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弘祖《海防总论》的文本特质及其影响|卫所|周弘祖|海疆|海防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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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人周弘祖作《海防总论》，其前半部分是对明代海防要地和沿海府州县、卫所、巡检司等的扼要列举。此部分内容主要源于《筹海图编·沿海山沙图》，但在由图到文的转录过程中产生了许多错误。或是因为对写作句式等理解的偏差，一些学者将其误认为是明代沿海政区、防区等界线的解说，实际上周弘祖或是以此种句式还原所摘录内容在《筹海图编·沿海山沙图》中的位置关系，进而构建一个相对清晰、宏大的沿岸海疆有序空间。尽管存在错讹，但《海防总论》标志着一种基于图文转换、系统化表述海疆知识范式的出现，影响远超其本身的准确性。

关键词：周弘祖《海防总论》《筹海图编·沿海山沙图》海疆知识

“明以前海防，初不为国家之要政。及明代倭寇频繁，事势始趋严重，故讲海防御倭之图籍，亦极盛一时。”在诸多著作中，以图文兼备的《筹海图编》最为著名，明清士人讨论海防多以此为圭臬，特别是其中的《沿海山沙图》，借由舆图的形式对明代沿岸海疆进行了详细完整的描绘，受其启发，以海疆为主题的图籍大量涌现。遗憾的是，此类图籍并没有与《沿海山沙图》配套的图说，如此不仅缺少了一个了解舆图深层含义和绘图者思想的窗口，同时也错失了以文字形式系统描述明代沿岸海疆全貌的契机。《筹海图编》问世后不久，周弘祖撰成《海防总论》，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此遗憾。

目前学界对周弘祖《海防总论》的讨论较少。李恭忠等在探讨“倭寇记忆”对明清两代海防和海权政策的影响时，曾提及其与郑若曾著作的继承关系，但未作深入分析。此外，仅有若干篇文献整理的相关著述提及周弘祖的《海防总论》。本文主要从史源梳理、文本内涵及知识影响三方面，对《海防总论》前半部分内容进行考察，以期厘清对周弘祖《海防总论》及其传抄文献的一些认识误区，进而丰富对明清海洋文献及海疆、海防史的研究。

一周弘祖及其《海防总论》

周弘祖，字元孝，号少鲁，湖北麻城人，生于明嘉靖八年（1529）。《明史》虽有其传，然记载简略，一些学者据其他史料勾勒出了周弘祖的生平：嘉靖三十八年（1559）中进士；嘉靖四十二年（1563）任吉安府推官，次年（1564）为广东道监察御史；隆庆元年（1567）任直隶巡按御史，后转任江西道监察御史；隆庆三年（1569）外放为福建提学副使；次年（1570）贬为安顺判官，后转任河北广平府推官；万历年间，历任南京光禄寺卿、南京尚宝司卿、南京鸿胪寺卿、太常寺少卿等职，万历十三年（1585）因“红衣谒陵”事遭弹劾免职，次年卒于家。

周弘祖虽无海防相关任职经历，但其一生辗转多地，对明代中后期的军政要务有持续的关注与思考。周弘祖的《古今书刻》（2卷）开区域书目之先河，展现出宏阔的学术视野与文献整理能力。收录于《国朝名公经济文钞》中的34篇论著（含《海防总论》），涉及宗藩、塞防、海防、河漕、天文、地理、礼制、盐政、马政等内容，更是周弘祖经世思想的集中体现。

值嘉靖、隆庆年间，倭患频仍，海防议题日益凸显，海防图籍的编纂亦随之形成高潮。其间虽有《筹海图编》一类集大成之作，图文并茂、体系详备，然多卷帙浩繁、内容分散，不便检阅与传习。在这一背景下，将海防图籍所承载的核心信息提炼、转化为易于传诵、抄录与引用的文字形式，遂成为海疆知识传播的内在需求。周弘祖所撰《海防总论》，正是在此背景下，以文字总述沿岸海疆状况的重要实践。此项工作可视为明代海疆知识从体系化走向普及化过程中的关键一环。

《海防总论》在结构上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前篇以特定句式，自南向北系统罗列了沿海各省的府州县、卫所、巡检司、烽堠及岛礁港湾等项，体例独特，前此未见类似汇总；后篇则辑录倭寇入侵路径及各省海防形势之成说，如广东海防分三路、浙东海防分三界等。本文以体例创新的前篇为主要研究对象，讨论内容从“沿海自广东乐会县接安南界起，历海条粤为文昌界”至“计一千三百余里，为鸭绿江朝鲜界”止。

《海防总论》通篇多是“（历）某某为某某界”的句式结构，在这一表述中，“为”字之前的部分主要为岛屿、沙洲、山峰、小海区、港湾、烽堠、墩台等海上与沿岸关键地物，本文为论述之便，将其统称为“重要地物”；“为”字之后则多指府州县、卫所、巡检司等沿海行政及海防建置，现统称为“行政（海防）机构”。此外，文中还系统记载了沿海各省的海岸线数据，具体为：广东5000里、福建2000里、浙江2700里、南直隶1800里、山东1200里、辽东1300里。总体而言，《海防总论》以特定的文本形式，整合叙述了明代沿海的行政区划与海防部署、主要地理节点分布以及海岸线等信息，是历史上首次以文字形式对中国沿岸海疆格局进行系统性描述，在明代海疆文献中具有重要地位。

二《海防总论》的资料来源

（一）地名资料来源

在《海防总论》成书之前，尚未出现系统记述中国沿岸海疆整体面貌的专门文献。李恭忠与李霞曾依据《海防总论》的后半部分内容，推断其全文皆承袭自《筹海图编》，但核查《筹海图编》全书，并未见与《海防总论》前篇直接对应的文字记载。尽管同时期缺乏完整的沿岸海疆文字描述，但《筹海图编》所载的72幅《沿海山沙图》，系统描绘了自广东防城营至辽东鸭绿江畔（含海南岛）的沿海山川、岛礁、府州县、卫所、巡检司等要素，“是我们迄今所能见到的最早、内容详备而又完整的海防军事地形图”。那么，周弘祖《海防总论》的地名信息是否来源于《沿海山沙图》，以下详细分析。

1.地名对比

经过比勘，《海防总论》记载的所有地名均能在《沿海山沙图》中找到相应内容。以《海防总论》中的广东“重要地物”为例，绘制以下对照表。

甚至《海防总论》对《沿海山沙图》中一些地名的特别标注都进行了承袭。如浙江省太平县沿海几处由宋代罗适、朱熹等人修建的水闸，在《沿海山沙图》中被标注为“金清闸朱文公造”“西屿闸朱文公造”“永丰闸朱文公造”，《海防总论》则处理为“金清闸、西屿闸、冰丰闸皆朱文公所造，为新河所界”，其中“朱文公所造”的表述，在通篇“某某为某某界”的句式中显得尤为突兀，显然是照录了《沿海山沙图》。不过，二者之间亦存在若干文字差异，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类。

其一，通名讹变。《沿海山沙图》中多处“某某烽堠”，在《海防总论》中被写作“某某峰”，如“罗浮烽嫉”作“罗浮峰”，“石歧烽嫉”作“石歧峰”等。此类讹变易使原文中具有军事功能的墩台被误认为自然山峰。

其二，地名简省。《海防总论》中如“碧水岛”“歇马墩”“蒙池台”等指代不清的地名，在《沿海山沙图》中原作“碧水屋山岛”“歇马神墩”“蒙池瞭望台”。碧水屋山岛为元明时期海道所经，“歇马神墩”是成山卫所属的19个墩堡之一。上述地名被肆意“简化”后，其所指就变得模糊不清，“蒙池瞭望台”被删除“瞭望”二字后亦是如此。

其三，字形与顺序错误。如《海防总论》将“禾田湾”误作“田禾湾”，而明代文献仅见“禾田港”之称，并无“田禾”的记载；又将“杯渡山”误为“渡杯山”，此山得名于南朝宋时期“有禅师以杯渡海”的传说，顺序颠倒则失其本意。此外，《海防总论》尚有将“会同”作“会通”，“海康所”作“康海所”，“锦囊所”作“锦农所”，“清泥烽嫉”作“青沉峰”等形近之误。更有甚者，将“南日水寨”误写为“南泉寨”。

周弘祖未曾涉足海防实务，其海疆知识多源自既有文献。清代四库馆臣评价包括《海防总论》在内的《国朝名公经济文钞》辑录的内容多是缺乏实践依据的“场屋对策”。《海防总论》对许多地名的误写、简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明周弘祖缺少相关知识储备，同时也留下对《沿海山沙图》进行誊抄转录的显著痕迹。

2.望图生义

《海防总论》中存在若干令人费解的表述，仅从字面上去理解的话，很难撰度作者的意思。若对照《沿海山沙图》，则不难发现此类论述实为周弘祖对图中所绘内容的误读。

全文首句“沿海自广东乐会县接安南界起”即为一例明显讹误。据嘉靖《钦州志》等文献记载，明代与安南接壤之处实为廉州府钦州，其“西南至佛淘巡检司，接安南永安州界”，海道“自龙门······西南抵大小鹿墩与交趾分界”。而乐会县位于海南岛东南，“东距海洋，西抵黎峒，南跨万州，北接会同”，另，琼州“外匝大海······南则占城，西则真腊、交趾，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塘”，可知与包括乐会县在内的海南岛东南部相接的是“长沙”“石塘”，与安南无涉。那么《海防总论》为何会有“沿海自广东乐会县接安南界起”这样的论述？此句话实则是周弘祖对《沿海山沙图》的误读。《广东沿海山沙图》的方向多为上南下北，第一幅为单独的海南岛图，自第二幅起才从处于明朝大陆海岸最西部的钦州开始描绘广东沿海的海疆情形，钦州沿海地区与安南沿海地区接界，因此在《广东沿海山沙图》第二幅卷首的位置（最右侧连接图框处），有一处显著的文字标注——“自此接安南界”，文字外还饰以方框。此处的“自此接安南界”显然指的是钦州边界。《沿海山沙图》各图依次相接，这使得《广东沿海山沙图》第一幅图末尾的“乐会县”与第二幅图卷首的“自此接安南界”在视觉上紧密相邻，从而造成了乐会县“自此接安南界”的错觉。正是地图标注的邻近，加上海洋地理知识的储备不足，导致周弘祖在论述中误将乐会县视为明朝海疆的开端。

此外，《海防总论》中诸如“南半洋山为昌黎县界”“北半洋山为山海卫界”“独猪山为石城千户所界”等表述，亦属对图中岛屿位置的误判。《沿海山沙图》一字排开，海在上而陆在下，由于版面限制，沿海不同方位的岛屿被压缩至同一平面，导致一些岛屿的位置出现错乱或偏差。“半洋山”（即半洋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嘉靖《山东通志》等明确记载其属蓬莱县辖；《沿海山沙图》中的“半洋山”被压缩至昌黎县和山海卫的外海，实则南、北半洋山与昌黎县、山海卫相隔大半个渤海湾，毫不相干。“独猪山”的情况与之类似，“独猪山”又称“独洲山”“独珠山”“大洲头”等，位于今海南省万宁市东南近海，是旧时南海航路的重要望山，在《沿海山沙图》中，独猪山被绘于高州府石城县外海，虽图面位置相近，实则两地位置较远且中间有海南岛相隔，并无任何关系。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或是周弘祖为其在《沿海山沙图》中的相近位置所误，才导致了相关错误文字的产生。

综上所述，《海防总论》中的所有地名均能在《沿海山沙图》中找到相应的内容，反之则不然，如此可初步判断两者之间的传承关系；从文字传抄的角度分析两者在内容上的细微差异，更加确定了它们之间的“渊源”；而《海防总论》中的一些“离谱”错误源于《沿海山沙图》中的“欺骗”性信息，则进一步说明了《海防总论》是对《沿海山沙图》内容的整合摘录，是脱胎于《沿海山沙图》的文字资料。

（二）海岸线数据来源

海岸线数据是《海防总论》记载的另一项关键信息。尽管该篇主体内容源自《沿海山沙图》，但图中并未标注海岸线数据。《筹海图编》“凡例”虽两次提及“边海自粤抵辽，延袤八千五百余里”，却未详列各省分段数据。而《海防总论》所载的各省海岸线数据累加约14000里，与“八千五百余里”之数相去甚远，那么其所载的数据究竟从何而来？

《筹海图编》卷2所附《日本岛夷入寇之图》是全书唯一采用“计里画方”之法绘制的沿岸海疆全图，并注明“界内每方二百里”，该图附记称，“沿海从南而北、自广至辽，纡萦八千五百余程，径直七千二百余里，自安南至朝鲜一万二千余里”，可知“凡例”所引数据应出于此。而该图的方格体系及每个方格所指代的实际距离也为测算海岸线数据提供了依据。

万历年间，邓钟据《筹海图编》纂辑《筹海重编》，其中也有对明朝沿岸海疆的论述：

钟谨按海图，自钦州龙门港抵南澳为广东界，延袤计五千里；自南澳抵烽火镇下门为福建界，延袤计二千里；自镇下门抵金山、许山为浙江界，延袤计二千七百里；自金山卫抵东海所为南直隶界，延袤计一千八百里；自东海抵盐山场为山东界，延袤计二千里；自盐场抵山海关为北直隶界，延袤计五百里；自山海抵鸭绿江为辽东界，延袤计一千三百里。盖北接朝鲜，南连交趾共一万五千余里焉。

从《筹海重编》的论述来看，其中的海岸线数据等信息是邓钟“谨按海图”而来。《筹海重编》所附图组中，唯有《日本岛夷入寇之图》（与《筹海图编》附图基本一致）沿用计里画方之法，因而其所据“海图”应为此图，进一步印证了《海防总论》的海岸线数据来源。

《日本岛夷入寇之图》与《海防总论》所载各省海岸线数据在数值结构与分布特征上高度吻合，如与实际情况相比，福建、山东、辽东等地的海岸线在图中所占方格较少，对应《海防总论》中福建、山东、辽东的里程数据亦被“压缩”。当然，《筹海重编》所计海岸线数据与《海防总论》的记述虽然大体相当，却也并不完全一致。由于海岸线多有凸出凹入之处，人们对于海岸线所对应方格的测算无统一的标准，难免出现参差。《海防总论》《筹海重编》所载的海岸线数据大体相同、间有出入的情况正是不同作者依据《日本岛夷入寇之图》估算海岸线距离时主观性的体现。综上，《海防总论》的海岸线数据或是周弘祖对《筹海图编》所载《日本岛夷入寇之图》中海岸线里距的测算。

三
《海防总论》的内涵解析

《海防总论》是在整合《沿海山沙图》地名信息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字材料。值得深入探讨的是周弘祖选取与组织这些内容的逻辑以及文字释图表达的核心内涵等问题。

（一）非沿海府州县、卫所等界线的描述

《海防总论》通篇多是“某某为某某界”的句式，若不细读全文，则很容易将其误解为是对沿海府州县、卫所、巡检司等界线的描述。郭永芳在论及传统小海区“洋”的概念时，曾引《广治平略·沿海全境》中“乌沙洋为白沙巡司界，九星洋为福永巡司界”等句，认为“‘洋’的划分与海防防区划分亦密切联系”。经过比勘，明末成书的《广治平略·沿海全境》相关内容抄录自《海防总论》，郭永芳据此推断“洋”可作为海防区划的界线，显然是将此类表述理解为海洋界线的指涉。近来，有学者更为明确地指出，周弘祖《海防总论》所述即为沿海州县卫所之间的“海界”。

将周弘祖《海防总论》所述视作界线的观点在明清文献中已见端倪。如方孔炤《全边略记》在“海略”部分用小字全文抄录了周弘祖《海防总论》，并特意在原文前增加了“其界则”的字样，显然是视其为界线的说明。明末吴学俨等编辑的《地图综要》更是将其完整抄录且命名为“沿海界倭要害之地”，并调整排版格式，“重要地物”以正常字号刻写，省去其后的“为”字，“某某界”则以小号字体标注于“重要地物”的右下方。如“万斛山上川山（大字书写）顺德县界（小字书写）”，进一步强化了其作为“界标”的视觉属性。雍正《广东通志》沿袭了此类编录方式，使“重要地物”作为界标的意象更为突出。然而，《海防总论》中的“某某为某某界”之句，是否确指行政区划或军事防区的界线，还需斟酌。

首先，从文本结构来看，原文中除大量使用“某某为某某界”的句式外，尚存六处“历”字，如开篇“历海条粤为文昌界”“历白沙营为感恩县界”等。“历”字集中出现于各省的起始部分，可视为对叙述方式的提示，其后则多予以省略。若还原其完整句式，应为“历某某为某某界”，其中“为”或具有“是”之意，整句可理解为“经过某某地，是某某界”。若此，加上“历”字的“某某为某某界”本身未必构成严格的界线定义，而更似一种空间顺序的叙述。然而，因“历”字在多数语句中被省略，致使后人易将“某某为某某界”理解为界线的陈述，最终为文意的解读留下了模糊空间。

其次，就所谓的“划界对象”而言，文中除府州县、卫所、巡检司等具有行政或军事辖区性质的建置外，尚包括驿站、城池、港口等并不具备明确界线属性的单位（见表2）。例如铁冈驿、月港分别为驿站和贸易港口，非政区或防区；而诸如浙江“会城”等城池本身除城墙范围外，亦无明确的外延界线。若将“某某为某某界”一概理解为界线，则这些驿站、港口、城池的“界”难以在实际制度与空间层面成立，进而将全篇视为“界线”的解读就无法自圆其说。

再次，《海防总论》中所载的“界”，与明代沿海府州县、卫所等的实际管辖界线并不吻合。在中国的传统治理体系中，疆域界线的划定具有重要地位，历代方志亦多设“疆域”门类，详载其辖区的边界，并遵循“越境不书”的编纂原则。例如正德《琼台志》便在《疆域》篇中系统记述了琼州府属州县的界线，将其与《海防总论》所载之“界”对比，两者在信息构成与指涉范围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仅有“铺前港”在两种文献中均被提及，其内涵截然不同。正德《琼台志》载琼山“东北到文昌县铺前港四十里”，“铺前港”位于文昌县境内，为文昌与琼山之间的分界；而《海防总论》则称“（历）铺前港为会通界”，若以此为界线的话，其意为铺前港是会同县的界标。考其地理位置，铺前港地处文昌县北部沿海，而文昌西接琼山、东南邻会同，将其作为文昌与会同之间的界标，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此外，《海防总论》中如“海条粤”“神应港”“丰盈浦”“麻头浦”等，在明代相关文献中均未见其具有正式的界址属性。

可见，《海防总论》中的“界”，并非是对当时政区或防区实际界线的记载，而更多体现为一种文本意义上的空间指涉。

（二）《沿海山沙图》信息的“有序”摘录

既然《海防总论》的主要内容并非对沿海政区与军事防区界线的记载，那么其文本性质与编纂逻辑便需要重新审视。

据《筹海图编》“凡例”所言，《沿海山沙图》对“沿海州县、卫所、营堡、关隘，与夫凸出凹入之形，纤微不爽”，所绘皆为海防要地。然而，《海防总论》并未全盘照录图中所载，而是有所筛选。据孙果清统计，《沿海山沙图》共标注54个卫、99个所、997座烽堠、313座墩、48座台、24处塘铺、353处巡检司，而《海防总论》仅收录其中的32个卫、74个所、27座烽堠、1座墩、1座台、1处塘铺、13处巡检司，可见其选录规模远低于原图。

那么，周弘祖是否基于海防地物的重要性进行筛选？考察明人在海防实践中所总结的冲要之地，可见其选录原则也并非如此。以浙东海域为例，时人将海上33座岛屿划分为上、中、下三界，皆为“潮汐所通，倭夷贡寇必由之道”。《沿海山沙图》绘有其中的大佛头、坛头、韭山、双屿、马墓、金塘、东霍山、西霍山、长涂、两头洞、大衢、小衢、黄盘、滩山、浒山、徐公、马迹、三姑、陈钱、壁下20处岛屿，然《海防总论》仅录大衢、小衢、马迹、三姑、陈钱5处。又如明代士绅总结温州海域的“海山要害”有7处，分别为大岩头山、玉环山、黄大嶴、霓嶴、南龙山、南麂山、东洛山，《沿海山沙图》绘有东洛山、南麂山、霓嶴、黄大嶴、大岩头、玉环山6处，而《海防总论》仅取霓嶴、大岩头2处。反观《海防总论》所录前山、铛礁、五屿等地，海防地位则并不突出。由此可见，“择要而述”并非《海防总论》编纂的主要原则。

既然地名选取未以海防重要性为标准，那么《海防总论》将这些地名统合至“（历）某某为某某界”的句式中，是否可产生某种特定的含义？分析《沿海山沙图》的图面布局，可见其地物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层次。上部为海中岛礁、沙洲、小海区，中部为沿岸烽堠、墩台、港湾等，下部主要为卫所、府县、巡检司等行政或军事建置。《海防总论》的句式结构与此对应，则“为”字之前的“重要地物”多属图中上、中部要素，而“为”字之后则基本为下部所标注的“行政（海防）机构”。

进一步考察《海防总论》所载内容在《沿海山沙图》中对应地物的位置关系，可发现同一句子中“重要地物”与“行政（海防）机构”之间多存在垂直方向的空间关联。以山东为例，《海防总论》载“历胡家峰为高港巡司界”，“胡家峰”“高港巡司”在《沿海山沙图》中分别对应“胡家烽堠”和“高港巡检司”，“胡家烽堠”和“高港巡检司”的连线与上下图框基本垂直。《海防总论》中与之类似的有沙嘴峰—灵山卫、黄埠峰—夏河寨、洋河峰—胶州、走马峰—即墨、马山—浮山所、巨高岛—大嵩卫等。当然其中也有几对连线并非与上下图框垂直，但其“重要地物”也是处于穿过“行政（海防）机构”与上下图框垂直的垂直线（下文中的“垂直线”均指此类）附近的位置。

除上述一个“重要地物”对应一个“行政（海防）机构”的例子外，《海防总论》“（历）某某为某某界”的句式中还存在多个（主要是两个）“重要地物”对应一个“行政（海防）机构”的情况，如大劳山与田横岛—鳌山卫、旬岛与赤岛—雄崖所等。从这些内容在《沿海山沙图》中对应地物的位置来看，穿过“行政（海防）机构”的垂直线上无“重要地物”，则选取垂直线附近（多是两边）的“重要地物”与之对应。若垂直线附近的海洋中的岛屿较多，则在垂直线两旁选择两个岛屿；若无岛屿，则一般选取垂直线附近沿岸的两个烽堠、墩台等；若垂直线附近的海中仅有一个岛屿，则另选择垂直线附近的一个沿海烽堠、墩台。此外，还存在穿过“行政（海防）机构”的垂直线上有一个岛屿，但也同时选取垂直线附近另外岛屿的情况。

上述对应关系在《海防总论》所载的广东、福建、浙江、南直隶、辽东等部分亦普遍存在。可见，周弘祖作《海防总论》时，虽未全录《沿海山沙图》中的地名，却也非随意择取，而是以图中“行政（海防）机构”为基点，按其垂直方向上的空间关系选取对应地物，进而组织成“（历）某某为某某界”的文本序列。此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原图空间结构的一种文字化转译，旨在构建一种有序的沿岸海疆表述。然而，《海防总论》的编纂虽有此义例，却又往往为例不纯，这一编纂体例并未被严格遵循，反映出文本生成过程中的某种随意性。基于这一认识，“（历）某某为某某界”是否可简单理解为“经过某地即为某界”，亦需重新考量。

四
《海防总论》的流传与影响

《海防总论》问世之后，其前半篇内容就备受关注，不久便有文献将其全文照录，用以描述当时的沿岸海疆和海防。到了清代，或是因其“所记卫所等今昔治革亦有不同，然沿海大势情形固不相远也”的缘故，一些文献依然照录其内容来说明沿岸海疆状况。以下将明清文献传抄《海防总论》情况制成表3。

《海防总论》的影响，不仅限于文献层面的传抄，更在于它深刻影响了明清士人对中国沿岸海疆宏观认知框架的建构。其“从某某起，（历）某某为某某界，计若干里抵某某省”的叙述模式，提供了一个清晰、简洁且相对完整的沿岸海疆空间描述。这一文本描述的沿岸海疆有序空间，尽管存在地理细节上的谬误，却因其系统性和开创性，成为一种被广泛接受的“标准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世对中国沿岸海疆的想象与书写。这种影响也间接渗透到对海防体系的宏观理解中，虽然《海防总论》本身并非具有实际操作性的军事手册，但它勾勒的沿岸海疆轮廓、列出的关键节点，为思考整体海防布局提供了基础地理知识。

例如，《明史》在海防描述之前就有一段对沿岸海疆格局的记载：

沿海之地，自广东乐会接安南界，五千里抵闽，又二千里抵浙，又二千里抵南直隶，又千八百里抵山东，又千二百里逾宝坻、卢龙抵辽东，又千三百余里抵鸭绿江。岛寇倭夷，在在出没，故海防亦重。

此段文字与《海防总论》的记述高度一致。《明史》作为官方正史对《海防总论》核心数据的采纳，标志着《海防总论》所构建的沿岸海疆知识获得了国家层面的认可，并借助官修史书的权威性，进一步固化了这一认知模式，后人论述多以此为准。

例如，吴裕垂、洪亮吉在叙述元代海运时，论及明代的沿岸海疆与海防：

至明初始有海防，沿海自广东乐会县，接安南界，由海条铺至九猴山，计五千里，抵福建。由南澳山至三星山计二千里，抵浙江。由悬中峰至殿前山，计二千七百里，抵江南。由三姑山至孤耆山，计一千八里，抵山东。由青沉峰至南半洋山计一千二百里，抵辽东。由北半洋山至临江，计一千三百余里，为鸭绿江朝鲜界，共计一万二千余里。以达朝贡，以通互市，以收水利，何等便易。

沈德潜作《海防》，曰：

尝按沿海要地，广东乐会县，接安南界起，计五千里抵福建。侍郎洲起，计二千里抵浙江。长沙门起，计二千七百里抵江南。三姑山起，计一千八百里抵山东。青沉峰起，计一千二百里抵辽东。北半洋山起，计一千三百余里，为鸭绿江朝鲜界。

甚至到了清末，改良派思想家陈虬作《经世博议》，其中《筹海》篇第一条“定洋汛”对沿岸海疆概况的描述依然如此：

沿海自广东乐会县起，接安南界。万四千里而北抵鸭绿江朝鲜界。卫所栉比，营汛鳞次。

尽管详略不同，但吴裕垂、沈德潜、陈虬等对于沿岸海疆的记述明显源自《海防总论》，甚至沿袭了如“自广东乐会县接安南界”“青沉峰”等原文本中的讹误，皆是此种书写模式的延续。

综上所述，从明代后期的全文转录，到官修史书的系统采纳，再到清人的扼要摘引，《海防总论》所构建的沿岸海疆认知模式，在明清文献中形成了一条清晰的传播脉络。该文本不仅成为士人理解沿岸海疆空间的重要依据，也因其不断被诸如《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名作引述，逐渐固化为一种“标准叙述”。

结语

地图以其特有的空间构图与注记系统，构建出清晰的地物关系与空间逻辑，这种特点是文字所不具备且不易表现的。当地图内容被转化为文字表述时，往往伴随着一定程度的原意流失、误读乃至主观重构。周弘祖《海防总论》的前篇内容，正是这样一种“由图转文”的尝试。该篇以“（历）某某为某某界”的句式，对《沿海山沙图》所载内容进行选择性摘录与文本重组，意图在文字层面构建出一幅完整的明代沿岸海疆图景。然而，这种转写方式不仅割裂了原图的整体空间结构，也因周弘祖本人对海疆地理知识的陌生，导致文中出现大量地名讹误与空间指涉的混乱，使其虽具“完整”之形，却有诸多错误及破绽。

尽管存在诸多缺陷，《海防总论》的相关内容仍在明清时期广为流传。这一现象反映出当时系统性的海疆文本较为稀缺，而士人对海疆整体认知的需求却十分迫切的状况。作为首部以文字形式系统描述明代沿岸海疆全貌的文献，《海防总论》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该领域的知识空白，此为其得以传播的根本原因。

总之，周弘祖《海防总论》前篇的内容主要源自《沿海山沙图》，是历史上首次以文字形式对中国沿岸海疆进行相对系统描述的尝试。虽然在“由图到文”的转录过程中产生了较多问题，但在明清时期人们希求完整海疆描述但此类文献又较为稀缺的情况下，《海防总论》的此部分内容就成了人们获取沿岸海疆知识的主要来源而广为流传。

作者：何沛东

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6年第1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汪鸿琴

校对：杨琪

审订：杜佳玲

责编：宋柄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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