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朝中社15日报道，朝鲜外务省日本研究所政策室长于14日发表谈话，就日本政府日前公布的2026年版《外交蓝皮书》作出回应。谈话的核心指向十分明确：朝方认为该文件延续了日本长期以来惯用的对外叙事模式，以带有攻击性的立场和自我开脱的逻辑包装其安全政策选择，充斥歪曲与指责，意在为日本加速推进军事化进程制造舆论与制度上的“合理性”。在朝方看来，这份蓝皮书并非单纯的外交政策说明文本，而是一种服务于国内政治与战略企图的“话语工具”，其深层作用在于为日本进一步突破战后约束、扩张攻击性能力提供解释框架，并将由此产生的地区不安与对抗责任转嫁给周边国家。
谈话首先将矛头对准蓝皮书所体现出的思维方式。朝方使用了强烈措辞，指该文件堆砌所谓“正当化”的说辞，却回避历史与现实的关键问题，呈现出一种“强盗逻辑”和“荒谬绝伦”的特征。朝方的指控重点并不在于对个别表述进行逐句反驳，而是强调其整体逻辑：日本一方面试图以“和平”“防御”“规则”为外壳，另一方面却在政策路径上持续朝着突破限制、强化军事力量、扩大可运用手段的方向推进。朝方将这种做法概括为“粉饰军国主义步伐”的行为，认为蓝皮书的功能更像是为日本的政策转向提供辩护词、遮羞布，进而削弱外界对其军事化动向的警惕与抵触。
朝方谈话中反复提到一个现象：日本在涉及地区安全议题时，往往抓住所谓“周边国家行使自卫权”的话题频频置喙。朝方认为，日本不是出于对地区和平的真诚关切，而是借机把自己塑造成“受威胁者”与“被动应对者”，从而为其不断扩张军事能力、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寻找借口。谈话明确指出，日本的真实图谋在于掩盖其正在推进的关键方向：其一，是通过制度与法律层面的改造，逐步把国家安全框架推向更具进攻性、更可外延适用的形态；其二，是谋求扩大所谓“侵略性攻击能力”，即不仅满足于传统意义上防御部署，而是追求具备更远距离、更主动、更可预先运用的打击能力；其三，是通过话语与政策手段，动摇地区安全架构的稳定性与互信基础，使东北亚乃至更广区域的安全环境被迫围绕日本的战略节奏发生变化。
在朝方的叙述中，日本关于“周边威胁”的渲染并非偶然或临时起意，而是一条贯穿其政策工具箱的主线。谈话指责日本“妄想用周边威胁论重建第二个帝国时代”，并形容其在这条道路上“发足狂奔”，意指日本将对外安全叙事与自身国家定位重新绑定，试图通过制造外部紧张感来推动内部政策松绑与社会心理动员。朝方的批评所针对的，正是这种将“危机叙事”制度化、长期化的倾向：在外部，以蓝皮书等政府文件构建“被威胁”的叙事链条；在内部，以安全焦虑推动政策议程，使更强的军事投入、更宽的军事权限、更大的军事行动空间显得“必要”甚至“不可避免”。在朝方看来，这样的路径会不断抬高地区对抗门槛，压缩外交回旋余地，使原本可以通过对话、管控、协商处理的问题被“安全化”，进而走向恶性循环。
谈话还特别强调，这份《外交蓝皮书》在性质上是“阴谋文件”“对抗文件”。朝方之所以作出如此定性，是因为其认为蓝皮书并非中立陈述，也不是用于缓和矛盾、增进沟通的政策指南，而是以对抗性立场为底色，通过选择性叙述与定性指控制造敌意。朝方认为，日本在该文件中所采用的表述方式，属于典型的以自我为中心的“道德裁判”姿态：对别国的防卫措施指手画脚，对本国的军事扩张淡化甚至美化；对地区局势的复杂性刻意简化，把矛盾归结为“他者威胁”，从而回避日本自身政策变化对局势紧张所起的推波助澜作用。朝方将这种做法视为一种策略性表达，其最终指向是争取国际舆论的理解与默许，使日本的政策突破不再被视为危险信号，而被包装成所谓“顺应现实”“承担责任”。
在回应中，朝方也直接谈到日本对朝鲜国防建设的指责。朝方认为，日本对朝鲜强化国防力量的举措进行无端批评，并试图在相关话题上做文章，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地区稳定，而是试图冲击朝鲜所强调的“拥核国家地位”。谈话使用了“妄图动摇”这一表述，意在说明朝方认为日本在此问题上的态度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性：通过持续渲染与指责，对朝鲜施加外部压力，进而影响其安全环境与战略选择。朝方进一步把这种做法界定为对朝鲜主权权利、安全利益与发展权的严重挑衅，认为这不仅是言辞上的攻击，更是对其国家利益底线的触碰。
从谈话所呈现的逻辑看，朝方的立场建立在几个相互衔接的判断之上：第一，日本正在推进的安全政策与法律制度调整，实质上意味着其国家属性与军事角色的再定义；第二，这种再定义需要对内对外的叙事支撑，而“周边威胁论”正是其最便捷、最能动员的工具；第三，日本在塑造“威胁”时会倾向于把周边国家的防卫行动、战略选择、政策声明纳入其“风险清单”，以此形成一套可循环使用的指责体系；第四，这套体系最终服务于日本强化攻击能力、扩大军事活动空间、并重新介入地区安全结构的意图；第五，在此过程中，日本对朝鲜的批评不仅是外交姿态，更被朝方理解为一种政治操作，目的在于削弱朝鲜的安全地位与战略叙事，从而在地区博弈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谈话之所以将日本蓝皮书与“军国主义步伐”相联系，关键在于对历史记忆与现实政策的叠加解读。对朝方而言，日本在战后框架下形成的诸多限制，本质上是对历史行为的一种制度性约束，也是地区国家对其重新军事化保持警惕的原因所在。当日本通过不断调整政策解释、扩大军事能力适用边界、强化与外部力量的军事协同，并在官方文件中把这些动作描述成“被迫应对”“维护秩序”时，朝方认为这是一种对历史责任的回避与对现实风险的低估。朝方的批评并不是仅停留在“反对日本加强军力”的层面，而是强调这种转向可能改变地区力量互动的规则，使安全困境更加尖锐：一方以“威胁”为由加强能力，另一方则因不信任而采取对冲措施，最终导致紧张升级。朝方显然将日本蓝皮书视为这一机制的“文字版推进器”，因为它将政策方向固化成对外公开的战略叙事，强化了对抗预期。
在朝方描述中，日本的做法具有明显的“先设定结论、再寻找证据”的特征：先把周边国家描绘为威胁源，再用这种设定为自身扩军、修法、提高军事行动自由度提供理由。朝方认为，日本特别热衷于在“自卫权”话题上对他国评头论足，其目的就是把地区国家的正当防卫行为纳入“问题化”的框架，而日本自己的制度调整则被包装成“合理化”的框架。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话语权的不对等：日本在国际场域中试图占据“解释者”“定义者”的位置，而把周边国家放在被动辩解的位置。朝方对这种倾向的反感，集中体现在“说三道四”“掩盖”“犯罪图谋”等措辞之中，意在强调日本并非公正中立的参与者，而是带着明确目标推动地区格局变化的行动者。
谈话也隐含表达了对地区安全根基被动摇的担忧。朝方认为，日本如果继续沿着强化攻击性能力、完善战争国家法律制度的方向推进，必然会对地区安全架构带来结构性冲击。这里的“根基”并不只是某个具体机制，而是更广泛的稳定预期：各国在安全政策上应保持克制、透明、可预测，并通过对话缓解分歧。然而，一旦某国将安全政策朝着更具进攻性、更高可操作性的方向推进，同时又在舆论层面持续渲染外部威胁，其他国家就难以相信其所谓“防御性”承诺，进而采取更强硬的对冲部署，最终形成连锁反应。朝方显然认为，日本蓝皮书所呈现的对抗性叙事，会加速这种连锁反应的出现。
与此同时，朝方在谈话中也把日本对朝鲜的指责上升到“严重挑衅”的高度，强调其触及主权、安全与发展权。这样的表述反映出朝方把自身国防建设与国家生存发展紧密挂钩的逻辑：在其叙事中，国防能力不仅是军事议题，更是主权独立与发展环境的保障。朝方认为，日本对其国防措施的批评并非善意建议，而是站在对立面试图削弱其安全保障的工具。尤其在“拥核国家地位”问题上，朝方使用“动摇”一词，表明其认为日本在国际舆论与外交层面试图制造对朝鲜战略地位的不确定性，从而达到施压目的。朝方由此将日本行为定性为对其核心利益的侵犯，并以此强化其反制与警惕的正当性。
综合朝方谈话的整体表达，可以看出其主要诉求并不是围绕蓝皮书某个具体段落展开技术性争论，而是要把日本的政策文件放到更宏观的叙事框架中加以否定：日本以“周边威胁”为名推动军事化，是对地区稳定的破坏；日本对别国自卫权指手画脚，是为了掩饰自身制度与能力扩张；日本把对抗思维写入官方文件，是为了争取战略空间、压缩他国空间；日本无端指责朝鲜国防建设，是对朝鲜主权与安全利益的挑衅。朝方通过这些论点构建出一条完整的因果链：从文件文本到政策意图，再到地区后果，最终落脚于对日本动向的强烈谴责与警告。
据朝中社15日报道所呈现的这份谈话，措辞尖锐、立场鲜明，既是对日本2026年版《外交蓝皮书》的直接回应，也是在地区安全舆论场中的一次强硬发声。朝方借此强调，日本若继续以“威胁叙事”驱动政策突破、以对外指责掩盖内部扩张，将只会加剧地区不信任与对抗态势，并对周边国家的安全利益造成冲击；同时，朝方也以“严重挑衅”的定性明确划出底线，表明在涉及主权、安全与发展权的问题上不会接受外部干涉与压力操作。整体而言，朝方把日本蓝皮书视为一种服务军事化路线的对抗性文本，强调其危险性不在于文字本身，而在于文字背后所承载并推动的政策方向与战略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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