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欣博士的新书《当代德国犹太流亡记忆与中国叙事》作为“上海国别区域全球知识文库”的系列成果之一，概述了文化记忆研究迄今为止的理论与国内外研究现状，梳理了德国流亡史述沿革与德国犹太人来华记忆生产的社会与历史背景，并细读了相关德语文学、影像与音乐记忆文本及其呈现的中国书写、中国形象与中国故事。该书考察的犹太流亡者特指1933年起至20世纪50年代初，因躲避纳粹迫害而逃离本土、流亡海外的来自德语地区的犹太人。书中在绪论中指出，研究思路主要基于以下三个维度的思考：从单一民族与国家历史到全球史与区域国别的视角转向，尤其注重挖掘犹太来华记忆的区域国别学意义；从缠绕的历史到流动的记忆的视角转向；从单一媒介到跨媒介的视角转向。
在面对这一历史进程与个体生命经历的巨大转向时，部分犹太流亡作家将目光投向中国，在作品中不乏对于中国的书写，从中寻求心灵的慰藉与精神的寄托。童欣助理研究员指出，按照他们的流亡地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一类作家本身虽未流亡中国，但在流亡前就对中国有所了解与书写，或在流亡期间创作过关于中国的文学作品；另一类则是自身逃难到中国的德语犹太作家，因中国是其避难之所，故自然而然构成其写作对象，相关的中国作品在德语犹太流亡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本书的一大创新之处，便是指出了在诸多德语回忆录中出现的说法“最后的避难地”并不符合史实。在地理层面，当时无需签证仍有机会合法入境的避难地还包括加勒比地区、非洲和南美等地，抵达这些地方的犹太难民也称其为“最后的避难地”。就“最后”这一表述所指向的时间紧迫性而言，彼时未知历史全貌、无从知晓纳粹“最终解决方案”的难民，无法判定何时为真正的“最后”流亡时机。后世有不少作为知识经营的西方历史学家和流亡研究者完全继承了此类观点，在对这段历史的叙述和纪念中，未加注释或不加批判地沿用了部分难民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导致这种思维深刻影响了一度以西方为主导的犹太流亡研究。
该专著还批判性地指出德国关于犹太人流亡上海这段流亡历史的书写与记忆话语带有一定的东方主义色彩，犹太人作为遭到故国驱赶的“边缘人”，是流落异乡的“异客”，中国人同时却构成犹太流亡者眼里的东方“他者”。上述关于犹太人流亡中国的历史叙述，由包括美国和德国学者在内的西方史学研究者写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不同时期。其中贯穿着各类刻板印象，中国沦为一个以犹太人为主角的故事背景板，犹太难民最为集中的上海被片面描述为“罪恶之都”与“希望之都”，落入了虚假东方文化观的窠臼。这些史述表明，尽管德国历史学者通过对这段历史的(再)建构，将非西方的因素纳入对纳粹大屠杀和流亡的全球性关联考察。但此类书写“他者”的“特殊论”在作者看来，指向一个犹太/西方文明在异域东方历险并最终完成自我拯救的叙事，而之所以将来华犹太难民置于西方流亡史学与记忆话语的某种“特别中心”，是因其背后隐藏着一套根植于殖民 “自我/现代/先进”之于“他者/前现代/落后”的二元对立主义思维。这种看待中国的思维依然没能完全跳出东方主义的框架。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对犹太流亡研究与记忆实践的深入，一系列有别于西方“他者”书写和东方主义式“特殊论”、富有人文意涵与中国本土特色的记忆叙事被发掘并向世界讲述，也成为该部专著中重点剖析的对象。这些交织缠绕的故事往往能够唤起海内外受众的普遍共鸣，以电影、小说、影视剧、动画片、展览等文化产品的方式在世界传播，凸显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融共性、普适意义与当代价值，推动了以中国立场和视角进行的犹太来华记忆建构、传播与传承。
1939年夏季，在上海欧洲犹太难民接待营内，一名男子在院子里售卖柠檬水。
因此，该专著尤其注重在全球史视野下充分挖掘这段历史记忆中所蕴含的民族性与普世性精神内核和价值追求，实现从犹太/西方到中国的立场、视角、思维与记忆转向，并指出可以从两个层面来思考。首先，早在纳粹掌权之初，直至犹太流亡者来华避难，中国各界都对事件的演变保持高度关注，尤其这段犹太流亡的历史直接发生在中国，无论从何种角度进行书写，中国人都是这段历史重要的行动者、见证者与留存者。其次，随着相关史料沉淀并形成历史记忆，上海作为这一历史的记忆空间与纪念所在地，中国人亦作为相关历史记忆的核心建构者与传播者，推动了以西方为主导的流亡研究和东方主义叙事走向多样性。
专著在第三章到第五章的案例分析章节中，根据媒体特性将当代德国犹太流亡记忆大致分为文学记忆、影像记忆与音乐记忆。专著首先聚焦布莱希特在流亡时期翻译和创作的中国诗歌和来华犹太难民的流亡报刊与中国书写，认为布莱希特在其跟中国题材相关的流亡诗学中，将个人流亡经历融入中国历史传说进行审美加工和诗意化呈现。布莱希特在流亡时期写下的作品参与德语犹太流亡记忆的形塑过程，呈现出德语犹太流亡记忆的跨文化性、透视性与开放性。
书中还列举了犹太流亡者在上海创办的德语、英语和意第绪语等报刊杂志，认为这些具有重要史料、文学和研究价值的报刊文本彰显了犹太流亡者和中国民众交汇杂糅的异质文化和共通共有的生命体验。专著重点考察了由奥地利流亡心理学家斯托弗创办的流亡报刊《黄报》对中国不同地区和类别食材的饮食审美风尚与社会心理的报道，指出该报以一种世界主义式的视角平等地看待中国和西方的文化，认为“所有东西在关键时刻都可以成为食材”，有力驳斥了西方长久以来对某些中国食材和烹饪的偏见，充分肯定了中国人“民以食为天”“吃喝是福”的传统文化与思想智慧。书中还提及，《黄报》曾描绘了一具装载了死于疾病和饥饿的中国幼童的童棺，这体现了作为西方人在上海仍有着一定特权的德国犹太流亡精英，对中国人民的苦难产生同情，增强了对中国社会的思考体认，对中国被殖民历史的反思、对侵华日军的控诉、对旧社会制度的批判以及对中国底层人民的同情。
出自汉堡犹太音乐世家“沃尔夫兄弟”的第二代核心成员詹姆斯·伊万·沃尔夫与弟弟多纳特·沃尔夫，在流亡岁月中唱响并传承了家族前辈创作的经典歌曲《在拐角处玩滚铁环的男孩》。在作者看来，这首歌曲作为“沃尔夫兄弟”流亡与幸存的珍贵历史见证，不仅承载着当代德国社会回忆文化中的纪念诉求与道德期许，更在汉堡与上海两座友好城市之间搭建起一座跨越时空的音乐桥梁，引导观众站在犹太流亡音乐家的视角，回望并想象彼时上海的历史风貌与社会图景。以“沃尔夫兄弟”的生命轨迹与流亡音乐为缩影，汉堡与上海的异质文化、多元记忆相互交织、彼此重叠，而流亡音乐本身，也由此成为世界多元文化交往、交融与相互影响的生动缩影和典型范例。
纪录片《流亡上海》海报
德国导演奥汀格的纪录片《流亡上海》，让曾流亡于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的犹太人群体，重新在大银幕上走进公众视野、获得广泛关注。作者指出，该片巧妙运用多种摄影视角与蒙太奇剪辑手法，成功构建了西方移民、殖民者、流亡者及大屠杀幸存者四种独特的主观叙事视角。通过这些视角，影片清晰勾勒出西方殖民者与中国底层民众之间的生存落差与深刻社会鸿沟，既彰显了导演对殖民主义历史的深刻反思，也体现出她努力摆脱欧洲中心主义桎梏、秉持多元视角叙事的创作追求。影片以影像为媒介，将一个“失落”的旧上海，投射到被重新审视、深度发掘的新上海语境之中，让那些沉淀的历史痕迹与犹太流亡记忆，逐渐穿透当代日常生活的表象，得以清晰显现。
作者在结语中指出，当代德国犹太流亡记忆的流动，兼具历时性与共时性、社会性与文化性。它串联起复杂多变的主体、情感与身份，让一段特殊的历史在当下得以澄明，也使未来的走向在现实中得以审视。流亡记忆的流动性，体现为跨界性、未完成性、开放性、可能性与差异性，始终处在不断开启、不断更新、不断联结的动态进程之中。从西方中心的他者书写，到多向度记忆之间的对话与互鉴，当代德国流亡记忆的中国叙事，既是对往昔岁月的回望，也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思，更成为理解未来的重要参照。这些植根于中国语境的记忆叙事，各有侧重、维度多元，共同构筑起跨越时空的 “记忆之场”，形成推动文明互鉴、促进族群对话的意义场域，进而更深层次地彰显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与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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