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工业题材一直是天津作家情有独钟的书写领域，天津的工业文学流脉源远流长。新中国成立之后，孙犁主持《天津日报》副刊期间，开始倡导工人写作。在新时期文学中，蒋子龙、肖克凡等均有代表性作品闻名全国。近年来，以工业文学创作而为大家所瞩目的则有武歆为代表。他先后出版了《三条石》《赶路》《师傅》三部作品，采用不同体裁表现天津工业文化，书写出新时代的津味儿工业文学。
在天津，许多工业文学的作者都有切身的工厂经历。这种体验绝非蜻蜓点水式的到此一游，而是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他们许多人都曾将最好的年华献给了工业建设，武歆也不例外。高考落榜后，18岁的武歆进入工厂，作为一名铆工工作了6年。这6年在他的生命中刻下了深刻的烙印，也成为他日后工业文学创作用之不竭的富矿。他曾说：“我要用更多文学体裁来表现工人的精神气质，借以抒发我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工人情结’。”（《“工人情结”与我的写作》）数十年的写作生涯中，他再三回顾，从各种角度深耕工业文化。从切身体验到文字书写，中间间隔着作者的想象与创造。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现代科技的变革，当沉重的工业劳动方式逐渐远去，过往的痛苦体验逐渐变得轻盈。他的创作，最终在个人和社会怀旧思潮的双重影响下，成为记录过往工业文明与天津地域文化的华美篇章。
回顾武歆早期的工业文学写作，最初集中在中短篇小说，比如《天车》《风砂轮》《抓贼》等作品，揭示出相对单调的工厂劳动对个体的异化，描摹了工厂中微妙的权力关系与人情世故，展现了工厂改革中个体面临的种种困境。篇幅限制使得这些作品常常只能表现工人生活的某些横截面。而近年来，随着写作功力的日益深厚，武歆在工业文学领域已然做好了充分的创作准备。他不再满足于揭示时代漩涡中小我人性的渐变，而是将创作的中心点从小我转移到了大我。从纵向的维度来看，这些作品偏爱以个体的成长经历串联起时代社会的变迁。比如长篇小说《赶路》，通过小人物纪洪寿的人生经历，以其职业身份从农民—鞋匠—工人的变化，间接揭示出近百年来天津工业发展的脉络；而横向维度上，作者则着力挖掘天津地域的文化底蕴。跟随着主人公的活动轨迹，通过细致描写其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天津的人文景观、民风民俗甚至方言俚语等都自然地铺展开来。经纬交错、绵密细致的书写，使作品整体呈现出厚重的史诗特质。
武歆的工业书写，尤其是散文集《师傅》，为津味儿奇人增添了一个新的谱系——工人形象。工业文化，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大机器生产、流水线的运转都要求工人必须遵守严格的秩序与管理。传统的工人形象叙事中，人多被书写为依附于机器的劳动者。他们被迫适应机器运转的节律，忍受沉重的体力劳动，甚而自身似乎也被异化成了机器的一部分。而武歆笔下的工人师傅，骨子里更像是工匠。以往津味儿文学中的许多奇人形象其实大都属于传统工匠的范畴。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工匠包含的门类虽然有所变化，但其内在追求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却一脉相承。散文集《师傅》中，武歆就为读者塑造了一群“驯服”现代机器的奇人。他们熟练掌握了各种机器的精密规律，工作中仿佛庖丁解牛一般神乎其技。这些工人师傅堪称现代版的奇人。他们推崇技术，不仅胜任本职工作，更是心灵手巧，擅长利用各种废弃材料制作生活用具。他们饱含创造的激情，用勤劳的双手和踏实的劳动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尽管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但历史的尘埃掩盖不住这片土地培育出的熠熠群星。武歆的深情书写，使这些工人形象和他们的技艺都鲜活地留在了人们心中。
对文学来说，趣味是衡量作品艺术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而地方色彩是构成文本趣味的一种重要方式。当武歆将天津地域文化浸润到其工业书写的方方面面，这些工人师傅的形象生发出了特有的津味儿底蕴，散发出迷人的光辉。地方色彩并不一定意味着狭隘，生动细腻的区域书写往往更能以小见大，于普遍性中让人们看到人类文明的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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