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郑重声明：本人所有行文提及的中华文明，特指“中华古代文明”，即从轩辕黄帝统治的上古时期开始计时，至封建社会最后一任王朝——清朝宣统帝下诏退位为止的这段时间，时间跨度4600余年。
之所以将中华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一刀两断，是因为在没有视野的扩充和科学技术力量的加持下，中华古代文明逐渐步入到了一种特定的“内循环”之中，使得其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了“反人性”的特征，比如个人隐私权的保护，在中华文明存在的漫长时间里，可谓是极尽打压的对象。
1. 中华文明拒绝隐私，倡导杜绝私藏隐私
（1） 肝胆相照、赤诚相见：一眼洞穿人心
张国荣版本的《倩女幽魂》中有这么一个场景，颇能说明这个问题。当其为了掩盖女道友背部裸露的秘密，在面对一干热血男道友时，果断敞开衣裳露出胸膛，顺势喊出“肝胆相照、赤诚相见”的口号，十几个道友们立马情绪上脑，跟着山呼“肝胆相照、赤诚相见”的口号，然后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自古以来，肝胆相照、赤诚相见之所以作为志同道合之人的标语，主要原因是因为大家为了精诚团结、一致对外，必须有话同讲、有事同分享，不能有任何个人想法藏匿于胸、隐藏不报。
不仅如此，集体带头人还学会了揣摩底下将士思想动态的本领，一旦苗头初露，带头人必定要揪他出列，当众惩戒以儆效尤。倘若带头人不闻不问，这就说明带头人的失望，私藏隐私之人不日将被踢出队伍，下场相当凄惨。
如《雍正王朝》中的年羹尧，在奉命将江夏镇七百余口灭口之后，还私藏了搜刮来了的巨额钱财。在向四爷和邬思道两位老狐狸汇报时，两位老狐狸一眼洞见其隐匿钱财之事。但是当时二人都心照不宣没有当面揭穿，这就为年羹尧后续凄惨下场埋下了重重伏笔。
（2） 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不让锁门
中华文明除了在官场上倡导对待上司要赤诚相见、不留隐私，在民间，以儒家为代表的理想派们也笃定隐私是阻拦中华文明步入美好大同世界的拦路虎。儒家创始人孔子一直认为上古七十余圣人之所以治国有方，是因为彼时人性单纯、没什么花花肠子，因此力主全盘回到上古时期。
当其带着这份执念周游列国时，被务实的君主一一推掉后，落寞的孔子竟没有一丝反思，依然坚持认为他的理论没有错，错的是天下之人不配合。因此，在临死前，孔子叫来弟子，说下了此生最后一句话，也算是遗志交接手续：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由于秦末农民大起义导致法家思想治国破产之后，儒家思想便被大获重视，孔子的“天下为公”思想也得到了后世儒生的发扬光大。汉朝戴胜在《礼记》中编制了对应的梦幻：
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对钱财都很讨厌，对安贫乐道倍感荣耀；对做自己的事情都感到羞耻，对帮助他人都满腔热情、乐不思蜀……
当儒学一统天下并成为中华文明的代言人之后，对个人隐私的暴露和对集体的热情，成为了中华文明的主旋律，虽然后续2000年的历史发展证明了这就是一句唬人的鬼话，但却成为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和至高理想，影响力之大以至于现在都在提倡。
2. 中华文明为何倡导“暴露隐私”？
（1） 群体动物形成合力的前提
孔子提倡的“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明显与现实差异巨大，暴露个人隐私明显与人性不符，为何中华文明依旧执着于这一份虚幻的奋斗目标呢？这不得不提中华文明特有的生存模式——群体动物。
《吕氏春秋》开篇就点明了群体动物生存模式对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性和唯一性：个体在社会环境中难以生存，汇聚成江海便可以“服蛟虫、制禽兽”，因此自古而来，中华文明便有组织和体制一说，每个人都想着进入体制，每个人对脱离组织成为孤儿感到无边恐慌。
既然群体动物是人类生存的基础，那么如何使得群体动物变成组织就是中华老祖宗最为关心的事儿，也是耗费了几千年都没有想明白的世界性难题。孔子临死前提出根除私心、让隐私无地遁形，虽然从未实现过，但在组织带头人眼中而言，真是太对了。
（2）侍奉君主的忠心，以绝“二心”后患
除了摒弃个人隐私，一心为集体谋壮大的公心，中华文明倡导“暴露因素”的另一个关键原因便是对君主的忠贞不二。
还是借用《吕氏春秋》所言，当集体成为人类生存的基石之后，那么在这个由个体汇聚成集体的过程中，君主和君主原则便应运而生。“兵熊熊换一个，将熊熊一窝”，好的领头羊对团队的作用发挥是至关重要的；好的君主对天下安定、四夷宾服的作用也是无可比拟的。
站在君主角度，他从未担心外患，但是十分忧虑内部人心不齐，正所谓“堡垒都是从内被攻破的”，所以历代君主工作重心从来不是对外御敌，而是对内治人。只要内部人都服帖了，没人敢违抗自己的命令，对待外族入侵还不是小菜一碟。
也正是因为君主秉承的这份“重内不重外”念头，历代王朝除了寄希望于内部之人对自己坦诚相见、绝对忠心，同时也派出了很多特务机构，对底下之人一言一行进行严密监视：跟谁一起吃饭？有没有密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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