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我二十一岁。

那年头，二十一岁在农村已经不算小了。跟我同龄的，孩子都满地跑了。我娘急，托了七八个媒人，最后在隔壁县的刘家洼给我寻了一门亲。姑娘叫巧云，十九岁，家里穷，兄弟姐妹六个，她是老大。我娘说她看中的是这姑娘“懂事”，农村人说懂事，就是能吃苦、不矫情、好生养。

我没见过巧云。媒人拿了一张照片来，黑白的一寸照，她扎着两条辫子，穿着碎花褂子，眼睛不大，但很亮，嘴唇抿着，像是在忍笑。我看了几眼，把照片还给我娘，说行。

相亲那天，我穿了一件的确良的白衬衫，我娘从箱底翻出来的，皱巴巴的，用搪瓷缸装了热水烫了半天才烫平。我骑了四十里路的自行车，到她家村口的老槐树下，她和她娘站在那儿等着。她比照片上瘦一些，颧骨有点高，皮肤黑黑的，是那种在地里晒出来的黑。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脚上是自己做的布鞋，鞋面上绣了一朵小花，是唯一的亮色。

我下了车，支好车梯子，走过去。她低着头，不看我，她娘在旁边推了她一下，说“说句话呀”。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去了，声音小小的：“你来了。”

我说：“嗯，来了。”

这就是相亲的全部。没有吃饭，没有喝茶，没有看电影。两个人在村口站了十分钟，媒人问了几句“家里几口人”“种多少地”“有房子没有”，两边家长点了头，这门亲事就算定下来了。

定亲那天，我娘给了她家二百块钱的彩礼，外加两身布料、一对暖水瓶、一个搪瓷盆。她娘拉着我娘的手，眼泪汪汪地说“亲家，巧云以后就拜托你们了”。巧云站在旁边，还是低着头，但我看到她耳朵尖红了。

从定亲到结婚，中间隔了半年。按规矩，这半年里我不能去见她，只有逢年过节才能上门送礼。我去过三次，中秋节一次，过年一次，正月十五一次。每次去，她都是那个样子——低着头，话不多，但手脚麻利，给我倒水、端花生、剥橘子，把橘子瓣上的白丝一根一根地撕干净了，才递给我。

我接过橘子的时候碰到了她的手，她的手指凉凉的，缩得很快。

第三次去，她送我到村口。天快黑了，路边的杨树被风吹得哗哗响。她站在老槐树下，忽然叫了我一声：“永年。”

永年是我的名字。

“嗯。”

“你说，咱们以后的日子，会好吗？”

我想了想，说：“会的。”

她笑了。那是她第一次在我面前笑，不是那种抿着嘴的、忍着的笑，是那种从心底里涌上来的、压都压不住的笑。路灯还没亮，天边最后一抹光映在她脸上，把她的笑容照得亮堂堂的。我忽然觉得，这个姑娘挺好看的。

回到家里，我跟我娘说，巧云挺好的。我娘正在灶台上洗碗，手里的丝瓜瓤停了一下，没说话。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我娘已经打听到了巧云家的一些事情。她爹好赌，欠了一屁股债，三个弟弟都还小，家里全靠巧云和她娘撑着。我娘怕的是，这门亲事一结，我们家的日子也要被拖进去。

但亲已经定了，钱已经给了，我娘不好反悔，怕人戳脊梁骨。

直到那年夏天，发生了一件事。

巧云她爹输了一大笔钱，债主上门，把家里的猪和粮食都拉走了。她娘托媒人带话，说想提前办婚事，意思是要彩礼钱救急。我娘一听，炸了。

“还没过门就开始要钱了，过了门还得了？”

我娘那天晚上没吃饭，坐在院子里，对着月亮抽了一根烟——她平时不抽烟的。我爹在旁边蹲着，一声不吭。我坐在门槛上，心里乱糟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

第二天，我娘跟我说：“永年，你去把亲退了。”

我说：“娘，这样不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你听娘的，这个亲不能结。她那个爹是个无底洞，你填不满的。”

“可是巧云——”

“巧云是好的，娘知道。但她那个家，你惹不起。”我娘把烟头掐灭在鞋底上，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你去跟她说，就说是我说的，这门亲事我们高攀不起。彩礼钱不要了，算我们认栽。”

我想再说什么，我娘已经转身进了屋。

我骑着自行车，又走了那四十里路。夏天的日头毒，晒得柏油路都软了，轮胎碾上去沙沙地响。我骑了两个多小时，到刘家洼的时候，后背的汗已经把衬衫湿透了，贴在身上，又黏又热。

巧云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等我。她穿着一件碎花裙子，头发编成了一条辫子，垂在胸前。我不知道她从哪里知道我要来的，也许是她娘先得了信，也许是她自己猜到的。女人的直觉，有时候准得可怕。

我没有下自行车。一只脚撑在地上，一只脚踩在踏板上，就那么半骑半站地停在老槐树底下。巧云站在我面前，两只手绞在一起，指节都绞白了。她没有看我，看着自行车的车把，车把上挂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我娘让我带的一包红糖——退亲的规矩，女方不收东西，但男方还是要带，是个礼数。

“巧云。”我叫她。

“嗯。”

“我娘说……这个亲，不结了。”

风吹过来，杨树的叶子哗哗地响。远处有人在晒麦子，木锨扬起麦粒，在空中划出一道金色的弧线，落下来，再扬起，再落下来。那个声音闷闷的，像心跳。

巧云没有哭。我本来以为她会哭的，但她没有。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亮亮的，但不是泪光。她看了我好几秒钟，好像在确认什么，又好像在消化什么。然后她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清楚，一个字一个字地，像是从嗓子眼里慢慢挤出来的。

“永年，你帮我带句话给你娘。”

“什么话？”

“你说，我不怨她。”

就这一句。

没有质问，没有哀求，没有哭天抢地。她站在那里，穿着那条碎花裙子，辫子垂在胸前，阳光透过槐树的叶子落在她身上，斑斑驳驳的。她的嘴唇在微微发抖，但她忍住了，把所有的委屈、不甘、难过全部咽了下去，咽得干干净净，然后给了我一句“我不怨她”。

我不知道那天我是怎么骑回来的。四十里路，骑了三个多小时，天都黑透了。到家的时候，我娘在门口等我，手里端着一碗凉好的绿豆汤。我把车梯子支好，接过碗，喝了一口，不凉了，温的。

“话带到了？”我娘问。

“带到了。”

“她说什么？”

我看着碗里剩下的绿豆汤，汤面上浮着几颗没煮烂的绿豆，在碗底投下小小的影子。我说：“她说，她不怨你。”

我娘站在门口，没说话。灶台上的灯光从她身后照过来，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一直拉到院子里，拉到那棵石榴树底下。石榴花正开，红艳艳的，在夜风里轻轻地晃。

那年冬天，我娶了别人。也是媒人介绍的，隔壁村的，姓王，个子不高，圆脸，爱笑。结婚那天，我穿了一身新做的藏蓝色中山装，胸口别了一朵红纸花，骑着自行车去接新娘子。路过刘家洼的时候，我拐了一个弯，从村口那条路走了一趟。

老槐树还在。叶子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空，像一个人伸开的手臂，在等着什么，又什么都没等到。

我没有停下来。自行车碾过路上的碎石，颠了一下，又一下。后座上绑着迎亲的红被面，风一吹，扑棱扑棱地响，像一面小小的旗。

后来我听人说，巧云在我退亲之后的第二年，嫁到了更远的山里。那个男人比她大十几岁，死了老婆，留下两个孩子。她过去就当后妈，日子不好过。再后来，就没了消息。

我娘前年走的，走之前拉着我的手，说了一句话。她说：“永年，巧云那个事，娘做错了。”我说：“娘，都过去多少年了。”她说：“过去了也还是错的。那姑娘不怨我，我心里才更难受。”

我娘说完这句话，闭上眼睛，再也没有睁开。

出殡那天，我跪在灵堂前，给她烧纸。火苗蹿起来，把纸钱卷成黑色的蝴蝶，在空气里打着旋，慢慢落下来。我忽然想起巧云那句话——“我不怨她。”当年我不懂，后来我懂了。不怨，不是因为不委屈，是因为知道怨了也没用。不怨，不是原谅了，是算了。不怨，是把所有的话都咽下去，然后把最体面的一句留给对方。

这些年，我偶尔还会想起那个碎花裙子、黑辫子、在村口老槐树下站着的姑娘。想起她递给我的橘子瓣，撕得干干净净的白丝。想起她问我“咱们以后的日子，会好吗”，眼睛里全是光。想起她最后的那个表情——嘴唇在抖，但没有哭，把所有的话都咽了下去，咽得干干净净，然后给了我一句“我不怨她”。

四十多年了。

我不知道她在哪里，过得好不好，还记不记得那个骑着自行车、穿着皱巴巴的确良衬衫、去退亲的年轻人。也许记得，也许忘了。也许记得，但假装忘了。

我只希望她这一辈子，有人心疼她，有人护着她，有人在她递橘子瓣的时候，握住她凉凉的手指，跟她说一句：“会的，咱们以后的日子，会好的。”

这句话，当年我没能说出口。

现在说了，也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