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2月21日，广州黄埔军校筹备处突然乱作一团，蒋介石的秘书王登云当众宣布，蒋先生决定停办军校，筹备处立即解散，还给在场人员发了遣散费。参与筹备的当年人后来回忆，很多人当场坚决反对，可蒋介石早已留下辞呈，悄无声息离粤赴沪，转道回了奉化老家。此时距离军校计划开学只剩三个月，孙中山震怒之下连下数道急电催他返岗，蒋介石却始终不为所动。

请君入局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孙先生会选中蒋介石执掌黄埔军校，绝非一时兴起，而是经过了数年的观察与权衡。
1922年陈炯明叛变，孙先生被困永丰舰，身处上海的蒋介石星夜兼程赶赴广州，登舰陪孙中山度过了42天九死一生的险境，这份患难与共的忠诚，让孙中山彻底放下了对他的戒备，曾直言“有介石在，所以我就很放心了” 。
除此之外，蒋介石有保定军校、日本振武学校的正规军事教育背景（虽然这些背景如今成疑），有一定的实战指挥经验，1923年还毛遂自荐带队赴苏联考察红军建设与军事院校体系，带回了完整的新式建军方案，这些恰好契合孙先生创办革命军校的核心需求 。
当时国民党内军事人才奇缺，再加上张静江等元老的力荐，蒋介石成了最合适的人选，只不过最初孙先生内定程潜为校长，蒋介石仅为副校长 。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语人无二三。蒋介石之所以在筹备关键期撂挑子走人，核心是权力预期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再加上他骨子里敏感多疑、自负又自卑的复杂性格。
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老蒋不仅没能入选执行委员，连候补委员都没捞到，政治上备受冷落，觉得孙先生只让他专心办学，不让他触碰党政核心权力。
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自己要屈居程潜之下当副校长，等于给别人做嫁衣裳，这是他绝不能容忍的。
当时广州的财政大权被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把持，廖仲恺每天都要等军阀抽大烟时才能周旋出一点办学经费，蒋介石看着筹备工作处处受限、处处受气，心里本就积了一肚子火 。
再加上他本就对当时相关政策心存不满，觉得办军校处处受掣肘，而他此前在粤军任职时，就先后十多次以辞职表达不满，这次他同样想用以退为进的方式，逼孙中山给他全部的军校掌控权。

轮番上阵进行说服
事辍者无功，耕怠者无获。蒋介石甩手走人之后，孙先生第一时间就做出了反应，他严词驳回了蒋介石的辞呈，明确表示不准辞职，同时任命廖仲恺代理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当众强调“办黄埔是党要办的，而且一定要办成”，绝不能因为蒋介石的离开就半途而废 。
孙先生接连给蒋介石发去数封急电，语气从最初的规劝慢慢变得严厉，直言革命党人当以革命为重，不能任性妄为，若是执意不归，就是放弃革命责任，辜负了多年的信任。
廖仲恺更是这场劝返工作的核心，他一边顶着压力推进招考、修缮校舍等筹备工作，一边给蒋介石发去十几封电报，软硬兼施，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
廖先生先是给蒋介石交底，打消他的顾虑，最后更是直接发电质问“归否？请即复，俾得自决”，言下之意再不回来，就只能另选他人了 。胡汉民也两次致信蒋介石，劝他见好就收，再消极下去恐怕物极必反。
同心之言，其臭如兰。除了孙中山和廖仲恺的电文规劝，蒋介石的几位结拜兄弟，也在这场劝返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张静江是蒋介石的革命引路人，也是孙中山最信任的元老之一，他见到从广州跑回上海的蒋介石，当场就点破了他的心思，直言中山先生把党的命脉都交给了你，你却为了一时意气临阵脱逃，实在是糊涂。
张静江还亲自去找孙中山说情，力保蒋介石出任校长，帮他扫清了最大的障碍。戴季陶更是直接跑到奉化蒋介石的老家，当面和他长谈，告诉他谁握住了黄埔的权柄，谁就握住了未来革命的核心力量，现在为了屈居人下的一口气放弃千载难逢的机会，和自毁前程没有任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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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权有术
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蒋介石从来都不是真的想放弃黄埔这个机会，他的离开，本质上是一场算无遗策的政治博弈。
当他看到孙中山始终没有更换校长人选的意思，张静江已经帮他说通了关节，廖仲恺也答应给他足够的人事与事务自主权，再加上孙中山派许崇智亲自到奉化催他返粤，他终于找好了台阶，在1924年4月下旬从奉化动身返回广州。
回到广州的蒋介石，一改之前的消极态度，全身心投入到军校的筹备工作中，事无巨细都亲自过问，把各项事务抓在手里。
1924年5月3日，孙先生正式发布任命委任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蒋介石终于拿到了他想要的全部权力 。
后来李宗仁在回忆录里评价蒋介石，说他“统兵无方，弄权有术”，这场辞职风波，恰恰是他弄权手段的一次完美预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