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海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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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君按：40年前，也是在草长莺飞的季节，华东几家少儿社的领导在山东烟台一家宾馆的房间里，开了一个碰头会，就未来携手合作达成了一致意见，华东六省少儿出版联合体（简称“华东六少”）就此诞生。此后，一年一度的社长年会、营销峰会成为行业瞩目的盛会，也逐渐有了“天下童书，半出华东”的“江湖传说”。作为“华东六少”发起人之一，儿童文学作家、出版人刘海栖以亲历者的视角，写下对老朋友、对少儿出版事业、对一个时代的深情回忆，也记录了“华东六少”的成长足迹。

2010年3月初，我应邀去杭州参加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简称“浙少社”）主办的华东六省少儿图书订货会。这一会议每年这个时候照例举办，此次会上要给我颁发一个奖。

我大病初愈，刚在新单位上班没多长时间。此时杭州已被毛茸茸的细雨罩成满眼绿色，但也是乍暖还寒，就像我当时的心情一样。浙少社社长蔡潮峰是我的老朋友，他对我很热情，嘘寒问暖。我见到了许多老朋友，心情又像这时的天气，由寒入暖。

颁奖仪式安排在订货会结束时的社店联欢会上，每次订货会结束都会举办这样一个活动。“华东六少”秘书长、浙少社发行部主任鲍丽珍之前提议，由于我对“华东六少”有贡献，要给我颁发一个特别贡献奖。我们都对“鲍大姐”十分尊重，她资格老、业务熟练，对人温暖又细心，我生病后，她不断给我寄来临安胎菊助我养病。

联欢会上各社都会表演节目，印象深刻的是媒体单位的节目，由《出版参考》杂志的韩阳和《出版商务周报》的章琳合演，韩阳跳舞，章琳唱歌。中场时给我颁奖，由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简称“苏少社”）社长吴星飞颁发。吴星飞年长我两岁，有大哥风范，这几天和我谈了不少，知道我离开出版社后没有把心态调整好，就以自己的经历为例安慰和开导我，他也调动过几次工作单位，也是逐步适应的。他还提到了下一步的工作构想，尤其是加大办刊力度，要把现有刊物做成十六刊，很令我羡慕。

奖杯是一个很精致的内画瓶，上有“华东少儿出版联合体特殊贡献奖 刘海栖 2010 杭州”字样，画上有水有船有人，捧在手里就觉得沉甸甸的。

我在台上做了一个答谢，大意是说我很感谢“老东家”给我这个奖，也很看重这个奖，因为我直接参与了联合体的建立，看着它一步一步由小到大走到今天，对这个联合体有很深的感情。我还说，下午开高峰论坛时听百道网的程三国分析说，出版行业已不是一个好的行业。我想说的是，这个行业好还是不好我不想评价，但这个职业还是非常好的，请你们一定要珍惜你们的职业。我最后说，希望“华东六少”越走越好，就像一辆隆隆的战车所向披靡。当你们前进时，别忘了偶尔回头看看，在战车弥漫的尾气中间，有一位大哥在那里向你们挥手，为你们祈福。

从舞台下来后，孙建江对我说，你讲得不错。

那天是3月8日。

我说的那些都是心里话，反映了我当时的心情，我对“华东六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它在我的出版生涯里占据很重要的位置，对于明天出版社（简称“明天社”）的发展也很重要，所以要把一些事情记录下来。

“华东六少”的诞生

“华东六少”的建立应该追溯到1986年4月，当时在烟台召开了一次全国儿童文学创作会议，那是新时期以来召开的最大规模的儿童文学会议，由文化和旅游部与中国作家协会共同主办，出席那次会议的主要是与儿童文学相关的作家、理论家和管理工作者，各少儿出版社也派出负责人和编辑参加。参会代表有两百多人。许平社长带着我们拿到了承办权，会议地点定在烟台。

会议前期我们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当时烟台宾馆很少，能接待大型会议的更少，好不容易订到了烟台山宾馆，这是一个接待规格比较高的宾馆，主办方很满意。我那时是明天社总编辑，负责具体会务工作，每天举着牌子去车站接代表，安排大会小会和讨论用的场地，尽可能地用有限的经费保证代表住好、好吃。举一例，那时火车票不好买，尤其是这种大型会议集中往返，我们联系了济南铁路局，在开往北京和上海方向的列车上各加挂一节卧铺，火车站派人来宾馆售票，需要者在院里排队买。

会议期间很多少儿社组织活动，邀请作家、评论家开座谈会和茶话会，我受邀参加了苏少社和新蕾出版社（简称“新蕾社”）组织的座谈会，席间放音乐跳交谊舞，我不会跳舞，新蕾社副社长李知光教我跳。那时时兴跳交谊舞，应代表要求会余安排舞会给大家助兴，女作家很少，缺舞伴，任大霖、任大星两兄弟抱着跳。记之备忘。

会议中的某一天，我在院子里碰到许平社长，他正和苏少社总编辑张彦平同志聊天。苏少社那时没有设置社长职务，总编辑是一把手。他们把我叫住征求意见，说可不可以与华东几家社的领导一起碰个头，商量一下合作的事情。我说当然好。于是分头找人，在许平同志住的房间开了一个会。这个会议可以算作“华东六少”的发起会议吧。

我记得参加那次会议的除上述我们三人外，还有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简称“安少社”）社长吕思贤、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简称“闽少社”）社长李玉光、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简称“二十一世纪社”）前身江西少年儿童出版社（简称“江西少儿社”，1989年更名）社长张秋林，浙少社是谁参加的记不清了。碰头会没有邀请少年儿童出版社（简称“上少社”），上少社那次来烟台参会的是副社长郑马。大体是因上少社与我们有差异，如体量、传统、能力方面，他们的领导与其他社少有接触。后来又有动议，但考虑开这种联合会议应由一把手参加，决议方便通过并执行，上少社一般都是副社长参加会议，回去还要汇报，于是“华东六少”始终没有接纳上少社。

在烟台的这次发起会议上，大家都表示了合作意愿，但没有拿出具体合作办法，确定专门开一次社长会议研究。许平同志和我商量后，决定承办社长会议，于当年年底前在山东举办。这是华东少儿社合作的开始。

现在回想起来，“华东六少”能走到今天，应该记住许平、张彦平、吕思贤等几位老同志，特别是许、张二位，都是参加过抗战的老革命，而且都是作家，对儿童文学事业极热心。许平同志本人是作家，擅长写散文，后来担任过山东省散文学会会长。张彦平同志是山东文登人，操一口浓重的胶东口音，听上去很亲切。他的父亲张修己是胶东抗战时著名的“天福山起义”领导人之一，张彦平很小就参加了革命，南下时留在江苏。

张彦平同志对山东很有感情，见了我格外热情，抓住机会就天南地北地聊，不把我当小辈，也许由于这一层关系，明天社和苏少社来往一直很密切。

张彦平同志非常重视儿童文学，他在苏少社主持工作期间，除了办刊物、出书，还调专业人才入社，儿童文学作家刘健屏就是经他手调入苏少社的，刘健屏带着他的团队把苏少社的儿童文学出版做得风生水起。王祖民等画家也是张彦平同志调入出版社的，使苏少社的美术成就斐然。张彦平本人也一直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明天社出过他的《烟笼秦淮》和《情报追逐战》等作品。

张彦平同志离休后，每年冬天都要住到济南女儿家避寒，我都会去看望他。他去世前我还去南京的医院探望过。与他的夫人李波阿姨时有联系。后来我去鲁东大学，看到校史陈列室里赫然挂有张彦平同志的照片，陈列着他出版的书籍，他也是鲁东大学的校友。

第一次社长年会

1986年9月，华东少儿社社长年会就在青岛召开了，按顺序把它作为第一次。

参加会议的人员是许平、张彦平、吕思贤社长、李玉光社长、我、浙少社负责人胡海珍带着计策、江西少儿社来的是老编辑高蕴生，还有明天社副总编辑赵镇琬。会议安排在青岛北海饭店，北海饭店当时刚建成，四周都是农田，也没多少人住，吃饭时餐厅里空空荡荡，有一天两个似乎是海员的外国人喝多了发酒疯，计策看不下去了，跳过去摆出捕俘拳架势，把人家吓得直喊“no，no，no”。计策刚从部队退伍，据说当的是侦察兵，所以碰到这种事根本用不着使用计策。

会议的主要内容现已记不清，大体是大家互相交流各自的情况，谈些问题，做些展望。各社轮流做东开社长年会就是那次定下来的，一直延续至今。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又轮流主办订货会。随着出版社的发展，“华东六少”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参加订货会的书店越来越多，以至于天南地北的书店都来参会，踊跃订货，有了“天下童书，半出华东”的美誉。订货会开始有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后来他们不参加了。

20世纪90年代初，社长年会确定，共同合作，与中国台湾的人类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人类公司”）一起编“中华民间故事大画库”系列，进入台湾市场。“华东六少”每家负责10本、人类公司6本，一共66本，实际上就是后来的图画书，都是请著名画家绘制，水平之高，放在现在也毫不逊色。大家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是后话。

青岛会议结束时，我们买了青岛罐装啤酒做礼品，一人一扁箱，各自扛回家。

一次“醉人”的聚会

1989年初春，第四次华东少儿社社长年会由闽少社主办，在厦门召开。张秋林社长在厦门当过兵，带我们去他待过的坑道，通过高倍望远镜眺望神秘的大小金门，还叫东道主李玉光社长带着满街找他当兵时爱吃的花生汤。又去了泉州、晋江和石狮，石狮当时很火，有很多卖走私录像带的，那些人不知为什么专门盯着高蕴生推销，怎么甩都甩不掉，我们都拿他打趣。

厦门会议结束后，我跟着高蕴生同志飞南昌，我那时正在写作，第三本书《明天会怎样》由二十一世纪社出版，责任编辑就是高蕴生，我要去和他谈书稿。计划从南昌再去趟长沙，我的第一本书《这群嘎子哥》也在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简称“湘少社”）出版了，该去接洽并感谢一下。

在青岛会议上与高蕴生认识成了朋友，我叫他老高，我们一直保持联系。他能喝酒，我也能喝些，就更有共同语言了。到了南昌老高家，他家就在出版社院子里，他住一楼，看到他家后院摞着很多陶制酒坛子，大肚小口，老高说他买酒都用板车去拉，很便宜，合四五毛一斤，一坛能装几十斤。然后吃饭，老高用钢精锅盛黄酒，放到煤炉上烧热，用容器舀出倒进茶缸。这个容器是无盖青岛啤酒铝罐，上面用铁丝穿个把手。老高说，还是从青岛带回来的，你们那次会议发的，很好用。老高说，他一年要喝掉一千斤。我想怎么可能。老高说，他中饭、晚饭各一罐，晚上看完稿子再来一罐好睡觉。青岛啤酒罐的容量是350毫升，合七两，三七二十一。老高说，逢年过节或来客人多加些。我算了算，果然要一千斤，怪不得要买这种酒，否则喝不起。

那一次没住宾馆，就住在老高家，和老高谈得痛快。第二天中午在老高家再喝一次，下午三点多的火车，喝到两点去车站不晚。张秋林社长也在，他酒量差些，就忽悠我们喝。酒助谈兴，越聊越开心。老高不停地用那个容器往我的茶缸里添酒，我大口喝，喝到后来就什么事都不知道了。等再睁开眼已是晚上七点多钟了。我说坏了坏了。老高和秋林说，怎么都叫不醒你，没事，晚一天再去嘛。我说主要是湖南那边，张天明明早四点多还要去车站接我。张天明当时是湘少社副社长。那会儿没手机，家里也没电话，通知不到张天明。第二天上午电话打过去，张天明在那边听了哈哈大笑，他说他天不亮就骑车到了车站，左等右等不出来，天都亮了也没个人影。我说没办法，你明天接着接吧。

第二天还是那趟车，中午就不敢喝了，去了车站，昨天买的是卧铺票，那会儿车票紧张，我只能在卧铺车厢靠窗的小座位上，坐了一晚上。张天明又摸黑来接我。他骑自行车把我载到湖南宾馆，铁门锁着，我俩从铁门上面翻进去，住下。

高蕴生同志是一位很认真的老编辑，后来生病去世了，我很怀念他。

我和李玉光1993年一起去了一次台湾，那时他已经离开闽少社，到省新闻出版局当了副局长。他又参加了一次在云南召开的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年会。我的第四本书《银色旋转》是他在闽少社时做的，他对文学理论很有研究。玉光2010年也退休了，为了核实一些细节我跟他通了电话，他对华东乃至全国少儿社前期的发展脉络很清楚。

又回到开头。从杭州的订货会领奖回来后没多久，他们告诉我说吴星飞社长也退居二线了，我有些惊讶，觉得突然，打电话过去。之后安少社社长张克文把我们几个老同志邀到合肥一聚，发现吴社长状态很好，不愧老大哥风范，值得我学习。

写于2010年

注：本文收录于《书海有栖》（明天社2026年6月即将推出）。

编辑：杨志敏

审核：盛 娟

终审：陈佳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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