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诉者变诈骗犯？一场荒诞的“以刑化债”|刑事案件|刑化|庭审|民事诉讼|法官|法院|诈骗犯|辩护人

2026年4月13日，海口市的午后带着几分燥热，我跟随父亲踏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大门，旁听一桩令人匪夷所思的诈骗案。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走进中级人民法院，墙壁上贴着的路牌清晰醒目，蓝底白字刻着“正义路 8 号”——这四个字，在当时的我看来，是法律尊严的象征，可后续庭审中的一切，却让这串地址变得无比讽刺。

作为一名初入法律领域、对公平正义满怀敬畏的年轻人，当天法庭上宣布的一则决定，瞬间让我质疑自己的所学：一桩一年前就已经完整结束庭审、庭审笔录上白纸黑字写明“庭审结束，择日宣判”的案件，竟然被要求全盘推倒、重新审理。

法院给出的理由听起来冠冕堂皇、无懈可击：原审判长退休，合议庭成员发生变更，为保证审理的公正性，需重新开庭审理。

可真相远非表面这般简单。庭审间隙，案件当事人的家属、知情人士悄悄告诉我，语气里满是无奈与愤懑：这个案子，原合议庭早已完成合议，结合案件事实和证据，八成以上的概率会判决无罪。他们的语气笃定，眼神里却藏着难以掩饰的不安——他们知道，这场突如其来的“重审”，绝非偶然。

一个事实清晰、本该朝着无罪方向推进的案子，为何要被强行拉回庭审，重新经历一遍早已走完的程序？我站在法庭的旁听席上，看着法官严肃的神情，听着法槌敲击的声响，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有些人，是铁了心要给这两位当事人扣上“诈骗犯”的罪名，哪怕违背法律程序，哪怕无视案件真相。

时间拉回到2025年4月22日，本案一审庭审正式落下帷幕。庭审结束后，原审判长特意告诉辩护人，态度明确地要求其提交同类无罪判例，言语间传递出的信号清晰可见：会依法公正审理，绝不徇私枉法。

那一刻，当事人、辩护人，还有所有关心案件的人，都以为正义即将到来，都坚信案件会迎来一个公正合理的结果。随后的几个月，案件也确实朝着预期的方向推进：

10月15日，法院专门组织法官会议，针对本案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关键问题进行专项研讨，足以看出法院对本案的重视；

10月17日，法院相关工作人员明确答复当事人家属及辩护人，此案已完成庭审和合议，绝不会二次开庭，让大家耐心等待判决结果；

10月19日，有内部知情人士透露，案件的判决结果已经基本确定，很快就会正式宣判，压在大家心头的石头，似乎即将落地。

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份满心的期待，最终换来的却是长达一整年的诡异沉默。这一年里，没有判决书，没有任何关于案件进展的官方说法，甚至连法律规定的“案件延期审理”手续，都从未向当事人及辩护人出具过。辩护人无数次向法院咨询，得到的是“再等等”的敷衍答复。

漫长的等待过后，大家等到的不是期盼已久的判决书，而是一张冷冰冰的重新开庭传票。理由依旧是那句：原审判长退休，合议庭成员变更。

稍有司法常识的人都清楚一个基本准则：对于已经评议完毕、形成初步合议意见的案件，即便合议庭成员发生变更，新任法官也只需通过查阅庭审笔录、案卷材料，直接参与后续的评议工作即可履职，根本不需要将已经走完的庭审程序全盘推翻、重新开庭。更何况，原审判长的退休并非突发意外，而是在一审庭审结束半年后才发生的事情——法院有足够的时间提前安排衔接工作，完全不存在“无法衔接”而需重审的理由。

可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偏要反其道而行之：强行重启庭审程序，无限拖延案件进度，把已经尘埃落定的庭审流程，硬生生拉回原点。这种明显违背司法程序的操作，背后的用意，不言而喻。

庭前会议上，四位辩护人看着这份毫无道理的重审决定，再也无法抑制心中的愤懑，接连抛出灵魂拷问，每一句都直击要害，每一句都关乎司法公正：

贵院对本案是否具有合法管辖权？

本案到底有没有完成合议庭评议？

如果没有评议，为何要拖延整整一年，既不宣判也不说明理由？

如果已经评议完毕，为何还要强行重新开庭，浪费司法资源？

审判长退休并非突发事件，法院难道事先不知道其退休时间，没有提前做好衔接？

面对这一连串直击核心的质问，没有任何回应，只有持久的、令人窒息的沉默。法官低头翻阅材料，然后含糊其辞。这种沉默和敷衍，比任何敷衍的答复都更令人心寒——它不是无法回答，而是不愿回答，更是不屑回答。

庭审过程中，辩护人依法向法院提交了十几项合理合法的申请，每一项申请都基于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目的都是为了查清真相、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包括：管辖权异议、庭审全程直播、关键证人出庭作证、鉴定人出庭说明情况、组成七人合议庭审理、重新鉴定申请、非法证据排除、要求关键涉案人员朱某贵出庭对质等。

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十几项合法合理的申请，全部被法院无理驳回。仿佛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辩护人的法定权利，在这场庭审中，都变得一文不值。

最令人无法接受的是关键涉案人员朱某贵的处理方式。朱某贵作为本案的核心人物，手握案件的关键证据，更是被指控有行贿仲裁委、行贿法官、独吞项目利益等违法行为，辩护人多次要求其出庭对质，还原案件真相。可朱某贵仅以“赴香港治病”为由，拒绝出庭，且没有提交任何医疗证明、就诊记录等相关材料。

对于这样一个没有任何证明材料的理由，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没有进行任何核实、查证，就直接准许其不出庭。更离谱的是，朱某贵行贿仲裁委的书面线索早已提交给司法机关，线索清晰、证据明确，可相关司法机关却始终不予立案、不予调查，既不限制朱某贵出境，甚至连一次简单的询问都没有进行。

看到这里，所有人都明白：这场官司，打到这一步，早已不是法律与法律的对抗，不是证据与证据的博弈，而是赤裸裸的权力碾压，用公权力的力量，无视法律程序，无视案件真相，强行将一个合法的债权纠纷，扭曲成一场刑事构陷。

好在，四位辩护人始终坚守底线，据理力争，凭借专业的法律素养和坚定的维权决心，一次次据理抗争，最终勉强守住了最后一点底线：法院不再要求全盘重审，仅针对所谓的“新证据”进行补充开庭。可即便如此，这场补充开庭，依旧充满了不合理与不公正。

这一切荒诞的闹剧，都始于一笔2100万元的合法借款，始于一场精心策划的利益掠夺。

时间回溯到2010年，严泽胜将自己此前投在刘小白负责项目中的资金，转为对海南某房地产项目的借款。当时，刘小白担任该房地产项目公司的总经理，对这笔借款的金额、用途、利息等事项均无异议，亲笔在借据上签字确认，双方约定月息3分，且这笔2100万元的借款，实实在在地转入了项目公司的对公账户，全部投入到了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建设中，有完整的银行转账记录可以佐证。

这笔借款唯一的瑕疵，就是借据上没有加盖项目公司的公章——并非刘小白不愿加盖，而是当时公司的公章被实际控制人朱某贵牢牢把持。

后续发生的事情，比电视剧里的扫黑剧情还要黑暗、还要离谱。2015年，朱某贵为了独自侵占海南该房地产项目的巨额利益，不惜铤而走险，向仲裁委相关人员行贿，通过一系列违法违规的仲裁裁决，将累计投入数亿元资金、为项目发展付出巨大心血的刘小白等人，强行踢出项目公司，剥夺了他们的合法权益。

一夜之间，刘小白的巨额投资血本无归，多年的心血付诸东流；而严泽胜的2100万元合法债权，在他一次次向朱某贵索要、协商无果之后，也彻底落空。朱某贵拿着本不属于自己的巨额利益，逍遥法外，而真正的受害者，却陷入了走投无路的绝境。

被逼无奈之下，严泽胜于2019年，拿着这份有刘小白亲笔签字的借据、完整的银行转账记录，以及双方签订的终止项目合作协议，在湖北省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项目公司和朱某贵偿还借款及利息。

案件的审理过程清晰明了，证据确凿充分，结果也一目了然，全程没有任何争议：

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严泽胜胜诉，确认其债权合法有效，判令项目公司和朱某贵偿还借款及利息；

朱某贵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朱某贵仍不死心，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申诉，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后，驳回了项目公司和朱某贵的申诉，再次确认了严泽胜债权的合法性。

三级人民法院，层层审理，层层确认，均认定严泽胜的债权合法有效，朱某贵等人应当履行还款义务。案件顺利进入执行程序，严泽胜也依法拿到了执行款项5100万元。

就在双方即将签订执行和解协议，这场持续多年的债权纠纷即将尘埃落定、严泽胜终于能拿回属于自己的合法财产时，剧情发生了彻底的魔幻反转——手握巨额利益、欠债不还、甚至涉嫌行贿的朱某贵，竟然反手向警方报案，指控严泽胜和刘小白涉嫌诈骗。

更令人震惊的是，朱某贵的报案流程，完全违背了正常的司法程序，上演了一出“无管辖、无信访、先立案、后报案”的荒诞戏码。

朱某贵最先选择在湖北省报案——这里是严泽胜提起民事诉讼、三级法院审理案件的所在地，也是与本案关联最密切的地区。可湖北省的公安机关经过初步审查后，明确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因为本案事实清楚，严泽胜的债权合法有效，不存在任何诈骗行为，朱某贵的报案纯属诬告陷害。

被湖北省公安机关驳回后，朱某贵没有提请立案监督，也没有提交任何新的证据，而是立刻调转方向，直奔与本案毫无关联的海南省。随后，一系列在司法圈内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诡异操作，接连上演：

2023年10月7日：海南省公安厅越过基层公安机关，直接指定琼海市公安局对本案进行管辖——要知道，琼海市既不是当事人的住所地，也不是案件的发生地，与本案没有任何地域关联，完全不符合管辖的法律规定；

2023年10月8日：琼海市公安局在没有收到任何报案材料、没有核实任何案件情况的前提下，先行受理了本案；

2023年10月9日：所谓的“被害单位”（朱某贵控制的项目公司）才姗姗来迟，补充提交报案材料。

先指定管辖、再先行受案、最后补充报案，为了这碟醋，包了这盘饺子，整个流程完全颠倒，严重违背了《刑事诉讼法》关于立案、管辖的相关规定。更夸张的是，海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的一位支队长刘凌霄，竟然亲自上门“服务”，全程指导朱某贵提交报案材料、走报案流程，这样的“待遇”，在司法实践中堪称罕见——很难想象，背后没有权力的干预和利益的输送。

最关键的一点的是，这场所谓的“信访报案”，自始至终没有拿出任何一份正规的信访材料，没有任何信访记录可查。海南省公安厅在没有任何合法依据、管辖权不明的情况下，就立刻成立专案组，强行插手本案的侦查工作，至今，本案的管辖权依旧处于不明朗的状态，没有任何官方文件明确说明琼海市公安局为何具有管辖权。

就这样，手握三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依法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胜诉者严泽胜、刘小白，一夜之间被列为诈骗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失去了人身自由。

赢了官司，却输了自由；依法讨债，却被诬陷为诈骗；赖账不还、行贿舞弊的人，反倒摇身一变，成了“被害方”，受到了“特殊照顾”。

这，就是赤裸裸的海南版“以刑化债”——用刑事手段干预民事纠纷，用公权力打压合法债权人，帮助欠债者逃避债务，将公平正义踩在脚下。

公诉机关对严泽胜、刘小白的核心指控很简单：刘小白在2019年伪造、倒签了2010年的借据，与严泽胜恶意串通，以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合谋诈骗项目公司的财产。

可这套指控，看似有理，实则漏洞百出，完全站不住脚，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构陷：

其一，无证据支撑。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明确表示无法对借据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无法证明借据是“倒签”“伪造”的。所谓的“倒签”“伪造”，全是公诉机关和朱某贵的空口白话，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作为支撑。

其二，完全没必要伪造。本案有完整的银行转账记录，有双方确认的对账证明，有刘小白的亲笔签字，有项目资金使用凭证，仅凭这些真实、合法、有效的证据，严泽胜就足以在民事诉讼中胜诉，根本不需要冒触犯刑法、身陷囹圄的风险，去伪造一份借据——这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逻辑。

无证据、无动机、无逻辑，这就是公诉机关指控的全部依据，一场典型的“三无”构陷，一场精心策划的司法闹剧。

这案子走到今天，我不想去堆砌复杂的法律条文，也不想去争论专业的法律术语，我只想问三句，问给每一个关心法治、相信正义的人，也问给这场荒诞闹剧背后的每一个参与者：

第一句：三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到底还算不算数？如果一个人打赢了民事官司，拿到了生效判决，还能被随意启动刑事程序追责，那么判决的终局性在哪里？法律的权威性在哪里？普通人还敢相信法律吗？还敢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吗？还敢借贷吗？经济如何发展？

第二句：“以刑化债”的口子，还要开多大？如果欠债不还的人，只要报案就能把债权人抓起来；如果打赢民事官司的人，只要被对方诬告，就要面临刑事追责，那么这到底是在维护市场秩序，还是在鼓励“黑吃黑”？是在保护合法权益，还是在纵容违法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