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穿透表象的再审挑战与律师的证据使命
在民事再审程序中，基础法律关系的定性往往是决定案件走向的“阿基里斯之踵”。尤其在投融资领域，当事人出于规避监管、增信等目的，频繁采用“名股实债”或“名为股权转让、实为借贷”的交易架构。一旦发生纠纷，一、二审法院若仅拘泥于合同文义，极易将实质上的借贷关系误判为股权投资，导致当事人在承担经营风险的名义下丧失还本付息的请求权，或者在非法资金拆借的定性下面临合同无效的不利后果。
当前司法实践的主流趋势是坚持实质重于形式的穿透式审查原则，但再审程序的封闭性与严苛性使得纠错难度剧增。如何在再审或二审阶段推翻原审对法律关系的错误定性，成为考验律师专业功底的试金石。本文将系统探讨以下三个核心问题：其一，再审程序中法律关系定性的审查逻辑有何特殊性？其二，“名股实债”在审判实务中的甄别标准与典型案例启示；其三，合同定性转化后的效力评价与责任承担。作为【上海再审律师】，笔者深刻体会到，在此类复杂疑难案件中，律师在证据收集、组织与质证中的核心作用，不仅是寻找“新证据”，更是以系统性证据链重构案件事实，从而实现再审逆转。
主体第一部分：民事再审程序的法律关系审查特殊性
民事再审并非普遍的救济程序，其具有明显的补充性与纠错性。在“名股实债”纠纷中，再审程序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法定事由的严格羁束。依据《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当事人申请再审必须符合法定的再审事由。在法律关系定性争议中，原审“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或“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是最常被援引的再审事由。然而，若申请人在原审中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名为股权转让、实为借贷”的真实合意，再审法院往往会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申请。这就要求律师必须在再审审查阶段，精准切入原审证据体系的漏洞。
其次，穿透式审查的职权主义倾向。相较于一审对当事人处分原则的尊重，再审法院在面对“名股实债”这类可能涉嫌规避监管、逃废债务或虚假意思表示的案件时，更倾向于依职权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在多起再审案件中明确，人民法院认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应当拘泥于合同使用的名称，而应当根据合同约定的内容，并结合缔约背景、交易目的、交易结构、履行行为等事实认定当事人之间的实际民事法律关系。这种职权主义的探求，为律师通过新证据或新视角推翻原审定性提供了制度空间。
主体第二部分：名股实债的甄别标准与再审证据重构
在“名为股权转让，实为企业间借贷”的案件中，再审申请人面临的最大痛点是如何用证据撕开“股权”的面纱。审判实务中，法院通常从合同目的、权利义务内容及实际履行行为三个维度进行微观剖析。
常见争议问题一：合同目的与收益模式的实质性背离
审判实务认定：股权转让的核心特征是“共担风险、共享收益”，而借贷的核心特征是“固定收益、不担风险”。如果协议约定一方出资后，无论公司经营情况如何，均按标准计算并享有固定投资收益，且不承担经营亏损风险，则应当认定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为“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尤其在企业间资金拆借中，若存在保底条款或刚性兑付安排，股权往往沦为借款的担保物。
典型案例引证与评析：在最高人民法院审查的某投资合作协议纠纷再审案中，协议明确约定“若因甲方经营管理不善导致项目亏损，乙方无需承担经济损失，且仍按照协议中的固定收益标准获取回报”。最高院认为，该约定不具备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投资合作特征，虽工商登记变更乙方为股东，但甲方未能证明乙方参与公司实际经营管理，最终认定涉案款项实为借款。又如江西南昌西湖区法院审理的案件中，收条虽载明“股权转让款”，但约定“股息1分”，法院结合转让人未征求其他股东意见、受让人仅收取利息等事实，认定实为民间借贷。
律师证据重构技巧：作为【上海再审律师】，在代理此类再审时，必须着重收集和组织三类证据：一是缔约阶段的沟通记录（如微信聊天、邮件、会议纪要），证明双方真实意思是融资而非转让股权；二是收益支付的财务凭证，证明所谓的“分红”实际上是按期、按固定利率支付的利息；三是公司治理参与的缺位证据，如证明“股东”从未行使过知情权、表决权，未被列入股东名册等。
常见争议问题二：股权转让程序瑕疵与履行行为的反常
审判实务认定：合规的股权转让需经历股东会决议、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变更登记等程序。若所谓的股权转让未履行上述程序，或者转让价格显著偏离公允价值，且受让方未接手公司管理，则极有可能被认定为借贷担保或虚假意思表示。特别是在股权让与担保情形下，名为转让，实为担保，担保权人仅为名义股东，不实际享有股东权利。
典型案例引证与评析：在江西高院审理的熊志民等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中，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了变更登记，但原告主张实为借款担保。虽然一审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未支持让与担保的主张，但该案反映出，即便具备股权转让的外观，若存在“以债务清偿为股权返还条件”“转让后原股东仍行使股东权利”等特征，仍应认定为股权让与担保。在最高法(2019)最高法民终133号案中，最高法进一步明确，当事人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方式为借贷担保，属于让与担保，不违反法律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应认定有效，且担保权人对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
律师证据重构技巧：在再审程序中，律师应敏锐捕捉原审遗漏的关键事实。例如，若股权受让方未支付合理的对价，或支付款项的流水摘要明确标注为“借款”，这就是推翻原审的关键新证据。同时，应申请法院调取目标公司的公章交接记录、董事会决议签名等，以证明受让方并未真正接管公司，从而印证股权转让的虚假性。
常见争议问题三：法律关系穿透后的效力评价与后果处理
审判实务认定：“穿透”并非终点，定性为借贷后的效力评价才是再审博弈的深水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企业之间为生产、经营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有效，但若属于非法资金拆借（如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转贷等），则合同无效。合同效力不同，法律后果截然相反：有效借贷支持本金及法定限度内的利息；无效借贷则按过错返还本金及资金占用费，约定的溢价回购款将得不到支持。
律师证据重构技巧：若代理出借方（再审申请人），律师需举证证明出借资金来源合法，系企业自有闲置资金，且用于对方生产经营，从而主张借贷合同有效，争取最大化利息收益。反之，若代理借款方，则应深挖对方资金的银行流向，核查是否存在高利转贷或职业放贷人的迹象，力求认定合同无效，从而削减高额利息负担。
结语与风险防范建议
“名为股权转让，实为借贷”的纠纷，在再审程序中往往呈现出证据繁杂、法律关系错综的特点。基于前述分析，针对不同主体，提出以下实务风险防范与策略考量：
缔约期的证据固权：在设计“名股实债”交易架构时，务必在主协议之外，通过补充协议或备忘录明确“借贷”的真实合意及担保安排，避免陷入有名无实的股权陷阱。确保款项流转备注清晰，切忌混用“投资款”“股权转让款”与“借款”等表述。
举证时限的精准把控：在二审或再审中，新证据的提交时机至关重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逾期举证可能面临罚款甚至证据失权的风险。律师应在法定期限内，将足以推翻原审定性的关键证据（如隐蔽的还款付息流水、内部决议文件）及时提交。
质证策略的“剥洋葱”法则：面对对方抛出的工商登记、股东会决议等形式证据，应从实质履约层面进行反质证。重点关注是否实际参与经营、是否承担亏损风险、收益是否固化等核心要素，逐层剥离其股权外衣。
效力防御的双线准备：在主张借贷关系的同时，必须对借贷合同的效力做出预判与准备。特别是企业间借贷，要对资金来源的合法性进行自查与他查，防止胜了定性之战，却败于效力认定。
在复杂的商事博弈中，法律关系的表象往往具有极强的欺骗性。唯有以严密的证据链为基石，方能刺破面纱，直达真相。关注私信可免费获得再审或二审完整材料清单。具体案件需要咨询专业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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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强律师｜商事诉讼律师｜专注民事二审、再审｜全国业务｜免费评估可行性
介绍：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北京大学法律硕士，15年执业经验，代理600+案件；
领域：公司股权/合同/金融与资管/商事等纠纷，专注复杂疑难案件的二审、再审和抗诉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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