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那个写下“大江东去”的文坛巨擘，一夜之间沦为御史台死囚，在阴暗潮湿的牢狱中，等着一把屠刀落下。
他也曾拼命求救，写给昔日交情深厚的同僚、如今身居高位的朋友，可书信送出，大多石沉大海。有人避之不及，有人沉默不语，真正豁出性命为他奔走的，偏偏是他无意相助过的小人物，和始终不离不弃的至亲弟弟。
彼时的御史台大牢，终年不见天日，墙壁上满是斑驳霉迹，刑具的冷光透着刺骨寒意。苏轼被关在狭小的囚室里，一身囚服沾满尘土，往日里洒脱不羁的神采荡然无存。
几个月前，他还是湖州知州，到任后感念皇恩，写下《湖州谢上表》，一心想着为官一方、牧养小民，闲暇时吟诗作赋，快意自在。
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笔下几句牢骚，几句对时局的感慨，会变成置自己于死地的罪证。苏轼这一生，才华盖世，二十出头进士及第，名动京师，本想凭着一身才学辅佐君王、造福百姓，可偏偏遇上变法风云，朝堂新旧两党争斗不休。
他看不惯新党激进变法扰民，也不认同旧党一味抵制，始终坚守本心，有话直说，有不满便写进诗文，从不藏着掖着。
早年在京城，他是文坛领袖，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文人墨客，无不以结识他为荣。王安石变法时，他直言上书反对，被贬离京；辗转各地为官，政绩斐然，可那份文人的耿直，从未改变。
他不懂官场圆滑，不懂趋炎附势，只知道凭良心做事，凭真心交友，也因此结识了无数同僚好友，其中不乏后来身居要职之人。
当年在京师，他与章惇等人相交莫逆，饮酒赋诗，畅谈天下大事，彼此欣赏才情，互为知己。那时候的他们，没有权力纷争，没有立场对立，只谈诗文，只论理想，谁也不曾料到，多年后，一个身陷囹圄，一个位高权重，昔日情谊，竟变得一文不值。
变法的浪潮愈演愈烈，新党掌权，李定、舒亶等人为了打压异己，盯上了苏轼。他们从苏轼的诗文、谢表中挑挑拣拣，断章取义，罗织罪名，弹劾他讥讽圣上、诽谤新法，一时间，朝堂之上喊杀声一片。宋神宗虽爱惜苏轼才华，却架不住群臣轮番弹劾，最终下旨，将苏轼从湖州缉拿进京，打入御史台大牢。
抓捕之时，官差气势汹汹，百姓围堵相送，苏轼还没来得及交代后事，就被押上囚车，一路颠簸赶往京城。沿途百姓唏嘘不已，谁能想到，一心为民的好官，竟会因为几句诗文沦为阶下囚。
入狱之后，审讯严苛，新党之人恨不得将他置于死地，一遍遍逼供，一遍遍搜罗罪证，牵连了司马光、苏辙等数十位好友。苏轼在牢中受尽折磨，身心俱疲，他知道自己凶多吉少，甚至和儿子约定，以送鱼为信号，若有死讯，便送鱼前来，好做最坏的打算。
生死关头，苏轼想起了昔日好友章惇。此时的章惇，深得朝廷信任，身居高位，说话颇有分量。他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写下书信，诉说自己的冤屈，念及往日情分，恳请章惇能在朝堂之上为自己说一句公道话，救自己一命。
书信送出后，苏轼日日期盼，可等来的，却是无尽的沉默。章惇收到了书信，却始终没有任何动作，既没有为苏轼辩解，也没有暗中相助，仿佛那个在牢中等死的文人，与自己从未有过半点交情。
不是章惇不念旧情，是他太懂官场的残酷。他是新党重臣，与李定等人同属一派，若为苏轼这个“旧党余孽”求情，便是站在了整个新党的对立面，不仅救不了人，还会把自己拖入深渊。
他半生打拼，好不容易走到如今的位置，不敢赌，也不能赌。权力场上，立场永远大于私情，昔日的诗文之交，在政治斗争面前，不堪一击。
苏轼没有等来章惇的援手，却等来了另两份生机。一份来自弟弟苏辙，苏辙甘愿辞去官职，为兄长赎罪，一次次上书求情，言辞恳切，感动朝堂；另一份来自太皇太后曹氏，她病重之际，感念苏轼才华，劝说宋神宗爱惜人才，不可滥杀无辜。
还有当年被苏轼无意举荐、受过他恩惠的人，也冒着风险为他奔走呼号。正是这些人的坚持，终于打动了宋神宗。最终，苏轼免去死罪，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彻底远离权力中心。
出狱那天，苏轼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出御史台大牢，回头望向那座阴森的牢狱，心中百感交集。他这一生，才华满身，交友无数，可生死关头，那些平日里把酒言欢的高官好友，大多避之不及，真正救自己的，是至亲、是念旧恩的小人物、是惜才的长辈。
后来，苏轼在黄州开荒种地，写下《赤壁赋》《定风波》等千古名篇，看淡了官场沉浮，看透了人情冷暖。而章惇，依旧在朝堂之上平步青云，权倾一时，两人再无往日情谊，终究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苏轼的诗文流传千古，被世人代代传颂；章惇的政绩，也留在了史书之中。只是后人再读乌台诗案，总会想起那段冰冷的往事：一个在生死边缘挣扎，一个在高位冷眼旁观。
文人的赤诚，遇上官场的凉薄，终究是抵不过权力的算计。苏轼始终是那个心怀赤诚的文人，而章惇，早已变成了深谙官场规则、舍弃私情的政客。
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不同的选择，一个选择坚守本心，一个选择保全自身，这段往事，也成了历史上最让人唏嘘的人情冷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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