北城尚有石虎为佛图澄所造的白马佛塔，琅邪王高俨准备重修，巫师称“若动此浮图，北城失主。”高俨不从，“破至第二级，得白蛇，长数丈，回旋失之，数旬而败。”寻味语义，应是一座砖塔。在北魏洛阳，类似的古迹应该更多。《伽蓝记》就提到西阳门外御道北的宝光寺有一所三级浮图，“以石为基，形制甚古”，赵逸称其为西晋石塔寺遗存。城内铜驼大街西侧、永宁寺以东的太尉府前还有一所砖浮图，“形制甚古，犹未崩毁”，赵逸说是“晋义熙十二年刘裕伐姚泓，军人所作”。汝南王元悦听闻后大受震撼，竟拜赵逸为义父。
汝南王悦是孝文帝的儿子，不知是不是受到义父感召，这位亲王发起了一项修复古塔的大工程。目前为止，洛阳共发现四方署名元悦的“修塔记”，落款时间分别是正光三年（522）五月廿六日、八月十一日、十一月九日、正光五年（524）闰月十日。以第四方为例（图三）：
侍中、太尉公、汝南王修治古塔，时年卅一造。
夫非善莫能崇洪业，匪恶无以坠苦津。要藉因兴以感果，假修行而招缘。处迷每而悟空，居或境以晓真。贪觉门以进神，布正路而耸思。慕善见之苦行，仰须达而舍财。信生情表，想起心里，虽少诞乾宫，长育坤庭，正应骄欲自恣，奢严任怀，何其勤志克身，立诚猛巳，而能弃有薄荣，专以贪无。磨诃大檀越、清信士、侍中、太尉公、汝南王元悦，敬修古塔。毁坏形像，更加功力，在饰令新，使如初妍。本昔始成，随憘功德。普治璨丽，整尊仪容。严净等妙，令道俗众生，见者增善。以斯微因，仰资高祖孝文皇帝，愿灵飞十方，神出三界，面奉慈氏，闻法悟空，超拔生死，逢师子吼，值龙花坐。次愿皇帝陛下、皇太后，二圣钦明，治同三光，万岁无疆。下及蠕动蠢类，一切法界众生，永断五恶趣，常舍六道形。速发菩提心，忽获法津荣。咸蒙慈愿故，普登正觉明。凝世如虚空，安乐恒不倾。超越百非表，端坐涅槃城。湛尔长满足，灵智坚固平。
大魏正光五年闰月十日。
威例将军、汝南王侍郎宋普营作。
图三 正光五年闰月十日元悦修塔铭
闰月即闰二月。前三方石刻的开头部分都已残毁，但对读之后可以发现其铭文的主体部分与第四方几乎完全相同，应该抄自同一个范本，区别仅在于最后的竣工时间和负责施工的僚属姓名。因为是完工一座就刻一方，所以书丹水平和刊刻质量良莠不齐，正光五年这方算是比较好的一个。
这类造/重修浮图铭通常砌在塔上，一旦脱离建筑本体，便很难再复原其具体位置。就北魏时期来说，参照王连龙先生所编《南北朝造像记集成》，除去石刻造像塔和情况相对特殊的墓塔，大体可以定性为修造浮图所刻功德铭记且有拓片传世者约有10种（不含疑伪刻）。有些不止有文字，还有图像，比如著名的正光五年五月卅日“刘根等四十一人造三级砖浮图记”，从图像内容和构图方式很容易能够看出其原本处于浮图外立面的中心部位（图四）。位置最明确的是普泰二年（532）七月十五日“邢安周造砖浮图、石像记”。此石高28厘米、宽63厘米，雕出圆拱尖楣，应是用作塔门的顶部，尖楣上开小龛刻坐像，周围镌刻铭文，两侧为供养人像（图五）。在塔门上部镶嵌铭记的做法有一定的代表性，晚唐重修安阳修定寺塔的功德主铭记就刻在石门的门额中部（图六）。
图四 刘根等四十一人造三级砖浮图记
图五 邢安周造砖浮图、石像记
图六 安阳修定寺塔门额
需要注意的是，拓本的绝大多数受众看重的是文字内容，所以没有文字的边框和留白部分往往反映不到拓片之上。比如东魏天平四年（537）七月廿五日“安村道俗一百余人修塔记”，傅图藏拓呈竖长方形，宛如一方石碑，但从新乡市博物馆刊布的图像来看，该石刻其实呈横长方形，正中偏下部开小龛，内刻一铺三尊，铭文刻在佛龛左侧，右侧无字，傅图藏拓只拓印了有字的左侧部分，占原石表面的三分之一（图七）。又如上文提到的正光五年元悦修塔铭，洛阳古代艺术馆刊布的拓本因为保留了“多余”部分（图八），所以比常见于书法艺术类图书的拓本显得更加宽扁。因修建佛塔建筑而产生的石刻铭记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与舍利等瘗埋物紧密相关的“塔下铭”，在修建塔基时就埋入了夯土之中，其外观大多接近正方形，另一种就是上述这样的造塔（浮图）铭，绝大多数是横长方形，这种形制差别恐怕不是偶然，应该和石刻当时所处的相对位置有关。
图七 安村道俗一百余人修塔记原石面貌与铭文拓片
图八 正光五年闰月十日元悦修塔铭全拓
塔铭是否都嵌在门楣之上，似乎也不能一概而论，砌在塔身第一层或基台等部位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艺文类聚》收有东汉李尤《德阳殿铭》和陈朝徐陵、沈烱所作《太极殿铭》，如果这些“铭”真的刻了出来，很可能就是嵌在大殿的基台外壁。山西高平王报村二郎庙金代戏台铭记嵌在戏台基座正面中部，还有些古建的题记是嵌在殿宇台基外壁，时代虽然偏晚，但多少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说回“修治古塔”的汝南王。元悦修复的古塔应该不止四座，其对洛阳景观的贡献不可谓不大，但其本人却没有多少菩提心可言。据说元悦“好读佛经”，“断酒肉粟稻，唯食麦饭”，“又绝房中”，但“更好男色”，“轻忿妃妾，至加捶挞，同之婢使”。熙平二年（517），做中书监未满三个月，就因杀人而免官归第。正光元年，领军将军元叉发动政变幽禁胡太后，杀害元悦同母兄清河王元怿，元悦“了无雠恨之意”，提着桑落酒主动投诚，换来了“修塔铭”开头的侍中和太尉公头衔。拜官之日，还不忘向亡兄之子元亶索求珍玩，因为送货不及时，元悦“杖之百下”，本就因守丧而“形气羸弱”的元亶险些丧命。
正光五年三月，也就是元悦第四方铭文砌在塔上的次月，沃野镇人破六韩拔陵起兵——六镇之乱爆发了。北镇动乱带动了关陇起事，两地都是北魏阶层固化与地域边缘化的牺牲品。事实上，不论是动乱之前还是之后，都有人向朝廷提示隐患的不可估量，但北方的危机似乎一直没有反射到洛下。正光五年九月，朝廷遣名将崔延伯为使持节、征西将军、西道都督，统步骑五万随行台萧宝夤往关陇平叛，京洛贵人麇集西郊张方桥送行，“公卿祖道，车骑成列”，崔延伯危冠长剑耀武于前，麾下田僧超吹《壮士笛曲》于后，“闻之者懦夫成勇，剑客思奋”。然而，次年四月，官军在泾川大败，崔延伯中流矢而死。“攻无全城，战无横阵”二十余年的崔家名将一夕殒命，“朝野叹惧”，关中局面一发不可收拾。四个月后，战火又随着北镇降户的东徙烧到了河北，柔玄镇人杜洛周反于上谷，华北亦呈糜烂之势。
孝昌二年五级浮图石铭镌刻之际，常焕的职衔是镇远将军、洛州骑兵参军，前者是将军号，后者是军府职。孝文帝迁都后，改洛阳之洛州为司州，原荆州（治今陕西商洛）改名洛州，常焕就是在这里任职。比较奇怪的是杜延，他为冠军将军、并州刺史，军号和官职都在常焕之前，按理说不该屈居在后。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他此前已从并州卸任，题名所写不是现职。北镇大乱后，秀荣契胡酋长尔朱荣坐收渔利，兵威渐盛，孝昌二年正月，五原降户鲜于修礼反于定州，尔朱荣上表东讨，“进号征东将军、右卫将军、假车骑将军、都督并肆汾广恒云六州诸军事，进为大都督”。元天穆是尔朱荣心腹，倚仗后者权势得除并州刺史，据墓志知在孝昌三年之前，因此，杜延题名时，真正在太原城做刺史的人很可能是元天穆。
常焕等人企望浮图“永固”，但洛阳的安宁日子其实到此为止。次年二月，关中起义军一度绕过长安攻至潼关，朝廷震动，下令中外戒严。常焕任职的洛州与潼关所处的华州直接接壤，想必惊恐更甚。武泰元年（528）二月，胡太后鸩杀孝明帝，四月，尔朱荣兴兵南下，又把胡太后扔进了黄河，元悦在修塔铭中祈祷“万岁无疆”的二圣就此死于非命。尔朱荣在河阴大开杀戒，屠戮王公百官两千多人，元悦时任徐州刺史，得知河阴喋血，仓皇投奔南朝。梁武帝一度将其立为魏主，用作北伐的棋子，但收效寥寥。普泰二年（532）四月，高欢取代尔朱氏入主洛阳，欲求孝文帝血脉而立之，列出的首选就是元悦。为此，高欢特地与梁朝接洽，将元悦接回。重回主场，王爷“清狂如故，动为罪失”，高欢见其扶不上墙，转立其侄平阳王元修，是为孝武帝。年底，元悦因“属尊地近”，被新帝诛杀。
永熙三年（534）七月，孝武帝与高欢决裂，西奔长安，高欢另立孝静帝，迁都邺城，命高隆之“以十万夫彻洛阳宫殿，运于邺”。洛阳又一次沦为废城。十年前，元悦、常焕修造浮图时，洛阳的居民们还急切地想了解汉晋洛阳的样子，十年后，杨衒之动笔写作《洛阳伽蓝记》时，北魏洛阳本身都成了亟待保留的记忆。
据杨氏描述，迁邺之际，“诸寺僧尼，亦与时徙”，武定五年（547）他重览故都，所见已是“寺观灰烬，庙塔丘墟”。这一措辞稍有渲染夸张之处，如《伽蓝记》所述，北魏盛时，洛京内外有寺一千三百六十七所，迁都之后固然大不如前，但还是剩下了四百二十一所，寺院和僧尼并未彻底绝迹，与一般州郡相比，其数量仍是相当可观的。
准确地说，迁都时的拆撤搬运只是洛阳塔寺受损的原因之一，东、西魏在河洛拉锯所带来的兵燹与当地官长贪残所导致的常态性破坏才是更为严重的问题。元象元年（538）东魏大将侯景率军围困西魏独孤信于洛阳金墉城，侯景“悉烧洛阳内外官寺民居，存者什二三”。收复洛阳后，洛州刺史王则又将城中寺院的金铜造像“毁以铸钱”，时人称为“河阳钱”。北齐冯翊王高润《平等寺碑》提到，高欢“观兵故洛”之时，对平等寺外的金像“躬亲致礼”，将佛像搬入寺内，“登给羽林，长□守□”，高澄嗣位后又“广施军资，增给兵力”。高氏父子礼敬的寺院佛像尚且要派兵守护，其他塔寺的境遇可想而知。
元悦和常焕修复的那些古塔究竟是在何时，因何种缘故而损毁消亡的，现在已经无从考察，但自然倾颓的可能性很低，周一良先生很早就指出，中古时期砖不易得，烧砖费时费力，许多“久丧不葬”的案例都和缺少砖料营葬有关。因此，修塔的砖如果没有被拆送到邺城，十有八九也会被拿去修筑城防，或是修筑墓室。
在“北邙山头少闲土”的洛阳，建筑材料的生死循环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水经注》记载，北魏洛阳天渊池中的钓台本是魏文帝曹丕所造九华台，“殿基悉是洛中故碑累之”，又据《三国志》裴注引《世语》，魏明帝曹叡治宫，杨伟谏曰：“今作宫室，斩伐生民墓上松柏，毁坏碑兽石柱，辜及亡人，伤孝子心。”可见魏晋营都之时已多自冢墓取材。《伽蓝记》还记载胡太后当政时洛阳城南菩提寺沙门“发冢取砖”挖出一个活人的灵异故事，只是不知道他盗取墓砖是不是为了造塔。
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世家洛阳龙虎滩”的司礼监太监黄锦捐资整修白马寺，用东汉陵墓黄肠石砌成了新山门的三洞拱券。1930年代，原置于北宋永庆公主驸马魏咸信墓前的一对石马被移至山门之前，世人熟知的白马寺面貌至此基本形成。在很长的时间里，这座略显年轻的古老寺院成了汉魏洛阳城历史的唯一见证，一切好像又回到了“白马驮经”的原点。洛阳城所特有的气质正是在这样的生死循环中一次又一次地确认和彰显：千年万年兴废，深谷几为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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