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合作应传承“万隆精神”，坚持平等互信、共同发展的原则，推动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的全球治理体系。唯有如此，“全球南方”才能真正从一个地缘政治概念转化为改变世界的能动力量。中国与全球南方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也将使国际共运的普遍性愿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焕生机。
原文 ：《国际共运史视角下“全球南方”的主体性重构》
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马嘉鸿
图片 |网络
近年来，“全球南方”这一概念，在学界和公共政治讨论中频繁出现。当前，围绕全球南方问题的理论探讨，大致可归纳为三种路径：其一，以世界体系论与依附理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路径，致力于揭示全球不平等结构的生成逻辑。然而，这类理论往往将全球南方固化于被压迫、被剥削的位置，难以充分阐释全球南方的主体性应该如何生成。其二，以后殖民理论为代表的批判路径，着力揭露知识生产中内嵌的殖民性，强调全球南方往往作为西方话语主导下的“他者想象”而存在。其三，则是近年兴起的现代性解释路径，尝试使全球南方摆脱殖民话语体系的桎梏，将其视为具备自主知识生产能力的主体。该路径虽强调知识论层面的自主，却对自主性如何在具体政治实践中被推动和塑造关注不足。
塑造自身主体性的历史进程
综合以上三种路径可知，要考量“全球南方”的政治前景，若仅从多元文化主义或知识论批判的角度出发，将使得这一概念极易被抽离物质基础与政治现实，沦为一个仅在符号层面备受推崇，却在结构层面依旧受限的能指。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下，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是：全球南方如何在反抗结构性不公的过程中，发展出具有实践意义的政治能动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提供了一条富有启发的线索。恩格斯曾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今天，我们同样需要探究的问题是：“全球南方”解放的条件是什么？通过引入该视角，我们将有可能使知识生产与政治实践相联结，从而更丰富也更曲折地展现“全球南方”的斗争与反抗——它曾遭遇系统性的遮蔽，也曾在革命浪潮中被激活，并在现实政治中反复遭遇边缘化的命运。将“全球南方”置于这一历史脉络中，不仅可以避免其沦为抽象的文化符号，更有助于揭示全球南方如何通过斗争，塑造自身主体性的历史进程。同时，这一历史过程也蕴藏着“全球南方”获致进一步解放的经验教训。
回到国际共运的思想源头，马克思的思想常被标签化为“欧洲中心主义”，似乎所有社会发展必须沿着相同阶段，先经历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再走向社会主义。然而，细读其晚年的著述与笔记不难发现，马克思的视野远比这类线性简化模式更为开放。在《资本论》中，他把殖民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积累的内在环节；他在《大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等文章中，也暗指未来革命的可能性；在分析阿尔及利亚与俄国村社时，他突破了早期的单线发展论的框架，转而承认不同社会存在各自的历史结构和发展轨迹；他晚年大量的《人类学笔记》更是进一步说明，非西方社会并不只是西方历史延迟再现的场域，也未必必然重复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这表明，尽管马克思尚未提出成熟且完备的关于非西方社会的解放学说，但已预留了充足的理论开放空间。非西方社会并非仅仅是西方历史的机械追随者，而是具有自主性的历史主体。正是这一思想空间的开放性，使得后来“从边缘出发的普遍性”成为可能。
然而，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第二国际时期，国际共运在理论与实践中逐渐僵化为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主义，这在殖民问题的争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在目睹本国殖民扩张之后，试图为殖民活动赋予历史合法性，主张欧洲代表更先进的生产方式与文明形态。因此，殖民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推动落后社会进步的工具。尽管其中亦不乏有人反对殖民暴行，但仍秉持某种“文明责任论”，主张以更为人道的方式维护秩序，实则延续了殖民逻辑。
第二国际中的革命派坚决反对这种论调，并在其内部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然而，从第二国际的最终决议来看，其立场仍模棱两可：既谴责资本主义殖民的暴行，又承认文明传播在某些情境下的价值。这种折中态度反映出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困境：从理论上看，第二国际片面继承了马克思思想中较为线性的历史阶段论；从实践上看，它在反对资本主义的名义下，实则维护了欧洲的中心地位。这使得第二国际无法真正承认被殖民民族的主体性，其所主张的普遍性与殖民主义在逻辑上是同构的——都是从欧洲出发的普遍性。直至共产国际的出现，这一局面才得以扭转。
[本文后续详见2026年4月5日头条推送]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95期第3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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