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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国土大片沦陷,昆明天天被轰炸。一个中学都没毕业的人,在西南联大一间破教室里,写下了一部书的扉页。他写了四句话,每一个字都像一颗子弹,射向当时的绝望:
“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这个人叫钱穆,这部书叫《国史大纲》。
今天读这句话,可能只觉得是漂亮的学术宣言。但你把它放回1939年,日本人的刺刀已经快挑碎中国的山河,北平、南京、武汉相继陷落,所有人都不知道明天在哪里。这时候讲“温情与敬意”,是需要骨头的。钱穆的课,就是在炸弹的间隙里,把这片土地上千年的故事,掰开了揉碎了,喂给那些即将上战场或去大后方的年轻人。
他告诉你,中国为什么是中国。不是因为地大物博,而是因为有这样一群人,在这样一片土地上,做过这样的事,想过这样的问题,有过这样的爱恨。我们败了,不代表我们输了。我们被炸得稀巴烂,但我们的历史还在,我们的文化基因还没断。这东西,炸弹炸不掉。
这就是钱穆最高明的教学艺术:他把历史课,上成了“国民精神的急救课”。他不让你飘飘然,也不让你跪下去。他让你站直了,看着这片土地,从心底生出一种“这是我的,我要守护它”的冲动。所以你看,真正能救命的,从来不是一本历史书,而是在书里重新找到的那个,不肯认输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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