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故事：大伯因为生病没有结婚，逢年过节我们家都回家陪他一起|堂兄弟|堂妹|大伯|大侄子|木匠|民间故事

大伯叫陈守田，今年六十七了。在我们老家那块，像他这个岁数的男人，大多儿孙绕膝，逢年过节家里热热闹闹的。可大伯一辈子没成家，连个对象都没谈过。村里人背后都叫他“傻守田”，当面喊他“守田叔”或者“守田哥”，他听了就咧嘴笑，露出一口因为常年抽烟熏得发黄的牙齿。

可就是这么一个“脑子有问题”的人，硬是让我们整个陈家三十几口人，无论走多远、飞多高，逢年过节都要往那个破落的老家院子里跑。这事儿说起来，还得从头讲。

一

我爷爷那辈人丁兴旺，爷爷有兄弟四个，可传到父亲这一辈，不知怎的就稀疏了。爷爷只生了两个儿子，老大是我大伯陈守田，老二是我父亲陈守成。奶奶生大伯的时候难产，好不容易把孩子生下来，人却落下了病根，在床上躺了三年就走了。那时候大伯才三岁，父亲才刚出生不久。

爷爷是个木匠，手艺在十里八乡都出名，可再好的手艺也架不住又要当爹又要当妈。大伯三岁那年冬天，爷爷出去给人打家具，把大伯托给邻居照看。邻居家也忙，一个没留神，大伯发起了高烧，烧得浑身滚烫，小脸通红，等爷爷晚上回来抱到卫生院，医生说烧得太久了，脑子怕是受了影响。

从那以后，大伯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了。说话比别人晚，走路比别人晚，反应也总是慢半拍。村里人见了都摇头，说这孩子可惜了，长了一副好皮囊，偏偏脑子坏了。

爷爷后来又娶了一个女人，姓刘，我们都叫刘奶奶。刘奶奶过门的时候，父亲才两岁，大伯五岁。刘奶奶是个好女人，对大伯和父亲一视同仁，从没有亏待过哪一个。可大伯那个样子，到底不是亲生的，刘奶奶照顾得再周到，心里总归隔着一层。

大伯七岁才上一年级，上了三年还在一年级待着，老师实在教不下去了，就让爷爷领回了家。爷爷叹了口气，从那天起就开始教大伯干木匠活。没想到大伯读书不行，木匠活倒学得有模有样。爷爷说尺寸，他能记住；爷爷比划样子，他能看懂。虽然做得慢，可做出来的东西结实、方正，一点都不含糊。

“守田不是傻，他就是慢。”爷爷活着的时候总这么说，“你们别看他反应慢，他心里什么都明白。”

这话当时没人信，后来我们都信了。

二

大伯三十五岁那年，爷爷得了重病，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肝癌晚期。从查出病到走，前后不到两个月。爷爷走的那天，大伯跪在床前哭得像个孩子，谁也拉不起来。他一边哭一边说：“爹，你别走，你走了谁管我啊。”

爷爷躺在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伸出干枯的手摸了摸大伯的头，说：“守田，爹走了以后，你就跟着守成过。守成是你亲弟弟，他不会不管你的。你要听话，别给弟弟添麻烦。”

大伯拼命点头，眼泪鼻涕糊了一脸。

父亲跪在另一边，握着爷爷的手说：“爹你放心，我一定照顾好大哥。”

爷爷闭上眼睛，再也没有睁开。

爷爷走后，大伯果然跟着父亲过。那时候父亲刚结婚不久，母亲是邻村的姑娘，姓王，叫王秀兰。母亲嫁过来之前就知道大伯的情况，她没有嫌弃，嫁过来以后对大伯也还算客气。可时间长了，到底免不了有怨言。

大伯这个人，你说他傻吧，他干活是一把好手，木匠活、地里的活，样样拿得起放得下。你说他不傻吧，他有时候干出来的事情，实在让人哭笑不得。

有一年夏天，母亲晒了一院子的麦子，吩咐大伯看着天，说要是阴天了就赶紧把麦子收起来。大伯点头说知道了。下午果然阴了天，黑压压的云从西边涌上来，眼看着就要下雨。母亲在地里干活赶不回来，急得不行。等她跑回家一看，大伯倒是没忘收麦子，可他先把院子里的鸡赶进了窝，又把狗拴好，然后才慢悠悠地收麦子。雨下来的时候，麦子只收了一半。

母亲气得直哭，父亲也不好说什么，闷着头和大伯一起把剩下的麦子抢进屋，两个人浑身都湿透了。母亲好几天没给大伯好脸色，大伯也知道自己错了，低着头不敢吭声，吃饭的时候只扒白饭，不敢夹菜。父亲看不过去，给他夹了一筷子菜，他抬起头看了父亲一眼，那眼神怯怯的，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母亲后来跟我说起这事，说：“你大伯那个人，你恨他都恨不起来。他做了错事，他自己也知道，那副可怜巴巴的样子，让你想骂都骂不出口。”

三

大伯一辈子没结婚，不是没有人给介绍过。大伯年轻的时候长得不差，一米七八的个子，浓眉大眼，干活又实在，光看外表是个顶好的人。可人家姑娘一打听，知道他脑子有点问题，就都不愿意了。

也有不嫌弃的。我五岁那年，隔壁村的张寡妇带着一个女儿改嫁过来，有人撮合她和大伯。张寡妇三十出头，模样周正，人也利索，说只要大伯能干活、不打人，她就愿意。大伯听说这事，吓得躲在屋里不肯出来，父亲怎么劝都不行。

后来父亲急了，说：“大哥，你到底怕什么？人家张姐人挺好的，你娶了她，以后就有个家了。”

大伯闷了半天，憋出一句话：“我不要家，我就要这个家。”

父亲愣了一下，没明白他的意思。

大伯又说：“我娶了她，就得跟她过。我不想走，我想跟你们过。”

父亲听了这话，眼圈一下子就红了。他这才明白，大伯不是不想结婚，他是不想离开这个家，不想离开弟弟和弟媳，不想离开后来出生的我们这些侄子侄女。在他的世界里，这个家就是一切，他害怕任何可能让他离开这个家的事情。

后来张寡妇嫁给了邻村的一个鳏夫，日子过得也还行。有人替大伯惋惜，说多好的机会错过了。大伯倒不在意，照样每天早起干活，晚上回来坐在院子里抽烟，看着我们几个孩子跑来跑去地玩，脸上笑眯眯的。

四

我记事比较晚，对大伯最初的印象大概在我四五岁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住在老家的土坯房子里，三间正房，一间偏房。父母住东屋，我和弟弟住西屋，大伯就住那间偏房。偏房不大，刚好放下一张床、一个柜子和一套木匠工具。房间里有一股木头和刨花的味道，混合着大伯身上旱烟的气味，那个味道我至今还记得。

大伯每天早上起得最早，天还不亮就起来，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去井边挑水，把水缸灌满。等我们起床的时候，大伯已经在灶房里烧好了热水，灶台上温着红薯或者玉米饼子。母亲说，大伯不会做饭，只会做这几样简单的东西，可他天天做，从不间断。

白天大伯跟父亲一起下地干活，种麦子、收玉米、刨花生，什么活都干。大伯干活慢，但是踏实，从来不偷懒。别人锄一垄地用半个小时，他得用四十分钟，可他锄过的地比别人都干净，一根草都不剩。父亲有时候嫌他慢，就让他去干别的，他也不恼，笑呵呵地走了。

大伯最喜欢干的活是木匠活。谁家要做个桌子板凳，或者修个农具，都来找大伯。大伯从来不收钱，人家过意不去，给他拿几个鸡蛋、一块腊肉，他就高兴得不行。他的手艺是跟爷爷学的，做得慢但是精细，一个榫头都要打磨好几遍，直到严丝合缝才罢手。村里人都说，守田做的家具，用一辈子都不会散架。

我六岁那年，大伯给我做了一个小板凳。那板凳不大不小，刚好够我坐着吃饭。凳面上刻了一朵花，虽然刻得歪歪扭扭的，可我知道那是花。大伯把板凳递给我的时候，眼睛亮晶晶的，说：“拿着，这是大伯给你的。”

我那时候不懂事，看了一眼说：“这花好丑。”

大伯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说：“丑就丑吧，结实就行。”

那个小板凳我用了好多年，后来上了初中换了椅子，板凳就放在角落里落灰。前几年回老家，我还在偏房里找到了它，拿起来看了看，除了颜色深了些，居然一点都没散架。我摸了摸凳面上那朵歪歪扭扭的花，鼻子突然就酸了。

五

我们家族人不少。爷爷那辈四个兄弟，开枝散叶下来，到我这一辈堂兄弟堂姐妹加起来有十几个。可爷爷这支人少，只有大伯和父亲两个男丁，父亲生了我和弟弟两个，堂叔伯那边倒是人多，但都住在不同的村子，来往不算多。

真正把我们这一大家子凝聚在一起的，说起来还真就是大伯。

事情要从我上初中那年说起。那年父亲在镇上的砖瓦厂找了个活干，一个月能挣一千多块钱，比种地强多了。母亲也跟着去了砖瓦厂做饭，两个人早出晚归，家里就剩下大伯、我和弟弟。

那时候我十二岁，弟弟十岁，正是调皮捣蛋的年纪。大伯虽然脑子不灵光，可照顾我们两个绰绰有余。他每天按时给我们做饭，虽然还是那几样——红薯、玉米饼子、偶尔煮个面条。他记得我们放学的时间，到点了就去村口等着，远远看见我们就招手，喊：“回来了？快回来吃饭。”

有一天下大雨，我没带伞，放学的时候正发愁怎么回去，出了校门一看，大伯举着一把破伞站在雨里，浑身都湿透了，那把伞全举在前面，像是在护着什么。我跑过去问他怎么来了，他从怀里掏出一个油纸包，打开一看，是两个还冒着热气的红薯。

“快吃，刚烤的。”他咧着嘴笑，雨水顺着他的脸往下淌。

我接过红薯，低头咬了一口，热乎乎的，甜丝丝的。那天下着大雨，我和大伯共撑一把伞往回走，他半边身子都在雨里淋着，却一直把伞往我这边倾。到家的时候他全身湿透了，我问他冷不冷，他说不冷，说完打了个大大的喷嚏。

那一年冬天，父亲和母亲从砖瓦厂回来，带了一大包糖果和点心。母亲看见大伯瘦了一圈，眼圈红了，说：“大哥，辛苦你了。”大伯摆摆手说：“不辛苦，两个孩子听话着呢。”

母亲后来跟我说，那次她给大伯买了一双新棉鞋，大伯高兴得像个孩子，穿上就在院子里走来走去，逢人就说：“这是我弟媳妇给我买的。”母亲说这话的时候，眼眶又红了。

六

我考上高中的那年，是我们家最高兴的一年。我们那个村，能考上县一中的没几个，我算是给陈家争了光。父亲高兴得喝了好几杯酒，母亲忙着给亲戚们打电话报喜。大伯不会打电话，就坐在院子里的枣树下抽烟，抽了好几根，忽然站起来，进屋拿了个布包出来。

他把布包递给我，说：“拿着，大伯给你的。”

我打开一看，是一叠钱，十块的、五块的、一块的，厚厚一沓，用橡皮筋扎着。我数了数，一共三百七十二块钱。

“大伯，你哪来这么多钱？”我吃惊地问。

大伯不好意思地笑了，说：“攒的。给人做木匠活，人家给的钱，我没花，都攒着。”

我知道大伯攒这些钱有多不容易。他给人做木匠活从来不收钱，人家硬塞他才拿，一次也就几块钱、十几块钱。这三百多块钱，他攒了多少年啊。

我鼻子一酸，想推回去，说：“大伯，你自己留着花吧。”

大伯急了，把钱塞到我手里，说：“拿着！你考上高中了，大伯高兴。拿着买书，买本子。”

父亲在旁边看着，没说话，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我看见他眼角有泪光。

后来那三百七十二块钱我一直没花，夹在一本书里留着。可惜那年暑假家里漏雨，书被泡了，钱也烂了。我心疼了好久，不只是心疼钱，更心疼大伯那份心意。

高中三年，我每个月回家一次。每次回去，大伯都会站在村口等我，远远看见我就笑。有时候他会给我带吃的，有时候是一把炒花生，有时候是几块自家做的红薯干，有时候就是一块糖，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的。他都用纸包得好好的，递给我的时候总说同一句话：“拿着，大伯给你的。”

我上大学那年，大伯又攒了一笔钱，这次是五百多块。他把钱塞给我的时候，我已经不忍心推辞了。我知道推辞会让他难过，在他的认知里，能给侄子花钱是一件很骄傲的事情。

大学毕业后我在省城找了工作，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每次打电话回去，大伯不会接电话，母亲就在旁边喊：“守田，你大侄子打电话来了，要不要跟他说两句？”大伯总是摇头，说：“不说不说，我嘴笨，不会说。”

可我知道，每次我回家的前一天，大伯就会把院子扫了又扫，把我住的那间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被子拿出来晒了又晒。等我到家的时候，他反而躲到偏房里去了，半天不出来，等我喊他“大伯”了，他才慢吞吞地走出来，看着我笑，说：“回来了？瘦了。”

七

大伯真正成为这个家族的“凝聚力”，是最近十年的事情。

我们这一辈的兄弟姐妹陆续长大成人，有的考学出去了，有的出去打工了，有的嫁到了外地，天南海北的，一年到头见不着面。父辈那一辈也渐渐老了，父亲前年退了休，二叔、三叔他们也都六十多了，腿脚不利索了，不愿意折腾了。按理说，这个大家族的联系应该越来越松散才对。

可恰恰相反，这些年来，我们陈家的联系反而越来越紧密了。逢年过节，不管多远多忙，大家都会想办法回老家。省城工作的我、在深圳打工的堂弟、在县城开店的堂妹、在镇上教书的堂姐，甚至远嫁到外省的姑姑，都会赶回来。一大家子三十几口人，挤在老家的院子里，热闹得像过年——事实上也确实是在过年。

这一切，都是因为大伯。

说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一个“脑子有问题”的人，怎么就成了一大家子的主心骨了呢？可事情就是这样，大伯身上有一种特别的东西，说不清道不明，但每个陈家人都能感受到。

我仔细想过这个问题，后来想明白了。大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被爱着的、被记挂着的，而且他的这种爱和记挂，没有任何条件和功利心，纯粹得像个孩子。

我们这些在外面打拼的人，习惯了算计和比较，习惯了看人脸色和揣摩人心。可回到老家，看到大伯那张笑眯眯的脸，听他笨拙地说一句“回来了”，所有那些在外面积攒的疲惫和委屈，一下子就散了。因为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什么都不图你的，就是单纯地盼着你回来，盼着你过得好。

这种感觉，比什么都珍贵。

大伯记不住很多事，可他记得住每一个陈家孩子的生日。这件事至今我都觉得神奇，一个连自己多大岁数都经常说错的人，却能准确说出每一个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的生日。而且到了那天，他一定会给那个人打电话。

怎么打电话呢？他自己不会拨号，就让母亲帮他拨。电话接通了，他在那边喊：“今天你生日，大伯记得。你要吃面，吃长寿面。”就这一句，说完就挂了，也不管对方在那边说什么。

有一年我在省城过生日，忙得自己都忘了。晚上接到大伯的电话，他在那边喊：“今天你生日，大伯记得。你要吃面，吃长寿面。”我愣了一下，看了一眼日历，果然是我的生日。那一刻我站在出租屋的窗口，看着外面的万家灯火，眼泪哗地就下来了。

后来我跟堂弟堂妹们说起这事，发现每个人都接到过大伯的生日电话。堂妹陈小燕说，有一年她过生日，大伯打电话的时候她正跟老公吵架，吵得不可开交，接了大伯的电话，听到那句“今天你生日，大伯记得”，她一下子就哭了，老公在旁边看她哭了，也不吵了，问她怎么了，她说：“我大伯记得我生日。”她老公愣了一下，然后出去给她买了一碗面。

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力量却大得惊人。

八

大伯还有一个本事，就是记住了每一个陈家孩子的喜好。

这说起来更神奇了。大伯的记性时好时坏，有时候你跟他说一件事，他转头就忘了。可谁爱吃什么东西，谁怕什么东西，谁小时候摔过跟头，这些事情他记得清清楚楚。

我喜欢吃炒花生，这个事我只在老家说过一次，大伯就记住了。从那以后，每次我回家，他都会从柜子里拿出一包炒花生，是那种带壳的、用铁锅慢慢炒出来的，火候刚刚好，又香又脆。我问母亲大伯什么时候炒的，母亲说他听说你要回来，提前两天就开始炒了，炒好了装在袋子里，谁都不许碰，说是给你留的。

堂弟陈小军爱吃红薯干，大伯每年秋天都会晒很多红薯干，专门挑那种红心的红薯，切得薄薄的，晒得软硬适中，装在塑料袋里封好，等堂弟回来吃。有一年堂弟没回来过年，大伯把那袋红薯干放了整整一个冬天，后来都长霉了。母亲要扔，大伯不让，说小军还没吃呢。最后还是堂弟在电话里说“大伯你吃了吧，我下次回来你再给我晒”，大伯才肯让母亲扔掉。

堂妹陈小雨怕狗，这是她五岁的时候在村里被狗追过留下的毛病。大伯就记了一辈子。每次小雨回老家，大伯提前把村里的狗都赶得远远的，还嘱咐邻居看好自己家的狗，别放出来。小雨后来嫁到了城里，不怎么回老家了，可每次听说她要回来，大伯还是那样，把狗都赶得远远的。

这些事情在我们看来很平常，可仔细想想，一个连自己生日都记不清楚的人，要把这么多细碎的事情记住，得花多少心思？大伯可能不聪明，可他对家人的那份心，比谁都细。

九

真正让大伯成为家族“凝聚力”的事件，是十年前那场大病。

那年秋天，大伯突然病倒了。他在地里干活的时候晕了过去，被邻居抬回了家。父亲急忙叫了救护车，送到县医院一查，是脑梗，半边身子不能动了。

我们这些在外面的孩子，接到电话的时候都慌了。我连夜从省城赶回去，堂弟从深圳飞回来，堂妹从县城打车过来，就连远在外省的姑姑都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赶了回来。一时间，县医院那个小小的病房里，挤满了陈家人。

大伯躺在病床上，看见我们都来了，先是笑，然后哭了。他哭得很伤心，半边不能动的手努力地想抬起来，抬了半天抬不动，就哭了。他说：“你们怎么都回来了？我没事，我就是有点不舒服。”

母亲在旁边抹眼泪，说：“大哥，你别说话了，好好养着。”

大伯住了半个月的院，我们这些晚辈就在医院轮流守着，谁都不肯走。父亲和叔叔们年纪大了，我们让他们回去休息，他们也不肯，说：“那是我们大哥，我们得守着。”

那半个月，是我记忆里陈家最齐整的一次。省城的我、深圳的堂弟、县城的堂妹、外省的姑姑，还有在镇上教书的堂姐、在村里种地的堂哥，一个不落，全在。我们白天轮流陪护，晚上就挤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凑合睡。吃饭的时候，大家一起去医院食堂，或者轮流出去买，十几个人坐在一起吃，把食堂的人都看呆了，问我们是什么亲戚，怎么这么多人。

堂妹陈小雨说：“我们是我大伯的侄子侄女。”

人家问：“你们大伯什么来头，这么有福气？”

我们互相看了看，都笑了。大伯有什么来头呢？他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庄稼人，脑子还不太好使，可他让我们这些天南海北的人，心甘情愿地放下手里的一切，赶回来守着他。

大伯出院以后，落下了后遗症，右腿走路有点跛，右手也不太灵便了。不能再干木匠活了，地里的活也干不了了，每天就是在院子里坐着，晒晒太阳，抽抽烟，偶尔帮母亲剥剥蒜、择择菜。

可他的精神头很好，见人就笑，谁回来了他都高兴。他的记性好像更差了，有时候你上午到家，他下午就忘了你回来了，看见你还会惊讶地说：“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可你问他今天是几月几号，他答不上来；问他早上吃的什么，他也答不上来。可你要问他，小燕爱吃啥？他会说：“红薯干，小燕爱吃红薯干。”

十

这些年，我们陈家慢慢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逢年过节，能回来的都要回来。五一、国庆、中秋、元旦，能请假就请假，实在请不了假的，过年一定要回来。而每年的大年初一，是我们陈家最隆重的日子。

大年初一早上，所有人都要到大伯的屋子里给他拜年。大伯不会发红包——他也没什么钱——可他有一本“账”。

那本“账”是一个泛黄的笔记本，还是好多年前我在镇上上学时买的，用了几页不用了，不知道怎么就落到了大伯手里。大伯不识字，可他在那个本子上画满了各种各样的符号。他让我们每个人在本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然后他在名字后面画一些他自己才懂的标记。

我们一直不知道那本“账”是干什么用的，直到有一年大年初一，谜底揭开了。

那年大年初一早上，我们像往常一样去给大伯拜年。大伯让我们一个个站好，然后翻开那个泛黄的笔记本，对着上面的名字和符号，一个一个地“算账”。

他指着我的名字，说：“你去年给我买了一双棉鞋。”又指着堂弟的名字，说：“你去年给我买了一条烟。”又指着堂妹的名字，说：“你去年给我买了一件棉袄。”一个一个，清清楚楚，一件都没落下。

我们都惊呆了。这些东西，有的是一年多以前送的，有的是两年多以前送的，大伯居然全部记得。他记不住今天是初几，记不住自己吃了什么，可谁给他买了什么东西，他记得分毫不差。

大伯合上本子，很认真地说：“你们给我买的东西，我都记着呢。大伯没什么本事，也还不了你们什么，就是让你们知道，大伯都记着呢，忘不了。”

那一刻，屋子里安静极了。我们这些晚辈，有的红了眼眶，有的别过脸去擦眼泪。没有人说话，可每个人心里都翻江倒海的。

大伯用他那不太灵便的手，重新翻开本子，又说了一句让我们所有人都崩溃的话：“你们都是好孩子，大伯没本事，没能给你们攒下什么，连个压岁钱都给不了。大伯就对你们好，大伯心里有你们。”

堂妹陈小雨第一个哭出声来，然后是我，然后是堂弟，最后连父亲和叔叔们都红了眼睛。三十几口人，在一个不到二十平米的偏房里，哭成了一团。

后来堂妹跟我说：“哥，你知道我为什么每年都回来吗？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大伯。每次我觉得累、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我就想想大伯，想想他跟我说‘大伯心里有你’，我就觉得还能再撑一撑。”

我说我也是。

十一

大伯的故事在村里传开了，有人说他傻人有傻福，养了一群好侄子侄女。可我们心里清楚，不是我们有福气摊上了大伯，是大伯有福气摊上了我们？不不不，这话也不对。应该说，是大伯用他那种笨拙的、朴素的、没有任何技巧的方式，种下了一棵大树的根，我们这些枝叶，不过是顺着根长出来的罢了。

去年过年回老家，我又去看了大伯。他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老树皮一样深。他还是坐在院子里那棵枣树下，穿着我们给他买的棉袄，手里夹着一根烟，眯着眼睛晒太阳。

我搬了个板凳坐在他旁边，陪他说话。说了没几句，他就开始说车轱辘话，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你在外面好不好？吃饭了没有？冷不冷？”

我一一回答他，他也不管我回答什么，继续问：“你在外面好不好？吃饭了没有？”

母亲从屋里出来，笑着说：“你大伯现在就这样，翻来覆去就这几句，别嫌他烦。”

我说：“不烦，我就爱听大伯说。”

母亲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最后还是说了：“你大伯上个月又犯了一次病，比上次轻，住了几天院就回来了。医生说他这个身体，怕是……”

母亲没说完，我也没让她说完。

我握了握大伯的手，他的手粗糙得像砂纸，指甲缝里永远有洗不掉的黑色，那是干了一辈子农活和木匠活留下的印记。他的手有点凉，我就握着，给他焐着。

大伯低头看了看我的手，忽然笑了，说：“你这手，白，跟小时候不一样了。小时候你那手上全是冻疮，每年冬天都烂，我就给你搓，搓热了就不烂了。”

我说：“对，大伯给我搓过手。”

大伯又说：“你那会儿不老实，我搓手你就跑，我就追你，追上了接着搓。”

我说：“对，我跑了，你又把我抓回来了。”

大伯笑了，笑得很开心，露出一口黄牙。他的眼睛浑浊了，可笑的时候里面还是有光，那种光我小时候就见过，在枣树下、在田埂上、在村口的老槐树下，他看我的时候，眼睛里的光从来没变过。

十二

我想了很久，大伯到底给我们陈家带来了什么？

是血缘的纽带吗？是的，可血缘的纽带很多时候并没那么牢固，多少家族因为分家产反目成仇，多少亲戚因为鸡毛蒜皮的事老死不相往来。大伯不懂什么家族凝聚力的大道理，他甚至连“凝聚力”这个词都不会说，他只是用他自己的方式，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你是这个家的一份子，有人记得你，有人盼着你回来。

这看起来很简单，可在今天这个时代，这种“被记得”的感觉太珍贵了。

我们这些在外面打拼的人，每天忙得团团转，在公司和出租屋之间两点一线，认识很多人，加了无数微信好友，可真正记得我们的人有几个？真正无条件盼着我们好的人有几个？

大伯就是那个无条件盼着你好的人。你升职了，他高兴；你加薪了，他高兴；你结婚了，他高兴；你生娃了，他高兴。他不懂你在外面做什么工作，不懂什么是KPI什么是996，可他知道你在外面不容易，所以他从来不给你添麻烦，从来不向你提任何要求，你回不回来他都等着，你不回来他也不抱怨。

他只是用那种笨拙的方式告诉你：大伯心里有你。

就这一句话，抵得过千言万语。

村里有人说大伯傻，我们陈家人从来不反驳。也许在很多人眼里，大伯确实傻，傻到一辈子没为自己活过，傻到把所有的心力都花在了别人身上。可就是这个“傻子”，让我们这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家族，在这个人情日渐淡漠的时代里，依然紧紧地抱在一起。

去年过年，我们陈家三十几口人又聚在老家的院子里。堂妹陈小雨的闺女都五岁了，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堂弟陈小军刚生了个儿子，抱在怀里给我们看；我带了女朋友回来，大伯拉着人家的手看了半天，说：“好，好，好。”连说了三个好，然后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急得直搓手。

那天晚上，我们在大伯的偏房里挤着聊天，说起小时候的事，说起大伯给我们做的小板凳、炒的花生、晒的红薯干，说一件笑一阵，笑完了又沉默，沉默了又有人开口说另一件。大伯坐在床上，听我们说他，也不说话，就是笑。

父亲喝了几杯酒，话多了，说了一句让我们都沉默的话。他说：“你大伯这辈子没结婚，没儿没女，可你们这些人，哪一个不是他的孩子？”

没人接话，因为不需要接。我们心里都清楚，父亲说的是对的。

我们就是大伯的孩子。

不是亲生的，胜似亲生的。

十三

有时候我想，如果大伯脑子没问题，他可能会跟村里其他男人一样，娶个媳妇，生几个孩子，过自己的小日子。那样的话，他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我们这些侄子侄女身上。他会有自己的孩子要疼，有自己的家庭要顾，他对我们的好，可能就会打折扣。

可正因为他的“脑子有问题”，正因为他在某些方面永远像个孩子，他才能用那种纯粹的、不计回报的方式爱我们。他的爱没有边界，没有条件，没有期待，就是单纯地爱着，像一个孩子爱他的玩具一样，笨拙却真诚。

这听起来有点残忍。难道说，一个人的不幸，反而成了别人的幸运？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大伯是幸运的，因为他用他的方式，拥有了一个比很多正常人都要大的家庭，拥有了三十多个真心爱他、敬他、每年不远千里回来看他的孩子。

这种福气，不是谁都能有的。

大伯今年六十七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母亲说，他现在大部分时间都坐在院子里发呆，有时候坐一整天也不说一句话。可他看到我们回去的时候，还是会笑，还是会说“回来了”，还是会从柜子里掏出那些不知道什么时候准备好的花生、红薯干。

每次离开老家的时候，大伯都会送我到村口。他拄着拐杖，站在那棵老槐树下，看着我上车。我上了车，从后视镜里看他，他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模糊的黑点，消失在道路的尽头。

我在车上总是忍不住哭。不是难过，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像是感动，又像是心疼，又像是一种深深的、无法言说的不舍。

我知道，总有一天，大伯会离开我们。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陈家会变成什么样。会不会从此就散了？会不会逢年过节再也不回那个破落的老家院子了？我不敢想，也不愿意想。

可我知道一件事：只要大伯还在一天，我们就会回去一天。而就算有一天大伯不在了，他留给我们的那些东西——那本泛黄的笔记本、那些炒花生的味道、那些生日的祝福电话、那些笨拙却真挚的“大伯心里有你”——会一直在我们心里，一代一代传下去。

这就够了。

十四

前些天我又回了一趟老家。大伯的状态不太好，瘦了很多，说话也有点含糊不清了。母亲说他最近吃饭不好，一顿就吃几口，人瘦得厉害。我听了心里难受，去镇上给他买了点软和的糕点，他咬了一口，嚼了半天，咽下去了，又咬了一口。

他忽然问我：“你小时候，我给你做的那个板凳，还在不在？”

我说：“在，还在偏房里放着呢。”

他点了点头，说：“那个板凳结实，能用一辈子。”

我说：“对，结实。”

他又说：“你小时候嫌那个花丑。”

我笑了，说：“不丑，一点都不丑，好看。”

大伯看了我一眼，浑浊的眼睛里似乎有泪光，又似乎没有。他说：“丑就丑吧，结实就行。”

这句话他当年说过，现在又说了一遍。我忽然明白了，大伯一辈子就是这句话。他做的板凳可能不好看，他这个人可能不聪明，他做的事情可能不那么漂亮，可是结实，实实在在的，用一辈子都不会散架。

他对我们这个家的爱，也是这样。

结实。

用一辈子，都不会散架。

十五

在村里，大伯是个不起眼的人。他没文化，没本事，没家产，连个媳妇都没娶上。走在路上，你都不会多看他一眼。可在我们陈家人心里，他是顶天立地的。

村东头的王大爷不理解，问父亲：“你家那个傻大哥，怎么你们家孩子都那么亲他？”

父亲想了想，说：“因为他亲我们。”

王大爷说：“亲有什么用？他又没钱又没势。”

父亲笑了笑，说：“有些东西，比钱和势重要。”

王大爷摇摇头，觉得父亲说的不对。可父亲懒得跟他解释，有些事情，不是陈家人，不会懂的。

我曾经试图跟外人解释过大伯的事情，可我发现很难。因为大伯的故事太平淡了，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没有什么跌宕起伏的情节，就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一些柴米油盐的日常。这些事说出来，别人听了可能觉得“就这”？可就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一点一点地堆起来，成了一座山，压在我们每一个陈家人心里，沉甸甸的。

也许这就是中国式家族情感的样子。不是轰轰烈烈的，不是荡气回肠的，就是一日三餐，就是家长里短，就是你给我做一个小板凳，我给你买一双棉鞋，就是你记得我爱吃花生，我记得你怕狗，就是每个大年初一挤在一个小屋子里哭成一团，就是分开的时候站在村口目送到看不见。

这些事太普通了，普通到不值得写进故事里。可就是这些普通的事，撑起了一个家族几十年的延续，让三十多口人在这个越来越冷的世界上，还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还有一些可以无条件爱你的人。

十六

我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正在省城的出租屋里，窗外是万家灯火。我给母亲打了个电话，问大伯在干什么。母亲说在院子里坐着，刚抽完一根烟，现在在打盹。

我说：“让大伯接个电话。”

母亲把电话递过去，说：“守田，你大侄子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然后是大伯含糊不清的声音：“喂？”

我说：“大伯，是我。”

他说：“嗯。”

我说：“大伯，你吃饭了没有？”

他说：“吃了。”

我说：“吃的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