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旭东 编辑：冯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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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昌红角洲前湖之畔，坐落着一所百年师范学府——豫章师范学院。校园内，赞贤广场上矗立着革命先烈的雕像，抱石园里回荡着艺术大师的足迹。这所占地1200余亩的现代化校园，承载着江西师范教育百余年的厚重历史。
学校的前身是1908年创办的江西女子师范学堂和1914年成立的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者作为江西近代师范教育的先驱，在风雨如磐的年代，不仅是知识的殿堂，更是革命火种的播撒地——罗石冰、邹努、陈赞贤、丁健亚等一批革命先驱从这里走出，有名可考的烈士达数十人。
这些以青春许国的身影中，有一群来自赣西北修水县的青年学子，他们怀揣救国理想，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丁健亚：江西党、团组织重要领导人
丁健亚（1900—1929），又名丁潜，别号肖溟，修水县路口乡人，中共早期江西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18岁考入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积极参加各项进步活动。不久，他结识了江西第一个革命团体“鄱阳湖社”的创办者、江西“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发起人袁玉冰等人，并成为该研究会的骨干之一，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1923年3月8日，受党组织之命，袁玉冰从北大回到南昌工作，后被江西军阀蔡成勋逮捕，入狱八个月后方获释。同年12月15日，丁健亚在《新江西半月刊》（第六期）发表《到光明之路——入狱》一文。文中针对“麻木的社会看起来，当然是大惊小怪，说他（指袁玉冰）不该这样干的”，以及一般青年糊涂地议论“江西青年运动，从此受了他一重莫大的打击，以后任何事都没人敢去干了”的论调，丁健亚义正辞严地写道：“我以为要干的，还是要猛烈的干；不敢干的，只是偷生畏死的无用鬼。”
他指出，“冰冰此次被捕入狱，至少给与江西青年两种影响：（一）促进江西青年的革命精神；（二）给将来的入狱者一个参考。”在文中，他号召“江西的青年不要迟疑，不要畏惧，个个养成一种入研究室的真精神，向前奋斗。”一个革命者坚定的信念与无畏的精神跃然纸上。
丁健亚像
1923年10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地委（即江西地方团）第一届委员会成立，赵醒侬当选为委员长，丁健亚是这时期江西21名早期团员之一。1924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重点培养对象与袁玉冰、胡越一（修水白岭人）等一同被党组织选派赴苏联莫斯科学习。
1925年10月，因革命斗争形势发展迅速，丁健亚、袁玉冰等根据党的指示提前结束在苏联的学习回国，袁玉冰分配至上海团地委工作，丁健亚则回江西工作。同月26日，按照团中央第86号通告，江西团地委改选，成立江西第六届团地委，丁健亚任团地委书记。同年11月，中共南昌特别支部书记赵醒侬因事赴沪，由丁健亚兼任中共南昌特别支部书记。
中共南昌特别支部是继安源路矿支部之后，在江西建立的第二个党组织。在此期间，丁健亚与其他同志一道，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积极筹备江西省国民党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在赵醒侬、丁健亚等人的努力下，大会于同年12月在南昌黎明中学举行，赵醒侬、丁健亚等16人当选为这届省党部的执监委员。其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占12名，掌握了江西省国民党党部的主要领导权。
正如1925年12月2日丁健亚给团中央《南昌地委关于民校情形的报告》所述：“查此间民校（指国民党）现时完全在我们指导下，除三四个分部无我们同志外，余均在我们手里。”在赵醒侬、丁健亚等共产党人的努力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在江西正式形成。
1926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特别会议，要求各级组织积极发展工农运动，为迎接国民革命军北伐做好准备。同年4月，为配合北伐军进军江西，丁健亚调任九江团地委书记。
丁健亚与党组织派往九江协助工作的团南昌地委组织部主任冯任一道并肩作战，时常冒着生命危险乔装成工人、学生深入码头、铁路、工厂、学校开展地下活动。为躲避敌人耳目，他们租住在九江西园路一间硝制皮革的手工作坊内，以此为掩护，积极在码头水警、工人群体中发展力量。
丁健亚烈士证书
1926年10月上旬，地下组织截获关键情报：军阀孙传芳征用的“江永”号轮船，将运载大批兵员及军用物资驶来往九江。丁健亚、冯任迅速制订行动计划，协助汪杨、刘子和等五名国民革命军先遣队员，乔装成“茶役”，伺机行动。
10月16日，“江永轮”驶抵九江并泊于江心，船上载有船员、士兵共1600人，以及大量军用品。抛锚后，汪杨等人潜入船中，首先破坏船上的太平水管，随后将携带的火油等燃烧品藏匿于军需物资中，纵火引燃。火借风势迅速蔓延至全船，引发弹药连环爆炸，船上士兵或葬身火海、或死于爆炸，或溺水身亡，所有军用品被焚殆尽。
此次行动彻底切断了孙传芳的援军物资供应，为国民革命军攻占九江创造了有利条件，更标志着九江地区国民革命运动与中共党组织的发展进入了崭新阶段。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丁健亚根据江西党团联席会议决定，以省农民运动特派员的身份回县组织农民暴动。“六·七”事件后，他指导中共修水支部干事会在马坳北山召开紧急会议，将修水党的工作重心转入农村，明确把地处土龙山、黄龙山一带，党组织力量较强且群众基础较好的仁、西两乡确定为党的重点工作区域。会后，在他的指导下，西乡农民很快发动了“二打曹家”的斗争。
“二打曹家”胜利后，1928年3月上旬，丁健亚领导中共修水临时县委组织发动杨祠暴动，沉重打击了塘城、沙坪、全丰一带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杨祠暴动作为党领导的湘鄂赣边境著名农民起义之一，已入选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革命百次农民起义》一书，其旧址被列入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由于丁健亚常年为革命奔波操劳，积劳成疾，不幸染上肺病，壮志未酬，于1929年9月2日病故，年仅29岁。
吴天骥：红军政治工作卓越领导人
吴天骥（1903-1933），原名余垂成，修水县全丰镇人，红十六军首任政治部主任。1920年考入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深受赵醒侬、袁玉冰等先进青年影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5年，他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入党后，余垂成改名“吴天骥”，寓意愿为革命做“马前卒”，如天马般奔腾于革命浪潮之中。
1926年8月，吴天骥从江西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受党组织派遣回修水发展党团组织，投身革命活动。
1928年初，中共修水临时县委成立杨祠暴动委员会，他任暴委委员。在暴委会议上，吴天骥提出“建立一支工农革命军游击队，与平江东乡的革命势力相联系，创造湘鄂赣边界武装割据新局面”的建议，得到临时县委采纳。随后，他参与组建修武铜工农革命军游击队，打击地主豪绅，鼓舞群众斗志。同年10月，他向彭德怀汇报全丰曹姓土豪的罪行，促成红五军攻克曹家堡垒，史称“三打曹家”。
杨祠暴动会议记录
1929年1月，吴天骥任修水县暴动委员会主任。他与暴委委员、游击第一大队党代表王铁猛一道，率队痛歼朱溪吴六波反动民团，发展苏区，扩大赤色区域。
1930年春，他与樊策安等县委负责同志组织“三一八”武装大示威和“红色五月”暴动，配合红五军攻克修水县城，并肃清藏匿的反动分子。他反对乱烧乱杀的盲动主义，严守党的政策，受到红五军领导人彭德怀的赞扬。
1930年6月，修水县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吴天骥当选县苏文化委员会主席。同年7月，他任副总指挥，与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总指挥樊生发一道，率湘鄂赣第三路赤卫军配合红三军团攻打长沙，圆满完成宣传、救护等各项任务。不久，红十六军成立，在彭德怀的提议下，吴天骥调任军政治部主任。
红十六军组建不久，政治工作尚处于初创阶段。吴天骥上任后即召开部务会议，明确政治工作基本任务：健全党组织，发挥支部作用，深入政治思想教育，使官兵下定为理想奋斗到底的决心。他着手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完善工作体系，主持制定《红十六军政治工作大纲》，确立“军事与政治工作打成一片”的方针。政治部据此开设《社会主义浅说》《帝国主义》《工人运动》等政治课目，并先后颁布“官兵政治教育计划”“士兵委员会工作条例”等一系列规章制度，使各项工作有章可循，有序运行。
吴天骥颁发的红十六军政治部布告
吴天骥注重干部调配，加强基层政治工作。1930年冬，红十六军第八师组建，他将政治部宣传科长张四维调任八师政委；同年12月，第七师二团政委阵亡，他迅速调政治部秘书处长徐坚接任，使基层政治力量得到充实加强。
吴天骥不但是红十六军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而且是湘鄂赣苏区威震敌胆的指挥员。
1930年冬，国民党军对湘鄂赣苏区展开疯狂清剿。11月，敌新编第三十二师、六十二师、十五师集中向平江、浏阳、修水等苏区核心区域发起猛攻。为打破敌军“围剿”，中共湖南省委指示红十六军采取“避其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据此，吴天骥向军首长提出“捏紧拳头，大踏步前进，力争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建议，被军党委采纳。红十六军旋即驰骋于修水、武宁、铜鼓等地，连克数城，极大震慑了敌人。
12月17日，蒋介石急令湘鄂赣三省敌军会攻修水、武宁，企图一举围歼红十六军。危急关头，吴天骥提出“跳出包围圈，转到外线寻机歼敌”的作战方针，但军长孔荷宠坚持向西南进军直取平江，部队只得向修水、平江边界推进，在土龙铺与王东原部遭遇。敌军侦知红十六军主力位置后蜂拥而至，红十六军军委遂在平江龙门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吴天骥再次提出到外线歼敌的主张，终获采纳。会议决定兵分两路：孔荷宠率一部插入平江牵制敌人，政委李楚平与吴天骥率另一部挥师北向，迅速跳出包围圈，挺进湖北通城。22日，攻克通城县城，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1年3月，吴天骥调任湘鄂赣肃反委员会主任。他领导侦破工作，肃清了铜鼓苏区的“铲共青年团”等反革命组织。工作中他严肃认真，既不放纵敌人，也不滥捕乱杀，深得同志信任。
1932年3月，受“左”倾路线影响，吴天骥被调任《战斗报》编辑。他不计得失，任劳任怨，因对肃反扩大化和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学昊的专横作风提出批评而遭忌恨。1933年10月，刘学昊叛逃前夕，将吴天骥诬陷为“托陈取消派”关押入狱，吴天骥随后遇害，终年30岁。
1945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吴天骥等同志平反昭雪，并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甘特吾：中共修水党组织创建人
甘特吾（1899-1934），字恩聪，修水县马坳镇人，中共修水县委首任书记。1919年考入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他深受新思想熏陶，积极参加南昌学生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等进步活动，后被吸收加入共青团组织。
从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甘特吾回到家乡，在修水县立第一高级小学任教，一年后，即担任了校长。1926年春，中共江西省委派胡越一到修水发展党组织，甘特吾成为修水最早发展的党员之一。同年7月，他同徐光华、樊策安、王希圣等五名党员在青云门城墙上开会，成立了中共修水支部干事会，甘特吾担任组织干事。这年冬，他又任支部干事会书记，还秘密成立了国共合作的修水县党部，担任县党部常务委员（相当于负责人）。
1927年修水“六·七”事件后，甘特吾先后在马坳、渣津、白岭、大椿等地组织农民协会，揭露土豪劣绅制造“六·七”事件，屠杀共产党人真相，宣传革命势力只有团结起来暴动，才能铲除反革命势力。并于同年7月21日在马坳北山主持召开党的紧急会议，将工作重心转入农村，为修水党组织发展奠定了基础。
甘特吾在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中积极发展党组织，先后在台庄、上衫、大桥、渣津建立了四个区委、九个乡党支部。1927年12月，中共修水临时县委成立，甘特吾当选为书记；1928年4月，正式县委成立，他继续担任书记；1930年7月，任湘鄂赣边暴动委员会委员；1931年1月，任赣北特委（同年3月改为赣北分区委）委员、宣传部长等职。
甘特吾像
在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下，甘特吾化名“张武”“治武”，辗转于湖南、湖北、江西三省交界地带，为革命奔波。彼时，其父甘晋堂与母亲钟氏因支持子女投身革命，遭敌人通缉。两位老人不顾年迈体弱，为免连累组织与家人，逃至湖南汨罗、湖北羊楼洞等地，以乞讨为生。1931年至1932年间，老两口先后因为贫病交加客死他乡，尸骨未得归葬故土。
甘特吾的妻子刘东梅通过秘密渠道得知这个噩耗，含泪写信告知丈夫。甘特吾收信后，提笔回信：“梅：……爹、娘的去世，让我这个不孝子万分痛苦。但我们不要悲伤，也不要害怕。爹娘是为了支持革命而客骨他乡的。他们预言的革命成功，是一定会来的。那时，我们就可以告慰爹娘了。嫂子、侄子、大弟和不少亲戚被敌人杀害了，是为了革命的胜利而牺牲的。我写了一首诗，与你共勉：‘不畏敌人凶，怕死不革命。献出全家血，换取全国红。’”
1934年6月，国民党军及地方武装围攻湘鄂赣省委驻地画坪，甘特吾在渣津埠坑不幸被捕。在狱中，他鼓励难友：“如果谁还活着，谁就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同年9月1日，他在修水县城西摆鲁家墈英勇就义，年仅35岁。
甘特吾的胞兄甘卓吾，曾任中共湘鄂赣省委委员、修水中心县委书记。甘氏家族中，甘卓吾、甘特吾、甘成仁三兄弟，加上甘卓吾的妻子周衍梅、儿子甘传炉，共五人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史称“甘氏一门五烈”。据史料记载，甘特吾直系与旁系亲属中，先后有二十余人被敌人杀害。他们用生命践行了“献出全家血，换取全国红”的铮铮誓言。
甘特吾家书
结语
从江西省立第一师范走出的丁健亚、吴天骥、甘特吾，是那个觉醒年代里无数热血青年的缩影。他们在校园里接受新思想的洗礼，在白色恐怖下坚守信仰的火种，在枪林弹雨中践行革命的誓言。或执笔为枪，或跃马疆场，或毁家纾难，他们以各自的方式诠释了何为“为理想奋斗到底”。当个人命运与民族前途交织，当书生意气与家国情怀相融，他们用短暂而壮烈的一生，在赣鄱大地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红色篇章。这些从修水走出的英烈，其精神如幕阜山般巍然屹立，其信仰如修河水奔流不息，永远激励着后来者砥砺前行。
在江西省立第一师范的修水籍英烈中，丁健亚、吴天骥、甘特吾是杰出代表，此外还有不少默默奉献、同样值得铭记的革命先辈。例如，徐褐夫，1923年10月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地方执委会（第一届）委员，1926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研究班深造，受到斯大林接见并被誉为“中国人民的好儿子”；1930年他从苏联回国后，积极投身党的地下宣传工作，以笔名“徐行”在上海报刊发表多篇论文，在文化战线上为革命发声。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兰州大学副校长等职，成为著名的俄罗斯、苏联文学及中国现代文学权威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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