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山的柔风里，时间走得慢，也走得重。我出生的那个小村，像是被岁月随手撒下的一粒石子，硌在贫瘠的黄土地里。地是吝啬的，从父辈们佝偻的脊梁上，只肯挤出刚够果腹的收成，余裕是件奢侈的事，像天边的云，看得见，摸不着。我七岁才上学，在老家，那叫“育红班”。比起县城里四岁便能入园的孩子，我们这儿的孩子，似乎连童年也来得迟些，短些，像一株被山风吹得晚熟的庄稼。
村小学就在我家不远处，也就二里地的功夫。那是一个被山抱着的院子，不大，四间大教室，一间老师的办公室，西侧是分开的茅厕。后来，又在边上挤出一间更小的屋子，给路远的老师中午休息，也得远村在本村任教的老师留宿。院子是素净的，只有教室旁三个花坛，里面规规矩矩地站着些冬青和黄杨。
偶尔，会冒出几丛泼辣的地瓜花，红得不管不顾。院子正中央，是一个圆圆的、直径两米的大花坛，里面不种花，只长着一丛竹子，瘦瘦的，却绿得倔强。竹子前头，立着一根木旗杆，国旗在上课时升起，假期里落下，被老师仔细地收好，仿佛收起的是一段光阴。
声音是这院子最精准的刻度。在老师办公室门口，有一棵高高的杨树。树上用铁丝绑着一只铁铃铛，旁边挂着一根长长的铁钩，头被弯成方形。上课，下课，全凭那执勤的老师，用铁钩不轻不重地一敲：“当······当······”那声音并不清脆，有些闷，有些钝，却能稳稳地穿透晨雾与暮霭，传到每个孩子的耳朵里，也像楔子，钉进时间的木板。我们就在这钟声的格子间里，跳进跳出。
七岁到十岁的年纪，格子外的光阴，才是真正的王国。下了课，我们便成了这王国里的小兽，在尘土飞扬的院子里“打宝”、“攻城”、“拾子”。用纸叠的“宝”拍得震天响，用粉笔在地上画的“城”攻守得失，几颗磨得光滑的石子在手背上颠来倒去。那时候的快乐，是实的，是烫的，是浑身泥土、满头大汗也浑然不觉的痴憨。
那铃声一响，便如魔法解除，我们又变回规规矩矩的学生，跑回那四间大屋子里去。屋子里的课程也简单，语文、算术，是顶要紧的；思想品德、美术、社会，薄薄的几册，像是人生盛宴前，几碟可有可无的小菜。
三年，在钟声的起落里，长得像一个世纪，又短得像一个盹儿。从育红班到二年级，我的整个世界，就是这个院子。要到三年级，才需跋涉五六里山路，去邻村的大学校。那时不懂，跨出那扇生了锈的铁栅栏门，便是与一种生活悄然的诀别。
从此，我回来的次数，一次比一次少。院子里的孩子，也一年比一年稀落。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把我们都从这山坳里，一点点抽走了。终于，我读到初二时，听说村小学不再招新生了。所有的孩子，都直接去了邻村。这院子，便一下子哑了。钟声不再响起，旗子不再升降，连我们“攻城”时画在地上的粉笔线，也被雨水和风，慢慢地舔了去。
“哑”了的院子，老得飞快。我高一那年，爸妈在饭桌上说起，学校卖给本村一户人家了。话语平淡，像说起某块地易了主。我听了，心里却“咯噔”一下，仿佛童年里最结实的一块地基，无声地塌陷了一角。大一寒假归家，路过那扇熟悉的大铁门，竟发现没锁。我犹豫着，像靠近一个沉睡的、年迈的亲人，轻轻推开了它。
荒芜是有气味的，一种混合了枯草、霉土、碎瓦和绝对寂静的气味，扑面而来。我走到我待过的那间教室，门虚掩着。当年的黑板还在，墨绿色的漆面龟裂出无数细纹，像一张干涸的河床。教室里空空荡荡，只有灰尘在从屋顶破洞漏下的光柱里，无声地飞舞。墙壁上，竟还留着一些歪歪扭扭的铅笔字迹，画着些不成形的太阳、小屋和小人。
我用手指轻轻拂过，灰尘簌簌落下，那些字迹便清晰了一瞬，随即又黯淡下去。就在那一瞬，我分明听见了，不是用耳朵，是用全身的骨头。那“当当”的钟声，夹着下课时骤然爆发的、潮水般的笑闹，还有同桌用铅笔在桌上划线的“沙沙”声。那些模糊又清晰的面孔，在昏黄的光影里浮动起来，老师用铁钩敲铃时微微侧着的身影，前排女孩辫子上的红头绳······
我慌忙退出来，沿着当年奔跑过无数次的路径，慢慢地走。花坛里的冬青和黄杨，早已疯长成一片杂乱的绿障；中央那丛竹子，却依然翠着，只是更密、更野了，在风里“沙沙”地响，像是这荒园唯一还在进行的、低低的私语。旗杆孤零零地立着，顶上空空如也。那棵曾悬挂钟声的杨树，已经死了，枯槁的枝桠伸向铁灰色的冬空，保持着最后呼喊的姿态。唯有那个敲钟用的铁钩，居然还挂在那里，锈成了一个沉默的问号。
我最终没有走完一圈。走到杨树下，便停住了。我想起史铁生在地坛里徘徊的那些年岁，他说：“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 那么，这个小小的、卑微的山村校园，它等了我吗？它等来的，却只是一个在多年后，怯生生地推开它门扉的、已然陌生的过客。它沉默地展示它的坍塌与荒芜，仿佛在说：你看，这就是结局。
不，或许也不是结局。那天临走，我回望了一眼那丛在荒败中固执地翠绿着的竹子。忽然想，这院子，或许从来就不曾真正属于过我们。我们只是它钟声里一群匆匆的过客，借它的屋檐躲了躲雨，借它的土地发了阵疯。我们来了，又走了，留下些模糊的字迹，然后被时间的大手，轻易地抹去。
它呢，它只是重归了山的沉默与泥土的混沌。我们的痕迹消失了，可那曾承载过痕迹的“所在”本身，那土地，那曾经规整如今又重归凌乱的格局，那春夏秋冬依次更迭的光影，或许才是更恒久的东西。我们的悲欢，于它，不过是一阵偶尔喧哗、终归寂寥的风。
从此，我再没有进去过。毕业后偶经故乡，远远望去，只见院墙塌了一片，屋顶的凹陷更大了，像一只再也无法合上的、疲惫的眼睛。那丛竹子，想必还绿着吧。我只是远远地看着，脚步像是被那锈住了的铁钩勾住，再也迈不开那一步。
我知道，迟早有一天，推土机会开来，将这些残破的砖瓦、枯死的杨树、连同那丛最后的竹子，一并推平。这里会盖上新的房屋，或者，重新被开垦为一片庄稼地。到那时，就真的什么也看不出了。曾经在这里敲响的钟声，识得的第一个字，玩过的第一场游戏，所有鲜活的、嘈杂的、光灿灿的记忆，都将失去它们在土地上最后的坐标。
直到最后一个在这里读过书的人老去，直到最后一个在这里教过学的老师被遗忘，直到他们的子孙再也听不见关于这荒园的任何一片语只言，这里的一切，才算真正地、彻底地“过去”了。土地会覆盖一切，时间会消化一切。最终，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没有孩子，没有钟声，没有未来，也没有过去。只有山风，年复一年，吹过这片空地。
可我又隐隐觉得，那“当当”的钟声，或许并未消失。它只是沉了下去，沉进了泥土的深处，沉进了每一个曾在它召唤下奔跑过的孩子的骨血里。在某个毫无预兆的时刻，比如，在异乡街头听到一阵模糊的、金属撞击的声响，它便会从那记忆的荒园深处，颤巍巍地、却又固执地，再次敲响。提醒你，你曾有过一个那样开始的世界，它小得只有四间屋子和一棵杨树，却又大得能装下整个摇晃的、金色的童年。
而那，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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