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玉林容县松山镇大中村(民国时期称沙田圩),有一幢中西合璧庭院式,兼具民国军旅特征与欧美风格的大房子,主楼为砖木结构三层洋楼,外观似两层,实则底层高且封闭,设多个枪眼,兼具居住与防御功能,含护楼、碉楼、双拱廊桥,形成完整防御体系,坐西朝东,背靠青山,当地百姓说,侧面看形状酷似古代的一顶官轿,传统风水格局显著,这便是从村子里走出的国军中将加上将衔夏威的故居。
走进故居里面,二尊尊雕像的雕像挺立,目光如炬,凝视着远方, 仿佛在诉说着征途与荣耀,英姿勃发,令人感受到那种穿越时空的威严,雕像下面标注着姓名“夏威”,以及他的行状。但有人在现场参观完夏威的故居之后,颇有争议。理由是,在红军长征的时候湘江之战,他曾率部给我英雄的红军7个师造成巨大的损失,而且在抗战的时候,他也一度表现出消极,这种人怎么能享受如此荣耀?
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古时候能“配故居”和“雕像”的人,属于纪念性建筑与礼制性艺术的范畴,具体可归入以下两类:一是配享太庙制度中的“配”,据《周礼》记载“凡有功者,铭书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勋诏之。” 属于礼制与荣誉体系的一部分。例如,汉代以后,功臣“配享太庙”是极高殊荣,体现“以礼治国”的思想;二是作为纪念性建筑与肖像雕塑,用于缅怀历史人物、彰显其德行或功绩,常见于名人故居、祠堂、陵园等场所,兼具祭祀、道德教化与文化传承功能。
照理说,大中村的中将加上将衔夏威,作为一名军事将领,职务是达到了,其生平事迹被广泛认可并具有纪念意义,即使是不同阵营的人,俗话说,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时代在进步,任何的恩怨情仇在面对时都能以宽容和微笑来化解,但作为让后人去缅怀或成为教育基地去传承,人家说得在理,的确是有值得商榷之处。那么,夏威到底做了什么呢?
夏威,原名钧善,号煦苍,广西容县松山镇沙田村人,夏家在容县是个实力派,其父在当地颇有地位,由于家庭条件好,他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由于当年战乱,他从小就有当兵的念头,学了定的文化知道后他毅然从军,由广西陆军小学升入陆军中学到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民国五年毕业回桂,在马晓军创之广西陆军模范营任排长,后该营扩充,旋升至营长。
本来,夏威与黄绍竑、白崇禧是保定时期的同班同学,又是同乡,后来,他参加了军阀混战,可以说三人几乎在同一起跑线上,但在1921年秋天,粤军入桂讨伐旧桂系陆荣廷,马晓军率部投靠粤军后被任命为田南警备司令,并随之进行军事整编。黄绍竑、白崇禧迅速升任统领,治军平庸、缺乏奇谋被刷了下来仍只是营长。,让他在权力金字塔里 永远站不到塔尖,此后,他先忠于黄,再忠于白,成为二人最稳定的“后备箱”。
在随后的一些混战中,随着黄绍竑、白崇禧的职务一路看涨,他也水涨船高,一步步升上来,由基层军官逐渐成为一名中级将领。尤其是在1934年11月在湘江之战围攻长征的红军过程中,大部分损失为桂军造成,而桂军对红军的伤害又主要来自夏威直接指挥的部队,根据建国后开国将帅回忆,夏威指挥的部队给红军5个师造成重大损失,甚至有二个师全军覆没。正是因为这个,接下来夏威提拔为第8军团军团长,成为桂系的一名高级将领,后来提拔为兵团司令、战区副司令长官,解放战争时还当过绥靖区司令、兵团司令、省主席之类。
1934年11月中下旬,长征的中央红军沿着湘桂边界的五岭山脉前进,被敌人侦知战略意图:便是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在湘江东岸布置好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上有湘军何键,下有桂系,后有尾追的中央军,前面是浊浪滚滚的湘江,计划在湘江之畔把中央红军做个交待。此时的红军领导人意识到非常凶险,只有拼死冲过湘江,否则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此时的湘江的各渡口,早已被敌人封锁,几十架敌机轮番轰作,炮声轰鸣,炸弹在江水里掀起巨大的水柱。先头部队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碧绿的江水,道路两旁到处丢弃了很多笨重的东西,歪倒着笨重的机器和抬机器人员的尸体,行李挑子、辎重等到处皆是。大火在燃烧着,江面渡口一片混乱,红军战士争先渡江,枪声、炮声、人叫、马嘶,交织在一起。但这仅仅是前期远程炮火和空中封锁,地面部队到达还有一定的时间差,为了阻击更多的敌人蜂拥而至,使走在中间的中央纵队及指挥机关能顺利过江,红军高层决定务必对来敌进行阻击,确保中央机关顺利渡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惨烈的新圩阻击战和光华辅阻击战打响。而这二大阻击战的敌方直接指挥者便是夏威。
我们知道,红军长征途中是属于流动作战的形式,后援补给都得带上,打一枪换个地方勉强能行,要是固定在一个地方打击来犯之敌,一装备差二没有工事,有挨打性质的顽强抵抗,阻击战的难度系数可想而知,只能靠血肉之躯阻挡来势汹汹的敌人。而进攻一方又是熟悉地形的地头蛇不仅可以随意更换线路进攻,选择薄弱环节包抄,还有源源不断的弹药物资补给,尤其远道而来本是疲惫的红军,阻击的对象是桂系这样一支能征善战的精锐部队,这注定是一场不对等的惨烈战事。
就说前线总指挥夏威率领前来作战的几个师,那可是桂系的精锐,那年代被人称为“狼兵”,灵活得像猴子,凶猛得像狼,既凶悍又刁滑,善爬山,爬树,水性也好,跑起步来飞快,战斗力绝对不能小看,平常实行军事训练,上的课如游击战、班级排级连级战斗演练、习武国术格斗等,其战斗力非同小可,在抗战时期也让日军吃够了苦头。
当夏威等人知道红军进入灌阳地域后,正是犯了所谓的“严防红军在广西落脚,主力布控桂东一线”的大忌。因为军阀混战年代,他们最担心的是自己的地盘被占,接着老蒋的嫡系又以“围剿”的名义在此落脚,一旦架空变成啥也不是。因此,他迅速将驻防在恭城、贺县、富川一带的桂军数万人马全调到湘江之畔,企图封锁所有渡口,把长征的红军截成几段,这凶险程度可想而知,红军高层领导人意识到,只有全力阻击夏威部封锁所有渡口,才是红军取得胜利的唯一出路。
说新圩阻击战,此地位于灌阳西北部,四周与本县文市、水车、红旗和全州县安和、两河等5个乡镇交界,南距灌阳县城15公里,北离红军进军路线最近点大桥村只有5公里,是灌阳县城通往全州公路的必经之地,新圩以北一直到湘江岸边都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只是从新圩往南至马渡桥长约10公里的公路两侧,山峰林立,森林茂密,为阻击敌人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为防止桂军北上切断红军西进通道,红军总部命令红三军团五师从新圩南下,占领马渡桥,将桂军阻挡在新圩以南。并派出部队沿公路向南面的马渡桥推进,占领公路两边的山头。红五师在师长李天佑的率领下,立即进入新圩阻击阵地,将主阵地设置在从向南至排埠江村长约8公里的公路两侧山头上,这段防线距灌阳县城7公里,距红军向湘江前进的通道最近点大桥村5公里。红五师的第一道阵地设在枫树脚附近,以公路为界,将部队分成左右两翼,互相配合形成交叉火力。另一部布置在公路的左侧,即打锣山、水口山、钟山上;红十四团布置在公路的右侧,即月亮包山、判官山上;师指挥所设在距第一道阻击阵地一二里的杨柳井。
28日拂晓时分,夏威部在炮火掩护下,在机枪、重炮、迫击炮掩护下,向红五师前沿阵地发起进攻。红五师沉着应战,以密集火力封锁公路,大量杀伤敌人,桂军正面进攻受阻,当天下午遂派出一部兵力沿红军左侧的瘦马岐等几个山头迂回红军前沿阵地的钟山、水口山一带。红军腹背受敌,损失很大,前沿阵地有的山头一个排打得只剩下一名战士。红五师被迫退守第二道防线。
次日夏威派出空军第一队6架飞机低空轰炸、扫射,继而大炮轰击,接着以步兵轮番冲击。到中午时分,桂军正面与侧后迂回相结合的进攻,已经把红军坚守的许多山头逼到了绝境。红军与桂军展开了白刃战,反复争夺山头,但终因力量悬殊,红五师伤亡惨重。据《红军第三军团史》记载:“是役红五师浴血奋战三昼夜,伤亡2000多人” 师参谋长胡震、团长黄冕昌、还有副团长及团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多位中层干部壮烈牺牲,全师战斗之前有三千多人,下来的时候连伤兵也只剩下千余人过江以后,红五师缩编为一个团。
没有战斗力的红五师撤离后,新圩方向的阻击任务由红三军团六师接防,凶悍的桂军依然没有停的意思,大有不拿下阵地的架势,这边炮火刚停,大批敌人在机枪的掩护下向红六师前沿阵地发起猛攻,整排整班地冲了过来,一部分沿公路向新圩方向边打边推进,另一部分则向公路两边的红军阵地发起猛攻。经过与敌人进行多次交锋后,红六伤亡巨大,更糟糕的是,后勤补给跟不上,弹药已经损失殆尽,全团战士每人只剩下不到两发子弹。
当敌人发起新一轮冲锋时,红军战士只好拿起没有子弹的空枪,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用刺刀戳、用枪托砸,枪坏了、刺刀歪了就捡起石头猛砸,或者干脆用牙咬、或者抱着敌人一起滚下山去。红六师用血肉之躯,没有挡住敌人的猛攻,只边打边撤,向湘江岸边转移,最后被夏威部分割包围于全州古岭头一带,数千将士大部分壮烈牺牲,只有少数战士突破重围,但又在随后的地方民团的围剿中惨遭杀害,只有为数不多的战士隐姓埋名,流落民间,红六师后缩编为一个独立团。
红六师撤退后,新圩阵地由红五军团34师接防,这支部队是红军中的精锐之师,比此前红五师、红六师的人数更多,弹药更充足,在师长陈树湘,政委程翠林率领下,顺利进入阵地,随后便遭到桂军的猛烈攻击,顷刻之间,公路两侧的红军阵地上就成了一片火海,尘土碎石飞扬,烟雾缭绕,不见天日。守阵地的红军战士由于子弹匮乏,火力很弱,有时只能静静地等待着桂军靠近才开始射击,红军指战员临危不惧,沉着应战,英勇杀敌,以近距离密集火力封锁公路,大量杀伤敌人, 有效地阻止了敌人向新圩推进。
就在这打得难分难解的关键时刻师长陈树湘、师政委程翠林接到一封电报: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已于晨时胜利渡过湘江,成功突破敌精心设下的第四道封锁线,嘉奖电称:34师已光荣完成掩护任务,迅速经界首或界首以南过湘水归还主力并争取更大胜利。并电示往全州方向寻找机会渡过湘江。然而,凶残的夏威根本不给他们机会,就红34师放弃阵地转北向白露源接近,指望从由界首之南的适当地域渡过湘水跟上红军主力与大部队会合时,行至全州安和镇文塘村黄陡坡一带,再次遭到夏威部埋伏堵截。
本来已经筋疲力尽的红军哪里是他们的对手,虽然打得十分勇敢,血肉之躯阻挡敌人根本无济于事,战至傍晚,伤亡十分惨重,又陷入了粮弹告罄、四面受敌的绝境,雪上加霜的是师指挥部被敌人攻陷,师政委程翠林、师政治部主任蔡中、第100团政委侯中辉、102团团长吕宫印等重要指挥人员壮烈牺牲,电台被炸,与主力失去联系。
最后,在一系列的战斗中,红34师师长陈树湘壮烈牺牲,年仅29岁,红34师这支战功赫赫的红军劲旅成为湘江之战全建制覆没的红军队伍,其番号载入史册,血洒潇湘大地,悲壮地完成了钢铁后卫的神圣使命。新圩失守后,中央红军大量未来得及过江的部队,被夏威率领的桂军和追剿队切断、冲散,损失十分惨重。其中,红八军团被夏威率领的桂军打散,由长征出发时的10922人锐减至1200人,番号被撤销;红九军团二十二师损失四千余人,基本上全师覆没,军团缩编为三个团。
同时,夏威部43师偷袭红五军团指挥机关所在地千家寺,红五、八军团仓促应战,边打边撤,向老山界方向转移。在战斗中,红五军团十三师有两个团,即三十八团和三十九团,被桂军切断。三十九团改道经水埠塘,三十八团沿河道突围,都顺利归还建制。但是,红五军团十三师,在千家寺还是遭受了不小的损失。43师129团团长梁津回忆,该团在千家寺俘获红军千余人,整个追击期间,该团共收容红军1300余人,夏威的参谋长蓝香山回忆收缴步枪三百多枝,还有许多步枪弹和手榴弹,同时收缴红布白字的红军第十三师旗帜一面。
针对夏威部在湘江之战,黄克诚大将回忆录中写道:“我军过界首之后,沿山地西进,沿途仍不断遭到桂系军队截击……我军在广西境内大约走了十来天时间,绝大部分时间在紧张的战斗中渡过。桂军的侧击战术很令人恼火,我们不得不随时提防桂敌的袭扰,以致在这十来天当中,我很少睡眠。有时抽空打个盹,就算是休息了。搞得神经非常紧张。直到进入湖南、贵州境内,才得以睡上个安稳觉”又说:“桂系军队不仅战斗力强,而且战术灵活。他们不是从正面,也不是从背后攻击我军,而是从侧面拦腰打。广西道路狭窄,山高沟深林密,桂军利用其熟悉地形的优越条件,隐蔽地进入红军侧翼以后,突然发起攻击,往往很容易得手。而我军既不熟地形,又缺乏群众基础,所以吃了大亏。”
王平将军回忆说:“夏威部都是本地的老兵,他们熟悉地形,常以班排为单位分散在山上侧击红军,很难对付。”湘江一战,红军损失三万余人,其中红一军团少共国际师、红三军团5师、6师、红五军团34师、13师、红九军团22师,还有红八军团共7师级以上建制单位损失惨重,80%以上损失为夏威部桂军造成。
身为湘江战役桂系前线总指挥的夏威,自此之后自是官运亨通,因为堵截红军长征有功,夏威“火箭式”升迁,短短数月,他完成军长到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再到国府委员的三级跳,钢七军军长与军事委员一肩挑,成为白崇禧最信赖的“王牌操作手”, 全面抗战爆发后,他留守广西任绥靖主任兼第 16 集团军司令,然而,在抗战中的表现,是泛善可陈的,夏威却被人们称为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原因是桂南会战和桂柳会战。
1939年,夏威任十六集团军总司令,这个集团军是桂系在广西的留守力量,属于预备队存在,本不用去前线作战。可在当年11月,战局突变,日军第五师团在海南三亚集结完毕后,突然广西钦州湾实施登陆。日军登陆后进展很快,长期主持广西防务夏威指挥十六集团军未形成有力抵抗,对日“避战”;在宾阳危机中,他命令第46军主力(如第175师)北渡郁江阻击,但未能阻止战局恶化46。日军实施包抄战术,攻占宾阳,导致中国军队全线溃退。在不到十天就连南宁都给丢了。日军占领南宁后,为巩固战果,派兵又占领了南宁几十里外的昆仑关,这是桂南进入广西腹地的天险和要隘。
桂南会战是失败后,老蒋一怒之下,将在广西督战的白崇禧,从一级上将降为二级上将,其担任主任的桂林行营也被撤销。还处罚了叶肇(第37集团军总司令):以“抗命避战,贻误大局”被扣留交军事法庭会审; 徐庭瑶(第38集团军总司令)等多名军、师长被撤职查办。唯独该负主要责任的夏威安然无恙,正是被堵截红军长征那点所谓的功劳掩盖。
后来,1944年秋的桂柳会战,日本大本营鉴于海上补给线日益难以维持,因此它打通中国至中南半岛铁路运输线的需要更形迫切,大本营考虑同时发动两起攻势:一是由湖南进攻广西的桂林和柳州,一是由广东进攻中越边境。如果能够成功,日军就能指望在1945年1月打通大陆铁路通道。当年10月,日军大举进攻广西,在不到两个月就占领了桂林、柳州等要地,史称桂柳会战。
桂柳会战名义上隶属第四战区司令官张发奎指挥,但事实上指挥者正是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集团军总司令夏威,他消极避战、保存实力、指挥混乱、防线迅速崩溃,是桂柳会战中国军溃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桂柳作战中由于桂军丢盔弃甲一败涂地,致百姓生命和财产损失无算,广西民间写了一副对联表达愤怒:“桂省府数次搬迁,宜山不宜,都安不安,百色百变,从此凌云直上,安居乐业。四战区再度撤退,向华失向,夏威失威,云淞云散,盼望龙光反照,气煞健生”!
此事一出,老蒋大怒,下令撤销第四战区,同时,枪决第93军军长陈牧农,罪名是“未等命令即擅自撤退,放火烧毁仓库中大量弹药、粮食等战略物资,导致桂林门户洞开”,要知道,全州数年来是重庆政府在西南地区的补给基地,堆积大量武器,弹药,被服,粮秣,汽车汽油等物资,也是机械化部队的后方仓库。损失之大可想而知。桂林城防司令韦云淞、第46军军长黎行恕等撤职或查办,但夏威的战后他未受责难,官却越做越大,解放战争时期,还当上了安徽省主席,十兵团司令。
当然,时代的潮流滚滚向前,解放战争时期,夏威被我军打得一败涂地,随着桂军的迅速瓦解、溃散和覆灭,损兵折将,他起家的主力钢七军也全军覆没了。他先是南逃到海南岛,后来海南岛被我军追击,他拎着箱子登上去香港的船,后寓居香港,养鸭种菜,闭门读书,绝少与外界接触。
记述夏威的墓志
1975年1月3日的香港,阳光很好,夏威拎着菜篮子,慢慢走在弥敦道上。路边的紫荆花开得艳,香得钻鼻子。他要去买些糯米,晚上给孙子包粽子,此时,一辆自行车突然冲过来,夏威愣了一下,手里的菜篮子掉在地上,青菜和糯米撒了一地。送医后,医生说“失血过多,救不回来了”。《大公报》的简讯只有一行:“前国民党将领夏威病逝。”没有追悼会,没有挽联,只有老乡带着半瓶广西米酒,算是给他一个交代,就此落幕。不过,这名曾经给红军造成巨大伤害的人,后来人家给他写了一幅墓志铭,有不少是溢美之词,后人评价说,这些权当是饭后的笑谈罢了。
回望夏威的一生,其经历贯穿了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重要历史阶段。作为桂系集团的核心将领,他在军阀混战和反共内战中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力,给红军和人民解放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战役中,因消极避战、指挥不力,导致国土沦陷、百姓遭殃,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铭记历史,并非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夏威的故居作为民国时期建筑遗存,可作为研究民国建筑文化、桂系历史的实物资料,但不应以雕像、华丽墓志铭等形式对其进行过度美化和推崇。对待此类历史人物,我们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客观、全面、辩证地看待其一生,分清功过是非,铭记革命先烈为国家和民族作出的巨大牺牲,传承和弘扬伟大的革命精神,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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