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
胡华,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省报告文学学会副秘书长,天门市文学研究会会长,《天门籍在外人才名录》主编,《天商》杂志总编辑。
黯淡于时光中的天门历史人物(二)
唐炯:出生于岳家口的晚清封疆大吏一、岳口初啼
道光九年己丑岁三月二十一日(公元1829 年 4 月 27 日)子时,天门县岳家口木屐街的县丞衙内,一声婴儿啼哭划破长夜——唐炯于此降生。所以他字鄂生,晚号成山老人,是晚清西南政坛与实业界举足轻重的人物,而这片江汉平原的沃土,成为他生命最初的起点。
唐炯的先世原籍江西金溪,明末入川,清初迁居贵州遵义,为“成山唐氏”。至其祖父唐源准、父亲唐树义时,家族已历数代仕宦。父亲唐树义,字子方,嘉庆二十一年(1816)举人,道光六年(1826)以大挑(从落榜举人中选拔官员)一等分发湖北,此时正任天门县丞署理天门县事,后历任咸丰、监利、江夏知县。唐树义为官清廉干练,在湖北治水赈灾、清理积案,深得民心,道光年间官至湖北布政使、署理巡抚,是晚清湖北政坛的重要官员。
岳家口地处汉水中游,是江汉水陆要津,唐皮日休有诗“行樯约物价,岸柳牵人裙”遂称为“约价口”,后因南宋岳飞屯兵得名,明清时期商贸繁盛、文风鼎盛,有“小汉口” 之誉。唐炯生于斯、长于斯,幼年便浸润在江汉水乡的灵秀之气与父亲的宦海熏陶中。据《成山老人自撰年谱》记载,他五岁发蒙,七岁受书,自幼聪慧好学,尤喜读《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对历代治乱兴衰、名臣事迹烂熟于心,早早立下经世济民之志。
然而,童年的安稳并未长久。道光十三年(1833),唐炯五岁时,母亲王夫人病逝于江夏官署,他与三位兄长随父亲辗转湖北各地任所。唐树义公务繁忙,却从未疏于教子,常以 “忠孝传家、清廉立身” 训诫诸子,唐炯耳濡目染,养成了坚毅沉稳、胸怀大志的品性。道光二十九年(1849),二十岁的唐炯参加乡试,一举考中举人,少年得志,开启了他波澜壮阔的仕途生涯。
咸丰初年,太平天国运动席卷江南,湖北成为战事要冲。咸丰三年(1853)十二月,唐炯自贵阳赴湖北金口,探望时任署理湖北按察使的父亲唐树义。此时太平军已攻破黄州,兵锋直指金口,唐树义奉命率水师驻守,战局岌岌可危。父子相见不过数日,咸丰四年(1854)正月二十二日,太平军猛攻金口,唐树义战船被击沉,宁死不降,投江殉国。
噩耗传来,唐炯悲痛欲绝。他强忍泪水,寻获父亲遗体,整理遗疏,孤身前往岳州拜见曾国藩,恳请其代为呈交朝廷。曾国藩见其少年刚毅、忠孝两全,颇为赞赏,不仅代递遗疏,还对其多加勉励。唐树义殉国后,朝廷追赠谥号“威恪”,予骑都尉世职,成山唐氏的忠烈之名,自此传遍朝野。
父丧之后,唐炯扶柩归黔,定居贵阳。此时贵州境内苗民起义、号军起义此起彼伏,省城贵阳岌岌可危。为守护乡梓、报父仇,唐炯散尽家财,在贵州水田坝(今贵阳乌当区水田镇)创办“忠孝团”,训练乡勇,抵御义军。他与丁宝桢、赵畏三等贵州官员相互援应,坚守省城,多次击退义军进攻,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与组织能力。
在办团练的数年间,唐炯深入了解西南民情,积累了丰富的军政经验,也结识了众多晚清名臣。他深知科举并非唯一仕途,加之家族世代仕宦,遂决定纳资报捐知县,以军功与才干谋求仕途发展。咸丰六年(1856),唐炯获授四川南溪县知县,从此离开贵州,踏上了纵横西南三十余年的宦海征程。
三、蜀地风云
初入四川,唐炯便面临严峻考验。彼时四川境内李永和、蓝大顺起义声势浩大,席卷川南,南溪县地处要冲,屡遭义军侵扰。唐炯到任后,整饬吏治、安抚百姓、训练兵勇,坚守县城,多次击退义军进攻,因功署理绵州知州。咸丰十一年(1861),李永和率大军围攻绵州,唐炯率军民死守三月,城池岿然不动,最终等来援军,解绵州之围。
同治元年(1862),太平军石达开部入川,意图渡江西进,唐炯奉命统安定营,驻守长宁,堵截太平军。他凭借险要地势,严密布防,多次挫败石达开部渡江西进的计划,为清军最终剿灭石达开部立下战功。同治七年(1868),唐炯奉四川总督崇实之命,率川军入黔,镇压号军起义。他率军连克湄潭偏刀水、平越上大坪等义军据点,捕杀号军领袖刘义顺,平定黔西北战乱,因功赏按察使衔、二品顶戴,赐号 “法克精阿巴图鲁”,升任四川盐茶道。
在四川任职期间,唐炯最卓著的政绩,当属与总督丁宝桢联手推行盐政改革。四川盐业自清代中期以来,积弊丛生,官吏绅商勾结垄断,盐价高昂、私枭泛滥,国计民生均受其害。光绪三年(1877),丁宝桢任四川总督,深知盐政之弊,委任唐炯全权办理盐务改革。
唐炯临危受命,深入调研川盐产销现状,提出“革除窝商垄断、官运商销” 的改革方案。他与好友华联辉(贵阳同济堂创始人)精心筹划,制定 “官运商销法”:由官府统一采购食盐,运至各口岸,再由商人分销,废除世袭窝商特权,降低盐税,打击私盐。改革推行后,川盐畅销贵州、湖南等地,国库每年增收银数百万两,盐价大幅下降,百姓受益,私枭隐患也随之消解。
为巩固改革成果,唐炯主修《四川盐法志》,详细记载川盐历史、产销制度、改革举措,成为后世研究清代盐政的重要文献。此次盐政改革,是晚清地方经济改革的成功典范,唐炯也因此声名鹊起,获张之洞、张佩纶等朝廷重臣举荐,成为晚清政坛备受瞩目的能吏。
光绪八年(1882),法国侵占越南南部,窥视中国云南、广西边境,西南边疆危机四伏。朝廷急需干练官员整顿云南吏治、巩固边防,经张之洞、张佩纶力荐,唐炯擢升云南布政使,次年(1883)晋云南巡抚,成为封疆大吏。
彼时云南历经战乱,吏治腐败、财政匮乏、厂务废弛、民不聊生。唐炯到任后,雷厉风行推行改革:裁革夫马陋规,归并厘卡,减轻百姓负担;清丈田粮,整顿赋税,增加财政收入;改革厂务,奏请开矿,振兴云南矿业。他为官清廉,严惩贪腐,短短一年间,云南吏治焕然一新,边防也得到初步巩固。
与此同时,中法矛盾日益激化,战争一触即发。光绪九年(1883)十一月,唐炯奉命赴越南北圻,节制关外滇军,抵御法军进攻。他深知法军装备精良、战斗力强,而滇军久疏战阵、粮饷匮乏,加之越南朝廷软弱无能,北宁、太原等地防守薄弱,遂主张 “慎重边防、稳扎稳打”,反对清廷主战派盲目冒进的策略。
然而,清廷急于求成,严令唐炯主动出击。光绪十年(1884)三月,法军大举进攻北宁、太原,滇军因指挥失当、军心涣散,接连失守。战事失利后,清廷为推卸责任,以 “擅自回省、临敌退缩” 的罪名,将唐炯革职逮问,押解回京。刑部审讯后,判处 “斩监候”(死缓),一代能吏,瞬间沦为阶下囚。
唐炯蒙冤入狱,朝野震动。左宗棠、李鸿章、岑毓英等重臣深知其冤屈,纷纷上疏力保,称其“久历西南、熟悉边情、战功卓著、改革有功”。光绪十二年(1886)冬,朝廷迫于舆论与重臣求情,将唐炯赦免出狱。此次牢狱之灾,成为唐炯人生的重大转折点,他虽保住性命,却身心俱疲,仕途也跌入谷底。
出狱后,唐炯并未沉沦。朝廷念其熟悉云南矿务,且云南铜矿长期废弛、京铜供应短缺,遂于光绪十三年(1887)任命他以巡抚衔督办云南矿务,主持东川、昭通、威宁等地铜铅矿开采。这一任职,长达十八年,唐炯将晚年全部精力,投入到近代西南矿业的开发中,成为晚清实业救国的先驱者。
清代云南铜矿是朝廷铸钱的主要原料来源,素有“滇铜甲天下”之称,但道光以后,因管理混乱、资金短缺、技术落后,铜矿日渐衰落,岁解京铜不足十万斤,严重影响清廷财政。唐炯到任后,深知矿业振兴之难,却毅然迎难而上,推行一系列改革举措:
其一,招商集股,创办公司。他打破官府垄断的旧制,鼓励商人投资矿业,成立矿务公司,实行“官督商办”,吸引民间资本,解决资金短缺问题。
其二,引进技术,聘用洋师。他不顾保守派反对,聘请日本矿师,引进西方先进采矿、冶炼技术与设备,改进传统土法开采,提高矿产产量与质量。
其三,减免赋税,体恤商民。他多次上疏朝廷,请求提高铜价、豁免矿厂积欠、减免铅税、减轻矿工负担,调动商人与矿工的积极性。
其四,整顿秩序,保障安全。他派兵清剿矿区盗匪,维护生产秩序,修建道路、改善交通,便利矿产运输。
在唐炯的苦心经营下,云南铜矿逐渐复苏,岁解京铜稳定在百万斤左右,基本满足朝廷铸钱需求。他还推动铅、锌、银等矿产开发,促进云南工矿业近代化,为后世云南矿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尽管时论因其成效未达预期、耗费巨资而颇多非议,但在晚清内忧外患、时局艰难的背景下,唐炯能坚守十八年,推动西南实业艰难起步,其功绩不容磨灭。
六、归园终老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届七十六岁的唐炯,因多年操劳、体弱多病,上疏朝廷请求辞官归乡。朝廷念其功勋卓著,准其辞官,赏食全俸。唐炯离开云南,回到贵阳,定居成山草堂,自此远离宦海,安享晚年。
成山位于贵阳近郊,是唐氏家族的祖茔所在地,唐炯祖父唐源准、父亲唐树义均葬于此。唐炯晚年自号“成山老人”,在此修筑园林、整理著述、课读子孙,追忆一生宦海浮沉。他一生著述颇丰,留有《成山老人自撰年谱》六卷、《成山庐稿》十二卷、《援黔录》十二卷、《四川盐法志》等多部著作。其中《成山老人自撰年谱》详细记载了他的生平经历、西南军政要事、盐政与矿务改革,是研究晚清西南历史的珍贵史料。
光绪三十四年(1908),朝廷为表彰唐炯的功勋,加授太子少保衔。宣统元年(1909)正月二十日,唐炯病逝于贵阳成山草堂,享年八十岁。朝廷闻讯,赐祭葬,追赠太子少保,谥号 “文肃”(一说无谥,以 “少保公” 称之),归葬成山阳山公墓之右,与祖父、父亲长眠于斯。
唐炯一生足迹遍布贵州、四川、云南、湖北等地,官至巡抚、矿务大臣,功勋卓著,但始终未曾忘记自己的出生地——湖北天门岳家口。他字鄂生,“鄂” 即湖北,正是为纪念生于江汉大地。幼年在天门的生活经历,江汉平原的灵秀与坚韧,深深烙印在他的性格之中,塑造了他务实干练、坚毅不屈的品性。
唐树义在天门任职期间,勤政爱民、修堤赈灾、教化百姓,深得天门民众爱戴。唐炯虽久居西南,却始终心系天门,对父亲在天门的政绩引以为傲。在《成山老人自撰年谱》中,他开篇便明确记载“道光九年己丑三月二十一日子时,余生于天门县之岳家口”,字字饱含对出生地的眷恋。
作为从天门岳家口走出的晚清名臣,唐炯是天门历史文化的重要名片。他的生平事迹,不仅是晚清西南政局、经济改革的缩影,更承载着天门的人文底蕴与历史荣光。从江汉水乡的宦门初啼,到西南政坛的风云叱咤;从盐政改革的功勋卓著,到中法战争的蒙冤入狱;从矿务拓荒的矢志不渝,到归园终老的淡泊宁静,唐炯的一生,波澜壮阔、功过交织,是晚清乱世中一位能吏、忠臣、实业家的真实写照。
纵观唐炯一生,他以忠孝立身,以实干兴邦,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见证晚清王朝的兴衰变局。他在四川平定战乱、革新盐政,在云南整顿吏治、振兴矿业,为晚清西南的稳定与发展立下汗马功劳。虽因中法战争蒙冤受辱,却始终坚守初心,晚年致力于实业救国,其精神与功绩,永载史册。而天门岳家口,这片孕育他的土地,也因这位晚清名臣的诞生,增添了浓墨重彩的历史篇章,成为天门人永恒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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