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裤脚挽到膝盖，泥巴糊到小腿肚，手里捏着一株刚拔出来的稻子。
不是摆样子——是真数。
一穗、两穗、三穗……数到第七十三穗时，手指被稻芒扎出血珠，他拿袖口抹了抹，继续数。
旁边李光地急得直搓手：“皇上，这稻子是直隶新试的‘御稻’，您信臣，真能一季两熟！”
康熙头也不抬，只把稻秆翻过来，指着谷壳上一道浅浅白痕说：
“你瞧这道印，是去年秋霜冻的。冻过一回的秧，根扎得深——可深归深，怕旱。”
他弯腰，用指甲抠开田埂边一块干土，捻了捻，又凑近闻了闻：“土腥气淡了，得引永定河水润三天，再灌。”
这不是皇帝微服私访。
这是康熙四十二年夏，他在丰台庄亲自蹲了十七天。
不批折子，不听奏对，就守着三亩试验田，看水、看苗、看虫、看云。
他数的不是穗子，是命。
直隶连旱三年，顺天府饿殍载道，可户部账上写着“存粮八十万石”。
康熙查了——八十万石里，三十万是陈年霉米，二十万是掺沙糠米，剩下十万，锁在通州仓最底层，潮气浸得袋底发绿。
他没杀官。
只让人把那十万石霉米全搬出来，在午门外铺开，晒。
晒足七日，粒粒掰开，当着百官面验：
“这颗，虫蛀三孔；这颗，霉斑连片；这颗——”他拈起一粒黑乎乎的，“是去年腊月从山西运来的，路上冻裂了，进仓前就坏了。”
晒完，他下令：
霉米不倒，不烧，不埋。
全碾成粉，混进新麦，蒸成窝头，分给五城贫民。
他自己也吃。
第一口咬下去，满嘴苦涩，喉头泛酸。
他咽下去，擦擦嘴，说：“记着这味儿。往后谁报‘仓廪实’，先让他尝一口。”
雍正接过去时，手里攥着的不是玉玺，是一本磨毛边的册子——《赋役全书》。
不是抄本，是他亲手抄的，整整六十八册，每页朱批密如蚁群。
他抄得最狠的是“耗羡归公”那章。
别人抄字，他抄数字：某县火耗加几厘？某州养廉银发几两？某府亏空多少？
抄到半夜，烛泪滴在纸上，他拿指甲刮掉，继续写。
写完，把册子往炕桌上一拍：“传田文镜！”
田文镜跪着进来，额头贴地。
雍正没看他，只推过册子，指着一行红字：“汝州亏空三十七万两。朕给你三个月——填不上，你填进去。”
田文镜抖得像筛糠。
雍正却忽然问：“你娘今年多大？”
“回……回陛下，七十一。”
“她吃药，用什么参？”
“高丽参，每月二钱。”
雍正点点头：“高丽参贵。下月起，你俸禄里扣二钱银子，专供你娘买参。其余，一分不许动。”
他罚人，罚得狠，可罚得准。
不是为立威，是为“算清”。
他设“会考府”，专查账——查到户部侍郎，发现那人十年没领过俸禄，全捐给了京师粥厂；
查到河道总督，发现他每年自掏腰包修堤三百丈，账本夹在《河防述要》书页里；
最绝的是查到一个七品知县，账上亏空八千两，可衙门后院种着三百棵桑树，县学墙根下埋着十六口铁锅——全是教百姓煮茧缫丝用的。
雍正提笔，在折子上批：“亏空属实，桑树与铁锅亦属实。着即补亏，另赏蚕种二百斤，铁匠一名。”
乾隆登基那年，南书房案头没摆圣旨，摆着一架黄铜算盘。
不是摆设——是真打。
他左手拨珠，右手写，嘴里还念叨：“松江棉布一匹，市价二钱三分；苏州织造局抽税一厘八毫；运至广州出口，船运费七厘……”
他打的不是买卖，是天下血脉。
江南一匹布，牵着直隶的棉花、山东的染料、江西的靛青、福建的海船、广东的番银。
他算清楚了，才敢下旨：
“苏松常镇四府，免赋三年。”
不是施恩，是算准了——免掉的税，会被织机声、码头号子、茶馆谈资、当铺典当、酒楼赊账全补回来。
他六下江南，不游山，不玩水，专跑作坊、码头、当铺、米行。
在苏州踹布坊，他摸布匹经纬，问工人：“一天踹几匹？踹完手抖不抖？”
在扬州盐商宅院，他掀开库房门，不看银子，专看账簿——翻到咸丰元年一页，突然指着一行小字问：“这‘盐引余票’，为何比正票多出三万张？”
盐商汗如雨下，支吾半天。
乾隆合上账本，只说一句：“明早，把历年‘余票’明细，送到两淮盐政衙门。”
他晚年在圆明园建“同乐园”，园里没戏台，没亭阁，只有一座三层木楼——
一楼堆着各省粮册、漕运图、盐引档、海关税单；
二楼是几十个老吏，日夜核对，错一笔，重抄十遍；
三楼空着，只挂一块匾：
“算无遗策”
匾是乾隆亲题，可落款没写年号，只盖了一方小印：
“十全老人”
可就在他八十五岁寿辰那晚，军机处快马送来密报：
贵州苗疆，有村寨整年未纳一文税，却悄悄向邻县买了三百斤铁，锻了两千把锄头。
乾隆看完，没发火，让太监取来朱笔，在密报背面写：
“锄头好。多锻些。”
墨迹未干，他放下笔，望向窗外——
紫禁城角楼檐角悬着一弯瘦月，清冷，安静，照着乾清宫梁上那根没刷完金漆的旧椽子。
那根椽子，还是康熙三十九年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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