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历史是有主线的，这条主线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主导，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但不可否认的是，历史长河中就是有那些让人拍案叫绝的巧合，这些巧合让枯燥的历史变得鲜活。
今天要说的历史巧合发生在清初，“摩擦”出火花的双方分别是吴三桂和江南士绅，这二者一方刀口舔血，一方舞文弄墨；一方野蛮粗鄙，一方自诩清高；一方进步靠砍人，一方进步靠科举；甚至活动范围也是一个在西，一个在东。
正常情况下，这两个群体理应是风马牛不相及，不会有任何交集，但人类社会是相互联系且不断变化的，吴三桂为代表的汉人藩王势力和握有天下最丰富的财富和文化资源的江南士绅群体作为清初两个极为重要的群体，是一定会以某种方式产生联系的，只是这二者间建立联系的方式，十分荒诞，非常无厘头。
世界上最善流动的东西是水，其次则是钱，吴三桂与江南士绅们的这段“孽缘”，说到底也是因钱而起，因钱而终。
海波起
清顺治帝的最后一年，帝国最富庶的江南地区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暴，站在风暴眼中心的正是掌握了帝国最多财富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江南士绅。
2年前，郑成功水军入长江，江南震动，清廷甚至一度产生了与其划江而治的想法。
郑成功兵入江南时，不用想，一定有很多江南士绅与其眉来眼去，从西汉的豪族，东汉的世族，隋唐的旺族，一直到宋明的士绅，一直都在玩两头下注的操作，郑军势大时，他们与其暗通款曲，如今清廷站稳脚跟，他们自然也愿意继续在清廷治下当一个顺民。
对于这种两头下注的行为，清廷的最初态度也是比较宽松的， 被发现的要严办，没被发现的，也就不深究了，毕竟这帮人手上有钱有文化资源，治国还得跟这帮人合作呢，闹得太僵不是件好事。
但在郑成功军队败退后2年，当初部分江南士绅与郑成功之间有联系的事突然被翻了出来，而且被扩大化了。
清廷对江南士绅的态度突然变成了“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因此案被杀的江南士绅达上千人，这场因郑成功北伐而起最终造成江南士绅被大举株连的案件被后世称为“通海案”，为江南三大案之一。
郑成功抗清虽然进行了10几年，但是其绝大多数时间都只是在闽越一带折腾，从其兵锋波及到江南，到从南京败退一共就2年时间，哪有时间与那么多的江南士绅暗通款曲？
很明显，对于这件可大可小的事，满清选择了扩大。
清廷为何突然改变与江南士绅之间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而开始对后者“重拳出击”了？
答案还得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上找。
探花不值一文钱
让上千江南士绅因卷入郑成功案而掉了脑袋的“通海案”刚刚结束不久，江南士绅们很快就迎来了第二轮“暴击”，这次暴击范围更广，打击面更大。
江南地区经济发达，自宋代开始就是财税重地，明朝后期，江南士绅们通过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关系网的方式少交税甚至不交税，东林党掌权后，甚至把这种不交税的行为合理化，制度化了。
清军入关后，江南士绅们收敛了一些，一些士绅可以合法不交税的制度被废除了，但士绅们仍通过买通地方官吏等方式少交税。
在之前，江南士绅们只要不搞得太过分，清廷对于这种少交税的行为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件事慢慢也就成为了一种潜规则，拖欠税款不交的江南士绅总能找些理由搪塞过去，实在不行把所欠的税补上即可。
但在顺治十八年，这一切不好使了。
江宁巡抚朱国治下令，对于有拖欠朝廷钱粮的士绅一律严办，限期将粮款补齐，未能补齐者不但要带枷关押、打板子，甚至还要押送京城严惩。
当然，如果只是这样，对于江南士绅们来说还算不上伤筋动骨，乖乖补上拖欠的税款即可，但这次清廷直接对江南士绅们下了死手，其规定凡是拖欠税款的士绅，一律革去功名身份，无论是秀才、举人还是进士，只要拖欠税款，一律变回平民。
清廷此番借催税对江南士绅们的打击波及面更大，有逾1万名士绅被革去功名。
这场让1万多名士绅失去功名的大案，被称为“奏销案”，是清初江南三大案的核心，因为它的打击面最广，也最直指问题的本质。
一些士绅利用手中的关系网少交税甚至不交税一直都是社会上的潜规则，但也不是说所有的士绅都逃税，有些江南士绅其实已经足额交了税，只是因为当时的记账制度而尚未被记录，即便如此，也得算作“抗粮抗税”而革去功名。
顺治十六年进士，探花郎叶方蔼因为欠税款一文而被降职调用，故当时民间流传一句话：探花不值一文钱。
不可否认，当时清廷官员有借助为朝廷催收税款而私自给江南士绅们“加码”，并借机敛财的行为。
因为害怕被押送京城严办，江南士绅们都千方百计在规定限期内把所欠税款还上，甚至有士绅借高利贷还税款的情况发生。
一场“奏销案”从经济权力、政治权力两个层面把江南士绅群体打翻在地。
但江南士绅们还想挣扎一下，他们拿出仅剩的一丝能耐，聚集在文庙痛哭，向先贤们哭诉满清派来的酷吏催收时手段之残忍，于是，江南三大案的最后一个“哭庙案”也就这么来了。
哭庙”从明朝开始就是一种社会传统，按照常理，士绅子弟们只要聚集在文庙一哭，当地官员们就得重视起来了，他们得找到参与哭庙的士绅子弟，询问矛盾所在，并尽量给出解决方案。
但这一次，江南士绅们只猜对了一半，江宁巡抚朱国治确实是派人来找他们了，但是这个找的方式是让官吏们把他们都给抓起来。
哭庙原本也是当地的一种传统，这事也是可大可小，但江宁巡抚朱国治再次选择了扩大化，其以当时正值顺治皇帝丧期为由，将参与哭庙的士绅以“大不敬”之罪问斩，著名作家金圣叹就死于“哭庙案”。
在经济和政治权力都被剥夺后，其实江南士绅们就只能痛快痛快嘴了，这下好了，金圣叹等十八人人头落地，江南士绅们连痛快嘴的权力都没了。
“通海案”、“奏销案”、“哭庙案”，清廷以铁血手段直接打断了江南士绅群体的颈梁骨。
我们当然可以说打压江南士绅群体本身就是清廷的目的之一，但作为三大案核心的奏销案显然十分明确地透露了清廷的另一个核心目的：搞钱。
西南边事
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后，南方先后出现了好几个“明”政权，这些政权被统称为“南明”，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不争气。
无论是遇清军还是遇农民军，基本上就是个一触即溃的结局。
“南明政权”中，唯一让清廷感到过威胁是最后出现的永历政权，当然，事实上，永历帝在被明朝官员拥立之初也是如一滩烂泥，是李定国、孙可望所率领的大西军残部加入后才大幅提高了这一政权的战斗力。
李定国等人以云贵为根据地开启北伐，一路上势如破竹，定南王孔有德和敬谨亲王尼堪先后死于李定国之手，一时之间清廷在西南的统治基础被大大动摇，天下震动。
尼堪和孔有德所率领的算是满汉八旗里的精锐了，但在李定国面前都现了大眼，清廷一时之间竟不知道谁还能对付李定国。
为了不让有李定国坐镇的永历政权形成横扫天下之势，清廷最终派出了确实十分能打的吴三桂。
吴三桂也不负众望，不但挡住了李定国的进攻，还帮助清军逐渐攻进永历政权的根据地云南。
吴三桂统兵进入云南后，满清政权被颠覆的危机虽然暂时得以解除，但或许是李定国给清廷造成的心理阴影实在太大，清廷十分害怕西南边陲再起事端，于是大量资源被投入到吴三桂军中，且清廷为了拉拢吴三桂，给了其任免地方官员的权力。
此时的吴三桂手上有兵，又有权，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云南王”。
看到了自身价值的吴三桂开始不断向清廷索要军饷，当时南明政权余波未平，清廷对于吴三桂的要求几乎是有求必应，于是大量钱粮被送到吴三桂手中。
吴三桂如此，另外两个汉人藩王尚可喜和耿仲明自然也有样学样，他们称自己手下的官兵数月未发军饷，已经到了哗变的边缘。
清廷为了稳住局势，要想尽一切办法来满足三藩的要求，但天下初定，清廷手中也没有那么多钱。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急需用钱的清廷自然得想个法子在短时间内弄到钱，于是，作为当时天下最为富裕群体的江南士绅自然成为了那个被清廷选中的肥羊。
有一说一，清廷统治者的政治水平是不低的，他们平定江南后并未对士绅群体重拳出击，那是因为对于清廷来说细水长流地不断从江南地区抽税才是最优解，而“江南三大案”时清廷的表现明显已经放弃了细水长流的路线，而是要搞杀鸡取卵了。
杀鸡取卵并非长久之计，不到非常时刻一般是不能使用的，但显然在当时的清廷统治者眼里，事态已经极为严重了，稳住不那么老实的三藩是必须立刻去办的要紧事，与之相比，所谓长远利益只能先放在一边了。
因为吴三桂等人不断要钱，江南士绅群体倒了大霉。
但江南士绅群体也没资格去怪罪吴三桂，第一，江南士绅与清廷之间的矛盾是长期存在的，因为二者说到底是两个不同的集团嘛，吴三桂只不过是让这两个集团之间的矛盾爆发得更为剧烈罢了。
至于第二嘛，“三大案”后，江南士绅群体本来已经被打倒在地，短时间内不会有任何翻身的可能性，是吴三桂接下来的操作将本来已经跌落谷底的江南士绅们拉了回来，江南士绅群体与满清统治集团竟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合流了。
因果轮回
彻底平定南明政权后，事实上此时满清最能打的军队就在吴三桂手上，再加上清廷了给了其任免官员的权力和大笔军费，此时的吴三桂可谓兵强马壮。
怀揣利器，杀心自起，掌握了天下五分之一军队和八分之一税收的吴三桂，最终决定自己“创业”了。
他的狂妄是有道理的，因为天下精兵差不多有三分之一在他手上，再加上还有另外两位藩王作为外援，他确实是有跟清廷掰一掰手腕的资格的。
吴三桂发动叛乱和李定国、郑成功北伐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此时清廷的皇帝正处于青少年时期，这个年龄段的人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认知，且不怕吃苦，但就是有一点：容易上头。
当初郑成功北伐，南京城岌岌可危，顺治帝先是被吓得要退出关外，在被孝庄太后开导后立刻就要御驾亲征，容易上头是那个年龄段的人的通病，顺治如此，康熙亦是如此。
三藩之乱爆发后，康熙立刻把几乎所有事都放在一边，并准备把所有资源都砸在平定三藩之乱这件大事上。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想在战争中取胜，没钱是万万不能的。
当然，有人可能会有不同意见，当初大明比满清有钱多了，这仗怎么还能打输呢？
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大明整体是有钱，但是明廷无法把钱收上来并用在军事上，所以更穷的满清甚至能以开出更高军饷为条件吸引明军为它卖命，这事很魔幻，但确实是事实。
至于第二嘛，当时的明廷是正式统治集团，只能收税，不能硬抢，而满清是却可以直接开抢。
但如今，情况发生逆转了，你满清是正式统治集团了，造反的是人家吴三桂了。
吴三桂造反打出的口号可是恢复汉人江山，这在当时可还有一定吸引力，你满清如果把“传统手艺”给捡起来，任由清兵抢劫自家百姓，那么这些百姓会不会倒向吴三桂可就不可知了。
此时的清廷急需用钱，但又不能抢，这就有些难办了。
虽然经历了三大案的洗礼后，江南士绅们已经被搜刮的够呛了，但江南毕竟从安史之乱后就是天下经济中心，其财富底蕴不会因为一次“洗劫”就消失殆尽，江南士绅们手中还是有不少财富的。
但如果正常情况下，这些有钱的江南士绅也不过是一群肥羊，因为你们的财富没有政治权力保驾护航，清廷有一百种办法把这些钱慢慢弄过来。
但如今吴三桂起兵叛乱，情势危急，容不得清廷“慢慢”搞钱了。
好的投资要在行业低谷期布局，因为只有对于一个处于资金短缺状态下的企业来说，钱这种东西的价值才会最大。
锦上添的花不值钱，雪中送的炭才值钱。
三藩之乱爆发后，清廷为了快速搞钱，对江南士绅们低下了高贵的头颅。
因“奏销案”被革去功名的，只要能出钱帮助朝廷平叛，就能恢复当初考取的功名身份。
不仅如此，为了应对因战争而产生的巨大财政压力，清廷分别在康熙十六年和十八年增设乡试一场，有资格参加考试者都是出了大钱的士绅子弟。
当时清廷为了把更多资源投到前线，经常拖欠官吏粮饷，一时之间，大量清廷的基层官吏生活竟陷入了困苦之中。
于是在康熙十六年和十八增设的乡试中竟出现了考生锦衣华服，考官破衣烂衫的魔幻场景。
三藩之乱逐渐演变为拉锯战后，前线战事的长期化需要大量识文断字的文人前往军营从事辅助工作。
当时的江南士绅中的诗词中，有一个流派专门去描写军旅生涯之苦，但这显然是这群养尊处优惯了的家伙们的无病呻吟。
就江南士绅的整体利益而言，有大量士绅子弟被派到军中做事是意义重大的。
因为在满清入关后的那段时间里，满蒙八旗集团与江南士绅集团是经纬分别的两个集团，就算因为共同利益暂时联合，一旦遇上利益不一致就是“白刃不相饶”。
但如今，因为吴三桂等人的叛乱，一方面，江南士绅们又获得了一次用钱给自己买到功名，并进一步获得政治权力的机会，另一方面，他们在或愿意或被迫的军营生活中与满蒙八旗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只要建立联系，那群快马弯刀出身的八旗子弟们就没有理由去拒绝江南士绅们提供的金银和“瘦马”。
江南士绅们借此契机再次嵌入到了清廷的权力体系中，因为拥有海量财富做依托，只要清廷的权力体系中有江南士绅们的一席之地，他们就能一直生长。
当然了，江南士绅与清廷的爱恨情仇不可能这么容易就结束，日后雍正的“士身一体纳粮”以及乾隆的下江南，如果从根源上找，都得找上吴三桂。
说到吴三桂，就必须得详细讨论一个问题：哪种状态的人，更容易当“三姓家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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