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究还是推开了那扇铁门。
门轴涩了，发出沉闷的一声呻吟，像是从梦里醒来。院子里静得怕人，风穿过倒塌的院墙，带来远处田埂上的土腥气。脚下的砖缝里长满了草，有的已经枯黄，有的还绿着，乱糟糟地铺了一地。我站在门口，竟有些不敢往里走了。
其实这院子不大。四间教室坐北朝南，西边是老师的办公室，再往西，男厕女厕各占一角。后来东边又添了一间小小的宿舍，给本村的老师休息，又或者给外村的老师住宿用。这些我闭着眼睛都说得出来，可眼下，屋顶塌了好几处，檩棒露在外面，像老人咧开的嘴，缺了牙。窗子上的玻璃早没了，木头框子歪歪斜斜地挂着，风一吹，吱呀吱呀地响。
我径直朝东边那间教室走过去。那是我从“育红班”到二年级待了三年的地方。
教室的门虚掩着，我伸手推了一下，门没动。再推，门框上的灰簌簌地落下来。我侧身挤了进去。
黑板还在。水泥抹的，刷了一层黑漆，如今漆皮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灰白的底色。黑板上方，旁边那块磁铁板早已不在了，只剩下两颗钉子，孤零零地钉在那里。我凑近了看黑板，上面还隐约看得见粉笔写的字，歪歪扭扭的，大概是哪个老师最后留下的板书。什么内容，已经辨不清了。
可是墙壁上，那些我们用铅笔写的字，画的图，倒还在。
“×××是个大坏蛋。”“×××和×××永远是好朋友。”歪歪斜斜的，笔画稚拙得像刚学走路的娃娃。还有画的小人，脑袋画得特别大，身子只是一根线，手脚像树枝一样伸出来。我找到我当年画的那匹马的轮廓，只剩下一半了，另一半随着墙皮脱落了，不知去了哪里。
我站在那里，看着这些歪歪斜斜的字迹，忽然觉得喉咙发紧。
那时候多好啊。
晨读的时候，教室里书声琅琅的，我们扯着嗓子喊，生怕别人听不见。下了课，院子里就炸开了锅。“打宝”的、“攻城”的、“拔将”的、“拾子”的，各有各的阵营。我最喜欢玩攻城，两拨人各自画一座城，中间画一条线，手拉着手冲过去，喊“攻城攻城，砸烂你的城”，谁的城先被人冲散了，谁就输了。我们跑得满头大汗，棉袄都湿透了，上课铃响了还舍不得回去。
铃铛就挂在办公室门口那棵杨树上。铁盅做的，用铁丝绑着，旁边挂一个长钩子，钩子的尖头弯成方形。执勤的老师准时敲响，当当当的，声音清脆得很，整个村子都听得见。
那棵杨树如今已经死了。枯干伛偻着，树皮都脱落了，光秃秃的，像一根插在地上的棍子。铁丝还在，铃铛还在，可是已经锈成了一个疙瘩，再也敲不响了。
花坛里的冬青和黄杨早就枯死了，倒是那一丛竹子，不知怎么就活了下来，而且长得比当年还茂盛，绿莹莹的，在这满院的荒败里，显得有些不真实。
我在院子里站了很久。
恍惚间，我好像又听见了铃声。当当当的，穿过三十多年的光阴，清晰地传进我的耳朵里。我看见了翟老师，教我们语文的，有点胖，扎着马尾辫，笑起来眼睛弯弯的。看见了张老师，教数学的，瘦矮个儿，爱穿一件黑色的中山装，口袋里别着支钢笔。看见了我的那些同学，文海、张刚、士利，他们笑着跑着，从我身边跑过去，跑进教室，跑进那些塌了顶的屋子，跑进了时间里，再也没有出来。
我缓步走出教室，沿着当年的路线，把整个院子走了一遍。操场、花坛、旗杆、厕所，每一个地方都走了一遍。其实这里什么都没变，教室还是那些教室，院子还是那个院子。可是什么都变了。这里成了一座荒园，成了时间的废墟。
走出去的时候，我没有回头。
后来我再也没有进去过。大学毕业那年冬天，我从外地回来，路过村口，远远地望了一眼。院墙又塌了一段，屋顶几乎全陷下去了，只有那丛竹子，还在风里绿着。
我想进去再看看，可是脚却停住了。
不是不敢，是怕。怕看见那些字迹被风雨彻底磨灭了，怕看见那棵杨树倒了，怕那个铃铛掉在地上，埋进土里。更怕的是，即便它们都还在，我也再也回不去了。
这个院子总有一天会彻底消失的。会变成一片庄稼地，或者盖上房子，住进别的人家。可是那些在这里读过书的人，只要还活着，就还能想起它。想起那些冬天的早晨，我们缩着脖子走进教室，大家手冻的缩在棉袄袖子里。想起那些夏天的午后，知了在杨树上叫得人昏昏欲睡，我们偷偷地在课桌底下传小人书。想起放学的时候，太阳还老高，我们一路追着跑着回家，书包在屁股上一颠一颠的。
直到我们这代人老去，直到我们的孩子、孩子的孩子也不再记得，这个院子才算是真正地沉寂了。
可是那时候，它好像还是原来的样子。没有人在这里留下任何痕迹。
又好像，一切都还在。铃声还在响，竹子还绿着，那些歪歪斜斜的字迹，还留在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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