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黄皓（三国·蜀汉，出生地：四川成都）
黄皓是蜀汉亡国的罪魁祸首之一，出身卑微，以宦官身份入宫，靠着阿谀奉承、巧言令色讨好后主刘禅，一步步窃取权柄。董允在世时，他深知董允刚正不阿，尚且收敛锋芒，不敢过分放肆；董允一死，他便迅速与侍中陈祗勾结，开始公开弄权乱政，大肆排挤忠良之臣。
他将厌恶自己的甘陵王刘永诬陷排挤，使其十余年不得朝见刘禅；贬谪正直有才干的罗宪，使其远离中枢；连手握重兵的大将军姜维，都因忌惮他的权势而不敢回成都，只能屯兵沓中避祸，间接削弱了蜀汉的防御力量。景耀六年，邓艾大军偷渡阴平南下，姜维紧急奏请刘禅布防，黄皓却迷信巫师的谎言，哄骗刘禅“魏兵不会来”，强行压下军情，导致蜀汉毫无防备，成都迅速被攻破，最终亡国。
蜀汉灭亡后，邓艾本想斩杀这个祸国殃民的奸宦，黄皓却重金贿赂邓艾的亲信，得以侥幸幸免。此后他便销声匿迹，大概率在随后的乱世战乱中被杀，结束了其谄媚误国的一生。他无任何治国之才，却凭一己谄媚之力祸乱朝纲，是典型的“宫廷蛀虫”，被后世永远钉在奸宦的耻辱柱上，遭人唾弃。
2. 谯周（三国·蜀汉，出生地：四川西充）
谯周是蜀汉末年的大儒，精通经学，却也是史上最知名的“投降派”，一生信奉“天命论”，专做趋炎附势、卖主求荣之事，毫无家国气节。早年刘备率军围成都，刘璋坚守之际，谯周却跳出来力劝刘璋投降，靠着卖主求荣的举动，换来刘备的任用，得以保全自身富贵。
诸葛亮北伐中原，志在兴复汉室，谯周却屡次以天象异常为由劝阻，散布“北伐必败”的言论，动摇军心，干扰北伐大业；姜维九伐中原，耗尽心力试图挽回蜀汉颓势，谯周却撰写《仇国论》，公然鼓吹投降论调，瓦解蜀汉军民的抗敌意志，为投降铺路。
邓艾兵临成都时，蜀汉尚有姜维大军在外牵制，成都城内兵力充足，本有一战之力，谯周却再次跳出来，极力劝谏刘禅投降，还列举“投降益处”，字字句句都是苟且偷生，毫无身为蜀人的家国情怀。刘禅投降后，谯周因“劝降有功”被西晋封为阳城亭侯，得以善终，享年70岁。他身为蜀人，却亲手葬送蜀汉江山，看似“顺应天命”，实则是贪生怕死、寡廉鲜耻，被后世唾骂为“蜀奸”，遗臭万年。
3. 陈敬瑄（唐朝，出生地：四川成都）
陈敬瑄是唐末乱世的割据军阀，本身无甚才干，全靠妹妹是宦官田令孜的养女，靠着裙带关系发迹，一步步爬到西川节度使的位置，掌控西川（今四川成都一带），成为一方土皇帝，独霸一方。唐僖宗在位时，田令孜权倾朝野，陈敬瑄借其权势，在西川独断专行，大肆鱼肉百姓，西川百姓深受其害，怨声载道。
他在西川境内横征暴敛，欺压百姓，还纵容手下士兵烧杀抢掠，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唐昭宗即位后，想要收回皇权，召回陈敬瑄，收回西川控制权，他却拒不奉诏，拥兵自重，公然反叛朝廷，导致西川陷入长期战乱，社会秩序彻底崩塌。
他统治西川期间，苛捐杂税繁重，百姓无法生存，纷纷逃离，西川的经济文化遭到严重破坏，昔日繁华之地变得满目疮痍。公元893年，王建率军攻打西川，陈敬瑄兵力空虚，节节败退，最终兵败被俘。王建深知其祸乱西川之罪，下令将其斩杀，结束了他祸乱西川的一生。他靠裙带关系上位，靠残暴统治立足，是唐末腐朽统治的缩影，也是四川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割据奸佞。
4. 王衍（五代·前蜀，出生地：四川成都）
王衍是前蜀末代皇帝，前蜀高祖王建第十一子，靠着母亲徐妃的宠爱和宰相张格的暗中相助，得以被立为太子，公元918年王建病逝后，王衍即位，时年17岁。他天生荒淫无道，毫无治国之才，即位后更是不理朝政，将朝中大权全部交给宦官宋光嗣、王承休等人，自己则沉迷于酒色、游乐之中，荒废朝政。
他大兴土木，修建宣华苑、怡神亭等奢华宫殿，耗费大量民力财力，导致国库空虚；喜好浮艳诗词，身边聚集的都是阿谀奉承之徒，朝堂上下乌烟瘴气，正直官员遭到排挤，贪污腐败盛行。他还多次巡游各地，所到之处，官员争相献媚，搜刮民脂民膏，致使民不聊生，百姓怨声载道，前蜀国势日渐衰败。
公元925年，后唐庄宗李存勖派大军伐蜀，王衍毫无防备，加上军队战斗力低下，唐军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兵临成都。王衍无力抵抗，只能白衣率百官出降，前蜀灭亡。次年，王衍被后唐庄宗下令诛杀于秦川驿，连同宗族大臣一同被杀，年仅26岁。他将父亲王建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短短几年就彻底败光，是典型的昏君佞主，遗臭史册，被后世唾骂不已。
5. 孟昶（五代·后蜀，出生地：四川成都）
孟昶是后蜀末代皇帝，孟知祥之子，公元934年孟知祥病逝后，孟昶即位，时年16岁。他在位初期尚且勤于政事，整顿吏治，与民生息，减免赋税，让后蜀出现短暂的安定繁荣，史称“蜀中久安，斗米三钱”，一度成为五代时期最富庶的地区之一。
但到了晚年，孟昶彻底沉沦，变得荒淫奢侈，重用庸臣奸佞，疏远忠良，国力日渐衰退。他沉迷于女色、宴饮，喜好骑马打球，还迷信方士的房中之术，整日不理朝政，朝堂被奸佞把持，贪污腐败盛行。他生活极度奢华，传闻其所用溺器都以七宝装饰，连宋太祖赵匡胤看到后都斥责他“所为如是，不亡何待”。
他虽制定了《蜀律》，却严刑峻法，又优柔寡断，刑狱不决，百姓深受其苦。公元965年，北宋大军伐蜀，孟昶无力抵抗，开城投降，后蜀灭亡。他被押往开封，受封秦国公，不久后病逝（一说被赵匡胤毒杀），享年47岁。他虽有初期的政绩，却因晚年的荒淫无能葬送江山，是“功过参半”却终究沦为反派的昏君，被后世铭记其荒淫之过。
6. 张献忠（明末，出生地：陕西定边，籍贯四川延安，长期割据四川）
张献忠是明末农民起 义军首领，也是四川历史上极具争议的反派人物，虽出生地在陕西定边，但长期割据四川，对四川百姓造成深重灾难，其暴行被载入史册。他早年因生活困苦起兵反明，崇祯七年首次入川劫掠，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四川百姓带来第一次深重灾难。
1644年，张献忠再次入川，横扫蜀地，攻破成都后称帝，建立大西政权，改元大顺。他性格残暴、反复无常，称帝后实行高压统治，规定“凡不遵令者立斩”，连读书人写错字都可能被杀，民间流传的“七杀碑”虽有争议，但他的统治确实充满血腥，动辄屠城，手段残忍。
他与南明军队、清军、地方武装混战不休，加上战乱引发的瘟疫、饥荒，导致四川人口锐减，“川中人口十不存一”，昔日富庶的天府之国变得满目疮痍。1646年，清军肃亲王豪格率军入川，张献忠被迫撤离成都，转移途中将部分金银沉入岷江（即如今的江口沉银）。同年十一月，他在西充凤凰山勘察地形时，被清军射手雅布兰一箭射中胸口，当场身亡，时年40岁。他虽有反抗明朝腐朽统治的一面，但残暴嗜杀、祸乱四川，终究是遗臭千年的反派。
7. 孙可望（明末清初，出生地：陕西延长，长期割据四川，籍贯四川）
孙可望是明末大西军主要将领，张献忠的养子，与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并称“四将军”，虽出生地在陕西延长，但籍贯四川，且长期在四川、云南一带割据，是西南地区重要的割据势力。他早年跟随张献忠起 义，颇有军事才能，作战勇猛，深得张献忠信任。
张献忠死后，孙可望率大西军余部进入四川、贵州一带，安定社会、组织农业生产，建立抗清基地，一度成为南明抗清的重要力量。但后期他逐渐野心膨胀，骄横跋扈，与李定国等人反目成仇，妄图独霸西南。他要挟南明永历帝封自己为秦王，诛杀南明大臣，独断专行，甚至以“清君侧”为名进攻云南，妄图夺取大权，破坏抗清大局。
1657年，他与李定国交战，因部下倒戈而兵败，走投无路之下投降清朝，出卖南明抗清情报，献上西南舆图，为清军进军云南、覆灭南明立下“功劳”，被清朝封为义王。他降清后虽得富贵，却因卖主求荣、背叛同胞，遭到世人唾弃。1660年，孙可望在北京病逝，结束了他反复无常、卖国求荣的一生，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叛将，被钉在耻辱柱上。
8. 罗汝才（明末，出生地：陕西延安，长期转战四川，籍贯四川）
罗汝才是明末农民起 义军首领，别号“曹操”，为人狡诈多谋、反复无常，毫无信仰，是明末乱世中典型的投机分子，虽出生地在陕西延安，但籍贯四川，且长期转战四川，给四川百姓带来深重灾难。他早年率众起 义，加入农民军三十六营，后单独作战，参与荥阳大会，名列十三家之一，势力逐渐壮大。
他极具投机性，多次诈降明朝，以“受抚”为名休息兵力、囤积粮草，随后再次起兵反叛，反复无常。他曾跟随张献忠转战四川、湖广、河南等地，在四川期间，烧杀抢掠，残害百姓，劫掠财物，所到之处鸡犬不宁，给四川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百姓对其恨之入骨。
崇祯十三年，他在四川巫山被秦良玉率领的白杆兵击败，损失惨重，实力大减。后因与张献忠不和，矛盾日益尖锐，转而投靠李自成，被李自成封为“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但他本性难移，暗中勾结明朝将领左良玉，妄图投机取巧、谋求私利，背叛李自成。1642年，李自成察觉其阴谋，将其袭杀，结束了他反复无常、祸乱四方的一生，是明末农民起 义中最卑劣的反派之一。
9. 刘整（南宋，出生地：四川泸州）
刘整是南宋末年的叛将，出身于四川泸州，早年投奔南宋，凭借过人的军事才能崭露头角，被南宋名将孟珙赏识，得以重用，累官至潼川府路安抚使兼知泸州，手握四川军政大权，掌控泸州这一川渝锁钥之地，是南宋西线防线的核心将领之一。
南宋朝廷对他恩重如山，委以重任，可他却因一己私怨和贪慕富贵，选择背叛国家。贾似道专权时推行“打算法”，核查将领军费开支，刘整因与俞兴有旧仇，被俞兴诬陷账目不清，多次申诉无门后，心生怨恨，竟于1261年携泸州十五郡、三十万军民降元，将南宋苦心经营的川中防线拱手让人。
降元后，他毫无愧疚之心，主动泄露南宋国防机密，为蒙古大军制定灭宋策略，提议先取襄阳、再攻临安，导致南宋西线防线彻底崩塌，无数将士战死、百姓流离失所。他还亲自率军攻打南宋，为元朝灭宋立下“功劳”，被元朝封为夔路行省中书省左丞。1275年，刘整病逝于元军军营，虽得以善终，却被后世永远钉在卖国求荣的耻辱柱上，成为四川历史上最知名的叛将之一。
10. 奢崇明（明末，出生地：四川永宁，今四川叙永）
奢崇明是明末四川永宁宣抚使，彝族，靠着世袭获得官职，掌控永宁（今四川叙永）一带，却野心勃勃，不满足于现有权力，妄图割据四川，称霸一方。他表面上臣服明朝，按时朝贡，暗地里却招兵买马，囤积粮草，打造自己的武装势力，对辖区百姓横征暴敛，鱼肉乡里，永宁一带百姓苦不堪言。
1621年，明朝出兵辽东，抵御后金入侵，下令奢崇明出兵支援，他趁机以“援辽”为名，率领叛军攻占重庆、成都等地，自封“大梁王”，建立割据政权，公开反叛明朝。他的叛军四处烧杀抢掠，残害官员百姓，屠戮城池，导致四川陷入长期战乱，社会秩序彻底崩塌，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他的叛乱持续数年，被称为“奢安之乱”，给四川的经济和民生造成毁灭性打击，无数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天府之国沦为人间炼狱。1629年，明朝大军调集兵力，全力平定叛乱，奢崇明兵败被杀，其叛乱被彻底镇压。他为了一己野心，不惜祸乱家乡、残害同胞，是四川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割据叛贼，被后世永远唾骂。
11. 李严（三国·蜀汉，出生地：四川成都）
李严是蜀汉重臣，出身于四川成都，颇有才干，擅长军事和政务，早年跟随刘璋，后投降刘备，深得刘备信任。刘备临终前，在白帝城托孤，李严与诸葛亮同为托孤大臣，辅佐刘禅，被任命为中都护，统管内外军事，留守永安，可见刘备对其器重之深。
可他私心极重，野心勃勃，一直想与诸葛亮分庭抗礼，争夺蜀汉大权，不甘心屈居诸葛亮之下。他身居高位，却不务正业，反而处处给诸葛亮制造麻烦，阻挠北伐大业。诸葛亮北伐期间，李严负责督办粮草，保障大军供给，却因粮草筹措不力，害怕被责罚，便编造谎言欺骗诸葛亮，谎称粮草短缺，逼迫诸葛亮撤军，导致北伐功亏一篑，错失战机。
诸葛亮回到成都后，收集证据，揭露李严的罪行，刘禅感念其托孤之功，没有将其处死，而是将其贬为庶人，流放梓潼。此后，李严一直期盼诸葛亮能重新起用他，可直到诸葛亮病逝，他也未能等到机会，深知自己再无出头之日，最终抑郁而终。他有才无德，因一己私欲破坏国家大业，是蜀汉后期的重要反派，被后世斥责为“奸佞之臣”。
12. 刘文秀（明末清初，出生地：四川泸州）
刘文秀是明末大西军将领，张献忠的养子，与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并称“四将军”，出生地为四川泸州，是四川本土出身的重要军事人物。他早年跟随张献忠起 义，作战勇猛，颇有军事才能，深得张献忠赏识，成为大西军的核心将领之一，参与了多次重要战役。
张献忠死后，刘文秀跟随孙可望进入云南、四川一带，参与抗清斗争，曾率军收复四川部分地区，击败清军，一度让西南抗清形势有所好转。可他后期逐渐被权力腐蚀，贪图富贵，依附于野心勃勃的孙可望，参与排挤李定国等忠良将领，协助孙可望独断专行，破坏南明抗清大局，导致抗清力量内部分裂。
孙可望投降清朝后，刘文秀虽继续坚持抗清，但心灰意冷，斗志全无，加上军中矛盾重重，兵力日渐衰弱，他无力回天，只能退守云南。1658年，刘文秀在云南病逝，年仅37岁。他本有抗清之志，也有军事才能，却因贪图权力、依附奸佞，背叛初心，最终沦为历史反派，被后世诟病，令人惋惜又不齿。
13. 唐文扆（五代·前蜀，出生地：四川成都）
唐文扆是前蜀宦官，出生地为四川成都，出身低微，靠着阿谀奉承、挑拨离间的手段，深得前蜀高祖王建的宠信，逐渐窃取宫廷大权，成为前蜀后期的奸佞之臣。他阴险狡诈，擅长揣摩王建的心思，处处迎合，同时暗中勾结外戚和奸臣，形成自己的势力集团。
他与宰相张格勾结，狼狈为奸，专权乱政，大肆排挤忠良之臣，陷害太子王宗懿。在王建面前屡进谗言，诬陷太子谋反，挑拨王建与太子的关系，最终导致王建废黜太子王宗懿，改立幼子王衍为太子，为前蜀的灭亡埋下了致命隐患。
王衍即位后，唐文扆更是肆无忌惮，掌控宫廷大权，怂恿王衍荒淫无道、大兴土木，沉迷酒色，荒废朝政，加速了前蜀的灭亡。他贪婪残暴，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聚敛财富，百姓对其恨之入骨。前蜀灭亡前夕，唐文扆试图发动宫廷政变，夺取大权，却被王衍察觉，最终被斩杀。他靠谄媚上位，靠奸佞乱政，是前蜀灭亡的重要推手，遗臭万年。
14. 张格（五代·前蜀，出生地：四川成都）
张格是前蜀宰相，出生地为四川成都，出身官宦世家，父亲张浚是前蜀重臣，他却毫无家国情怀，是典型的投机分子、谄媚之臣，擅长阿谀奉承，趋炎附势，靠着巴结宦官唐文扆，得以身居高位，成为前蜀后期的核心权臣，掌控朝政大权。
他深知唐文扆深得王建宠信，便与其勾结，狼狈为奸，一起陷害太子王宗懿，在王建面前编造太子谋反的谎言，推动王建立幼子王衍为太子，为前蜀的灭亡埋下隐患。他擅长哄骗王建，迎合王建的喜好，隐瞒朝廷的弊端，导致王建晚年昏聩，朝政日益腐朽。
王衍即位后，张格继续把持朝政，不仅不劝谏王衍，反而一味迎合，怂恿王衍沉迷酒色、游乐，不理朝政，自己则趁机贪污腐败、搜刮民财，积累巨额财富。他还排斥异己，打压忠良，凡是不依附自己的官员，都被他诬陷排挤，致使前蜀朝政日益腐朽，国力日渐衰退。前蜀灭亡后，张格跟随王衍投降后唐，不久后被后唐军队斩杀，结束了他奸佞误国的一生，成为五代时期臭名昭著的奸相。
15. 王昭远（五代·后蜀，出生地：四川成都）
王昭远是后蜀宰相，出生地为四川成都，出身贫寒，早年为寺院小沙弥，后被孟昶的父亲孟知祥看中，留在身边，靠着谄媚逢迎，深得孟昶的宠信，一步步身居高位，最终成为后蜀宰相，掌控后蜀朝政大权。他毫无真才实学，却自命不凡，狂妄自大，常常自比诸葛亮，总想着建功立业，却只会纸上谈兵。
孟昶晚年荒淫无道，沉迷酒色，不理朝政，王昭远不仅不劝谏，反而一味迎合，怂恿孟昶奢侈享乐，修建奢华宫殿，搜刮民脂民膏，同时排挤忠良，重用奸佞，致使后蜀国力日渐衰退，军备废弛，防御空虚。他还大肆提拔亲信，结党营私，朝堂上下乌烟瘴气，百姓怨声载道。
北宋大军伐蜀时，孟昶误信王昭远的狂妄之言，任命他为全军统帅，抵御宋军。可他毫无军事才能，临阵脱逃，导致后蜀军队节节败退，很快被宋军击溃，川中防线彻底崩溃。成都被攻破后，王昭远被俘，押往开封，不久后病逝。他靠谄媚上位，靠狂妄误国，将后蜀江山推向覆灭，是后蜀灭亡的直接责任人之一，被后世唾骂为“庸臣奸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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