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明
在鲁西南沃野上，肥城这片古老的土地不仅以“肥桃”闻名遐迩，更因与孔门弟子的深厚渊源而平添了几分儒雅之气。漫步肥城乡村，不经意间或许就能撞见一块古碑、一座祠堂，默默诉说着两千多年前那段师生相从的往事。翻检史料，渐渐厘清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孔门“五冉”与肥城的关系，远比人们想象的更为紧密。
故里碑与冉子祠
光绪十七年（1891年）版《肥城县志·人物志》记载了一处重要遗迹：县城西南二十五里的冉家庄，有明代知县王惟精所书“冉子故里”碑，庄内建有冉子祠。雍正十三年（1735年），朝廷在此设五经博士一员，奉祀生十二名，规制不可谓不隆重。祠后殿奉祀冉子父母，明主事张梧撰有碑记，知县周南、乡贡蔡时馨篆额，清代顺治、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又屡有修葺，留存碑刻甚多。在县城西南五十里龙庄（今石横镇隆庄），还存有冉子先人墓。
这些遗迹指向的“冉子”，并非一人，而是一个家族群体。历代传称的孔门“冉子”，实为同出孔门的冉姓五人，俗称“五冉”：冉耕（字伯牛）、冉雍（字仲弓）、冉求（字子有）、冉季（字子产）、冉孺（字子鲁）。“五冉”皆列孔门七十二贤，前三冉更同入“十哲”之列。他们之间或为兄弟，或为父子叔侄——冉耕、冉雍为同胞兄弟，冉求为其同父异母弟；冉季乃冉雍次子，冉孺乃冉求长子。这样一个家族群体先后从学于孔子，在中国教育史上堪称佳话。
英年早逝的冉伯牛
“五冉”之中，作为冉氏长门，冉耕与肥城渊源最深。冉耕（前535年—前489年），字伯牛，自幼跟随父亲习礼，十一岁入庠序，十九岁时经人引荐拜入孔子门下。彼时孔子自齐返鲁，门徒日众，伯牛得列门墙，从此开始了追随恩师的人生旅程。
孔子五十一岁任鲁国中都宰时，冉耕随侍左右，习练政务。次年孔子升任鲁国司寇，冉耕继任中都宰，全力辅佐孔子秉公执法。孔子五十五岁开始周游列国，冉耕亦陪同在侧，历经艰辛。直到前489年从楚国返回鲁国，他仍被任命为中都宰。
在孔门“四科”（德行、政事、文学、言语）分类中，冉耕属于“德行”科的翘楚，与颜回齐名。《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称“孔子以为（冉耕）有德”。先秦杂家代表作《尸子》记载，孔子接人待物时常邀冉耕协助，或直接委其代行，可见倚重之深。孟子认为冉耕之德与圣人相似，王充甚至称其德才达到了圣人的标准。
然而天不假年，这位德行出众的弟子竟患恶疾而英年早逝。《史记》留下一段令人动容的记载：“伯牛有恶疾，孔子往问之，自牖执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孔子从窗户伸进手去握住弟子的手，连呼“命也夫”，其痛惜之情溢于言表。冉耕逝世后，葬于今肥城石横镇隆庄村。班固与王充都曾论及此事，对其行善而遭恶疾的命运深表叹惋，这桩公案至今仍令人唏嘘。
后世对冉耕的追封不绝于史。东汉明帝永平十五年（72年）东巡时祀孔子，以冉耕配享；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封“东平侯”，开元二十七年（739年）改封“郓侯”，列为“十哲”之一配享孔子；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改封“东平公”；明嘉靖九年（1530年）称“先贤冉子”；清顺治九年（1652年）释奠先圣先贤如前。历代加封，足见其在儒门中的崇高地位。
“可使南面”的冉仲弓
冉雍（前531年—？），字仲弓，比孔子小二十九岁，相传娶曾参之妹为妻，生二子孟、季。在孔门中，他与兄长伯牛同属“德行”科模范，深得孔子赏识。《论语·公冶长》载：“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有人议论冉雍有仁德而无口才，孔子当即反驳：何必一定要有口才？伶牙俐齿跟人争辩，反而容易招人厌恶。师徒之间的这份默契与维护，读来令人动容。
孔子对冉雍最著名的评价，莫过于“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人君之位也。孔子竟许自己的弟子有人君之度，这在《论语》中极为罕见。明代张居正在讲评此句时阐释道：“盖仲弓为人宽洪简重，惟宽洪则不失之苛刻，而有容物之量，惟简重则不失之琐碎，而得临下之体。”宽宏大度方能容物，庄严稳重始可御下，这是冉雍的器识，也是孔子称许他的缘由。
相传冉雍曾赴今冠县讲学，途中病逝，就地安葬。但他留下的思想遗产却泽被后世。他认为一个好官应当“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既不烦琐扰民，也不粗疏废事。孔子称赞：“雍之言，然！”冉雍也曾问政于孔子，孔子告以“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并进一步解释：“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选拔人才，从自己了解的做起，不了解的自有他人举荐。这番对话，至今仍可为为政者鉴。
荀子将冉雍与孔子并称为“大儒”，认为他们无论显达还是困穷，都能坚守大道，不为外界所动摇。东汉经学家郑玄更说，孔子逝世后，“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编为《论语》。若此说成立，则冉雍不仅是儒门德行典范，更是儒家第一经典《论语》的辑录人之一。据后世文献记载，他还著有《敬简集》六篇，惜乎毁于秦代战火。
实干之才冉子有
冉求（前523年—？），字子有，亦称冉有，为冉耕、冉雍同父异母弟，小孔子二十九岁。与前两位兄长的德行见长不同，冉求以多才多艺、足智多谋、胆识过人著称，是孔门“政事”科的典范。孔子评价他：“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充分肯定其理政才干。
相传孔子五十五岁周游列国时，冉求曾为其驾车。鲁哀公三年（前492年），正跟随孔子周游的冉求中途被季康子召回，做了季孙氏家的总管。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春，齐国进攻鲁国，冉求劝说季孙氏勇于担当，主动率兵抗敌，并带动孟孙氏、叔孙氏积极配合。两军交战，冉求冲锋在前，率先越过城沟，杀入敌阵，一举击溃齐军。凭借此战功，冉求劝说季康子以重礼迎回了流亡在外十四年的孔子。
不过，师徒二人并非没有矛盾。后来冉求帮助季康子推行田赋改革，以及在季孙氏攻打颛臾国等问题上，与孔子的政见发生分歧，遭到孔子痛斥。然而冉求并未因此轻慢恩师，反而利用手中权力予老师诸多关照。这种师生之间既坚持原则又不失情分的复杂关系，读来令人感慨良多。
冉求逝世后，葬于今嘉祥县黄垓镇黄垓村。后人建祠祭祀，同祀伯牛、仲弓。后世累有封赠，唐代贞观年间封“郓阳侯”，开元年间封“徐侯”，宋代大中祥符年间封“任城公”，明代嘉靖年间改称“先贤冉子”，历代配享孔庙，礼遇不衰。
父子相承的儒门薪火
冉季（前498年—？），字子产，为冉雍次子，生二子穆、和。他在孔门中年龄最小，却负有大志，勤于讲道，据载“夜以继日，坐以待旦，孜孜无已时”，终成大儒。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从祀孔庙，追封“诸城侯”；明嘉靖九年称“先贤冉子”。
冉孺（前501年—？），字子鲁，为冉求长子。他初入孔门，勤学好问，道期贯通，理求精微，始终无有厌心。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敕令从祀孔庙，追封“郜伯”；据载宋咸平三年（1000年）封“临沂侯”；明嘉靖九年称“先贤冉子”。
父子相继入孔门求学，这在孔门中也属罕见。冉季以勤勉著称，冉孺以好学闻名，儒门薪火，赖此传承。
冉子后裔的荣宠与传承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历代王朝的统治思想，孔子及其主要门徒不断被追封加封。明清时期，皇帝举行朝圣大典时，常驾临国学中的辟雍祭拜孔子并讲学，这时往往从冉子后裔中选拔陪祀生，随同孔府衍圣公一同参与礼仪。
肥城《冉氏族谱》第三册，详细记载了冉耕后裔在清代的钦命陪祀情况。乾隆五十年（1785年）二月初七日，皇帝驾临辟雍，冉子第六十九代孙冉继楷、七十代孙冉广居与冉广敏、七十一代孙冉昭旷等人参与陪祀。礼成之后，每人获赐袍料一身、貂皮二张、硃墨二匣、御论一本，并赴礼部宴。冉广敏更被恩赐贡生，任临朐县训导，加光禄寺署正衔。
道光三年（1823年），道光帝临雍盛典，冉子后裔冉继林、冉昭旷、冉昭德、冉昭阳、冉昭著等人陪祀，冉昭德钦赐太学生、加文林郎，冉昭阳钦赐太学生。咸丰三年（1853年），咸丰帝临雍大典，陪祀人员有冉昭旷、冉宪智、冉宪武等人，冉宪智被钦赐太学生、加文林郎衔。
这种陪祀制度，不仅提高了冉子的地位和知名度，也带动了民间的崇冉活动。肥城冉家庄的冉子祠、隆庄的冉子先人墓，因此得以世代维护，香火不绝。
从冉耕的英年早逝、孔子的痛惜哀叹，到冉雍的“可使南面”、荀子的“大儒”之评，再到冉求的政事才干、辅佐季氏，以及冉季、冉孺的父子相承，孔门“五冉”的故事，是一部浓缩的儒门传承史。而肥城这片土地，因为冉耕后裔的世代定居，因为冉子祠、冉子故里碑、先人墓的存在，成为这段历史的重要承载地。
两千多年过去，当年孔子与弟子们的身影早已远去，但肥城大地上的碑刻、祠堂、族谱，依然默默诉说着那段师生相从的往事。正如清人修撰《肥城县志》时所记，这些遗迹“足以表先贤之遗迹，启后人之景仰”。读懂了“五冉”与肥城的这份不解之缘，也就读懂了儒家文化在齐鲁大地上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奥秘。
栏目策划/编辑 马纯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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