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莎士比亚到J.K.罗琳——英国文学家肖像与名迹展”3月18日登陆上海博物馆东馆，展览将持续至7月13日。其打破传统文学史时间顺序的布展方式提醒我们文学正典的社会建构属性，并鼓励参观者尝试不同路径走入英国文学。
“从莎士比亚到J.K.罗琳——英国文学家肖像与名迹展”展出了从文艺复兴以来五百年间82位英国作家的肖像画和135件与他们创作相关的藏品，其中不乏珍贵的手稿和初版图书。这次展览源起于去年4月出版的同名图书《作家揭秘——来自英国的藏品和伦敦国家美术馆的珍宝》，作者正是这次展览的两位策展人，分别任职于英国国家肖像馆和英国国家图书馆。展览延续了书的布局，分为五个部分：文心追迹、成名之路、冲破樊笼、声名赫赫、改写世界。不少展品会让熟读英国文学史的人为之心动，包括1616年出版的本·琼生第一对开本、1688年出版的阿芙拉·贝恩的小说《奥鲁诺克》、同年出版的约翰·弥尔顿的史诗《失乐园》、托马斯·哈代的小说《德伯家的苔丝》的手稿、1623年出版的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远大前程》的手稿、1797年简·奥斯丁小说《傲慢与偏见》的首版、1518年出版的托马斯·莫尔的拉丁文第三版《乌托邦》、伊丽莎白·布朗宁的诗歌《圭迪之窗》的手稿、W.H.奥登的诗歌《葬礼蓝调》的手稿。
此次布展并没有按照英国文学发展的时间顺序，这可能给习惯从文学史角度接触英国文学的参观者们带来一些小小的困扰。但这一打破传统文学史时间顺序的布展方式提醒我们文学正典的社会建构属性，并鼓励参观者尝试不同路径走入英国文学。自清末民初外国文学译介到中国，我国读者了解英国文学大致分为三种路径：通过英国文学的中译本了解世界，通过系统学习英语文学了解世界文学，在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引导下阅读英国文学。也许只有当我们摒弃文学史这一较为狭窄的专业视角，思考英国文学如何走入近现代中国人的阅读体验时，才能理解中国迈向现代的进程。因此，从英国小说这一大众读者热衷的文类在近现代中国的传播路径来观摩这次展览，也许会是一种颇有启发的看展方式。
“以译举政”：福尔摩斯故事
我们不妨从本次展出的唯一一幅讽刺漫画开始，画中的两个主角在中国家喻户晓，这就是漫画《阿瑟·柯南·道尔爵士》，由伯纳德·帕特里奇于1926年为英国幽默讽刺周刊《笨拙》创作。画中侦探作家柯南·道尔体型巨大，他两手紧握坐在一张小凳子上，紧锁双眉似乎在屏息挣脱什么，原来他的双脚戴着镣铐，而镣铐的锁链被边上个头小一半的夏洛克·福尔摩斯紧紧拽在手中。这幅漫画风趣地描绘了道尔被自己创造的人物福尔摩斯所禁锢，试图挣脱，却始终未能如愿。
1887年，道尔的第一部福尔摩斯故事《血字的研究》出版，此后他在《斯特兰德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福尔摩斯故事。在这幅漫画的右边展柜中陈列着英国国家肖像馆海因茨档案馆和图书馆收藏的1893年《斯特兰德杂志》第六卷中道尔创作的《最后一案》。开篇华生写道，“我带着沉重的心情提笔写下这最后几行字，希望以此记录我的朋友夏洛克·福尔摩斯非凡的才华”。故事左侧插画中福尔摩斯和莫里亚蒂在瑞士莱辛巴蒂瀑布边的悬崖上搏斗，在这场最后的搏斗中福尔摩斯和罪犯双双坠亡。道尔试图在《最后一案》里“杀死”自己笔下的人物，从而让自己从这一系列侦探故事中解脱出来，以便将精力投入到更为严肃的文学创作中去。福尔摩斯之死在当时英语世界的读者中引起了一场风波，读者纷纷退订《斯特兰德杂志》，导致杂志濒临倒闭。1901年，道尔在众多读者的恳求和压力之下重新开始创作福尔摩斯系列故事。
1859年，阿瑟·柯南·道尔出生在苏格兰爱丁堡。从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毕业后，道尔成为一名随船外科医生前往西非沿海城市。1885年，道尔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和行医资格，在英格兰的朴茨茅斯开办诊所。他大学时代就写过短篇小说，刚开办的诊所陷入经营困难时，便重新投入小说创作。1886年，他用三周时间完成了《血字的研究》并以25英镑售出此书版权，这在当时可算一笔颇为丰厚的报酬，同年11月小说出版。道尔对医学发展前沿领域有着浓厚兴趣，曾经前往维也纳学习眼科知识，支持疫苗普及。他也特别关注社会正义，创建犯罪俱乐部研究犯罪心理、参与案件调查、资助遭受冤案错判的当事人重新收集证据、提出申诉、最终洗清罪名，并因此推动刑事上诉法院的建立。
侦探小说非严肃文学，在西洋文学研究中被称为类型小说，即按照一定套路构建情节的小说，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又称通俗小说。鸦片战争后，翻译和阅读外国文学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了解世界的重要途径。1873年，第一部由中国译者翻译的英国小说《昕夕闲谈》（今译《欧内斯特·马尔特拉夫斯》）是一部政治小说，虽然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大力宣扬小说的政治功能、倡导翻译外国政治小说以“开启民智”，但令人意外的是，侦探故事才是晚清民初最受欢迎的汉译外国小说门类。1896至1897年，《时务报》的编辑张坤德用文言翻译了道尔的四则福尔摩斯故事：《英包探勘盗密约案》（今译《海军协定》）、《记伛者复仇事》（今译《驼背人》）、《继父诓女案》（今译《分身案》）和《呵尔唔斯缉案被戕》（今译《最后一案》）。这四个故事很快引起了中国读者的兴趣。1902至1918年，福尔摩斯侦探故事悉数译成中文，许多故事还出现了多个译本，译本数量达三百多种。20世纪初，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大东书局、上海世界书局都出版过福尔摩斯全集，其间甚至出现了大量仿写的侦探小说。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指出侦探小说与中国公案和武侠小说“有许多脉搏互通的地方”，所以在一两篇试译成功之后，“便风起云涌互应起来”，以至于当时的译者中几乎人人译过侦探小说。
不同于晚清小说中的乡镇风貌，福尔摩斯侦探故事常以大都市为背景，为中国广大读者展现了一幅想象中的现代社会景致。清末民初的中国译者们大抵对柯南·道尔的医学背景、丰富的旅行经历和对正义的不懈追求不甚了解，但福尔摩斯收集考察证据、依靠逻辑推断线索、依据法理判案，这些办案方式和公案小说里依据传统伦理纲常判案大为不同。这其中包含了对科学、对理性、对民主与法制的信念。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号召中国译者多翻译政治小说“以译举政”，他可能没有料到这一想法意外地在清末民初翻译出版的大量福尔摩斯故事中得以实现。
战胜历史“巨浪”：《鲁滨逊漂流记》
本次展览中另一位让参观者们都倍感熟悉的作家是《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丹尼尔·笛福。笛福的肖像画是“声名赫赫”板块的第一件展品，这是英国国家肖像馆收藏的一幅用于书籍出版的黑白线刻画，画中这位衣着华丽的作家神情自若地看向右前方。笛福1660年出生在伦敦一个商人家庭。他做过各种赔钱的生意，同时创作了大量诗歌、政治论战散文和十几本小说，还创办过杂志，但也因债务和政治立场多次身陷牢狱。笛福在年近六十时才创作了《鲁滨逊漂流记》，故事基于被船长遗弃在太平洋中孤岛上的一个水手之经历。小说在英格兰出版当年就重印了四次，到19世纪末《鲁滨逊漂流记》成为印刷次数和译本数量最多的西方小说。
在笛福肖像画右边的展柜中摆放着这本小说1719年的首版。右侧扉页上印着小说全名《约克郡水手鲁滨逊·克鲁索的生平及其奇特的冒险经历：他是一次海难中唯一幸存者，被冲上岸独自一人在美洲海岸奥罗诺克河口附近的一座孤岛上生活了二十八年，最终被海盗奇迹般地营救回来，本书由他本人撰写》。左边扉页上是一幅插图，图中鲁滨逊悠闲地站在岛上，他身穿自制的羊皮衣裤，肩上扛着两把长枪，腰间挎着一把剑，脚下左前方躺着一颗海星。而他背后就是波涛汹涌的大海，一艘船只正在巨浪中颠簸。前景中主人公怡然自若的神情和背景里惊心动魄的海上风暴形成的鲜明对比，似乎正是这部小说内容的视觉化呈现——孤身一人的水手鲁滨逊如何在恶劣动荡的环境中安身立命。小说以第一人称展开叙事，展现了主人公的工具理性思维和个人主义精神。笛福在创作时是否意识到：他笔下人物面临的挑战在某种程度上是光荣革命后资本快速扩张的历史背景下每一个英格兰人面临的挑战？今天我们无法了解。但显然这本小说在清末译介到中国时，译者们在其中看到了当时国人身处的民族国家存亡之危机，而鲁滨逊的冒险精神被视作战胜历史“巨浪”的有效手段。
1902年沈祖芬用文言完成这部小说的翻译，取名《绝岛漂流记》出版，是鲁滨逊故事最早的中译本。沈祖芬出生在浙江钱塘，其父兄投身维新变法，兄长沈祖绵赴日留学，并积极引入西学。沈祖芬自幼接受儒家传统教育，但因患有足疾而放弃仕途学医。1895年，其父之友实业家汤寿潜路经上海，与沈祖芬谈及甲午之败，痛心疾首，认为中国战败的主要原因是“不知外情”，而了解“外情”的首要条件是“知其文字”。沈祖芬当即放弃学医，用六年时间专攻英文，学成后一边在苏州、上海、扬州学堂教授英文，一边投入翻译工作。据考证，沈祖芬很可能参考了19世纪末日本出版的多个西洋小说译本，据此决定选择翻译什么小说。
这一筛选过程与张坤德翻译同时期刚出版就风靡欧美的福尔摩斯侦探故事很不同。沈祖芬的选择并不是为了娱乐读者或追赶世界文学潮流，而是饱含着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激励民众之愿望。沈祖芬在《绝岛漂流记》的译者志中介绍翻译这本小说的目的：“在西书中久已脍炙人口，莫不家置一编，法人卢骚谓教科书中能实施教育者，首推是书。”这与梁启超在同一时期倡导以小说为教育国民工具的思想不谋而合。学界对沈祖芬翻译策略的诸多研究都注意到这个节译本虽倡导个人勇气和冒险精神，但有别于原作突出个人主义、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政治立场与价值取向，《绝岛漂流记》通过删减原文和改写，将民族振兴和报国尽孝作为主人公冒险的驱动力。
影视引发的奥斯丁热：《傲慢与偏见》
展厅中勃朗特姐妹和简·奥斯丁的肖像画前总是围着一群参观者，她们的作品是20世纪以来最为中国读者熟知的英国小说。英国国家肖像馆收藏的画作《安妮、艾米莉和夏洛蒂·勃朗特》出自夏洛蒂的弟弟帕特里克·布兰韦尔·勃朗特之手，作画时他才十七岁。这是唯一存世的三人肖像画。画作中艾米莉和夏洛蒂中间隐约可以看到第四个人物，人们猜测布兰韦尔最初把自己画在了正中间，后可能自认才华远输三位姐妹，便用颜料把自己涂抹掉。
勃朗特姐妹出生在英格兰北部约克郡西端丁的霍沃思村里一个穷苦牧师家庭。传说她们的父亲一次外出后带回一套士兵小偶人，三姐妹各自认领一个士兵开始为其编写故事，这成了她们少年时最快乐的游戏。在那个文坛由男性作家与出版商主导的时代，三姐妹分别用笔名出版了《简·爱》《艾格尼丝·格雷》和《呼啸山庄》。从上个世纪20年代起，《简·爱》在中国就出现了多个译本。1926年，周瘦鹃的汉译缩写本《重光记》收入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周氏翻译小说集《心弦》。这本集子也是他策划且主编的丛书“我们的情侣”中第四册，丛书另几册选编了元代和近代爱情词曲，又收录了各类爱情轶事传说。时至今日，我们则更能体会《简·爱》不仅是一部爱情小说。
展厅中，奥斯丁的肖像和莎士比亚、狄更斯、J.K.罗琳的肖像一起摆放在“声名赫赫”板块中央同一个展区。这是一幅尺寸非常小且未完成的水彩画。金色画框分外耀眼，相比之下奥斯丁的肖像显得有些苍白。画中仅奥斯丁的面部完成了上色，她的帽子和衣服只浅浅地勾勒出轮廓。参观者需按下展柜上一个按钮，画作上方的灯才会亮起照在奥斯丁的面部。整个展厅中只有这幅略显苍白的肖像时不时陷入一片昏暗，不禁让人想到奥斯丁的文学地位和人们对其小说的理解也总是处于一种忽明忽暗的变化中。
肖像下方的展柜里，陈列着小说《傲慢与偏见》1797年首版第一卷。奥斯丁终身未婚，也从未远游，一直和家人住在一起，过着深居简出的日子，但她却创作了一系列以爱情和婚姻为主题的小说，至今令读者着迷——1995年，李安导演的电影《理智与情感》和英国广播公司拍摄的电视剧《傲慢与偏见》在全球引发奥斯丁热。其实，奥斯丁在去世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已逐渐被淡忘，一战结束后，英国学界才对奥斯丁作了“再发现”，其实质是大英帝国逐渐衰落时以温馨乡村生活对民族性的重新建构。二战之后，文学批评理论逐渐兴起，奥斯丁的作品因简明的风格沦为英美文学批评理论实践的阵地，这其中我们看到文学批评学科化似乎让奥斯丁小说的阐释与其轻松幽默的文风、“淡淡的讽刺”、细碎却真切的日常越来越远。
在影视作品引导下去阅读文学原作通常被认为是进入文学“不入流”的方式，但这的确让英国小说再一次成为中国读者爱不释手的读本。所谓的误读与“不入流”之评价根植于作为学科的文学评论与研究，而英国小说在中国传播的路径却向我们证明，文学不仅限于专业评论和文学史编撰，文学显然具有更为广博且流动的形态。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在诗歌《天真的预言》中写道，“一粒沙子看出世界”，“在你掌里盛住无限”。倘若将译介英国文学比作中国迈向现代之历史进程中的一粒细沙，那它定会让中国读者从中看见更广阔的天地。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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