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翼骧先生在改革开放以前没有正式招收研究生，但指导过数位进修教师，如武汉大学的祝马鑫教授、南京大学的邓瑞教授等。继1977年底国家恢复大学本科招生后，1978年恢复硕士研究生招生，杨先生是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导师。1986年，开始招收博士生。到2000年他招收的最后一名博士生毕业为止，他总计招收16名学生，培养了硕士10名，博士8名（有两名是读硕士后隔两年继续读博士）。对于这些学生，杨先生因材施教、精心培养，付出了巨大心血。弟子们在他的教导下，不仅都顺利完成学业，走上工作岗位后，也做出了各自的成绩。本文着重回忆一下杨先生与弟子们相处的点点滴滴，以见先生是如何培养和教育学生、如何与学生和谐融洽相处的。
（一）
杨翼骧先生先后培养了十名硕士研究生，按培养时间顺序，依次是：叶振华、王天顺、乔治忠、夏素青、姜胜利、李绪柏、徐蜀、朱端强、李小沧、赵政。
叶振华是杨先生的第一个正式学生。他当年是南开大学学报的编辑，于1979年成为杨先生的第一位研究生。据说他考试时，一只脚受伤，让同学用自行车驮着参加的报名和考试。在激烈的竞争中，杨先生最后选定了他。他的毕业论文的题目是《刘知幾的直书与实录精神》。杨先生对他非常器重，毕业后将他调到历史系，早年文献教研室的许多事情都指派他负责。北师大《史学史研究》杂志向杨先生约稿，杨先生即邀请叶老师共同撰写，《唐末以前官修史书要录》这篇文章的撰写可成称是师生合作的典范。做法是师生共同讨论出提纲，叶老师写出初稿，然后师生合议进行修改。一次杨先生让我把他批改的稿子带给叶老师，我发现稿子空白处批改的字迹密密麻麻。叶老师与先生同在2003年去世，杨先生去世于2月，叶老师去世于5月。当先生去世时，叶老师爬楼已比较艰难，但还是在家写了长长的挽联，并为多个花圈写了挽带。叶老师在学术上虽然作品不多，其博学多闻、才华横溢，京剧和书法都小有名气，他热情直率的为人得到多数老师认可。他带领顶门弟子一起写了一本书《近九十年史学理论要籍解题》，还出面请刘泽华先生作主编。天不假年，叶老师54岁就病逝了。
王天顺是先生的第二位弟子，在我入学时，王老师即将毕业，我无缘和他交往，记得杨先生在上海主编《中国历史大词典·史学史卷》时，曾经写信让我转告王老师什么事，那是我第一次和他见面，他热情询问了我读研的打算，对我勉励有加。我听过他的毕业论文答辩，陈光崇先生是答辩委员会主席，他写的论文是《论欧阳修的〈五代史〉》，受到很高的评价。杨先生对他很欣赏，在此后和学生的交谈中，多次提及他，称他为人沉稳敦厚，学问又做得好，因当过记者，具有文字功底，写文章很老道，让我们以他为榜样。杨先生很想把他留在南开历史系工作，但王老师还是想回到他的家乡宁夏。王老师进入宁夏大学，创办西夏研究所，并任所长多年，出版了多部宁夏地方史研究著作，同时也有史学史论文陆续刊出。他是我们很尊重的师兄。
在杨先生的学生中，乔治忠兄和我都是先读硕士，然后再读博士。乔兄是杨先生第三届硕士研究生。我是杨先生第四届硕士研究生。乔兄的硕士学位论文写的是《章学诚史学创见与修志实践的关系》，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写的是《明代当代史述论》。我们都是硕士毕业后留在杨先生身边工作，乔兄留在古籍所，我留在历史系。后来乔兄先我一年报考博士，我于次年考取博士。我于在学期间调到学报编辑部工作，乔兄则于博士毕业后调到历史系工作。我们都得到老师的耳提面命，跟随老师时间长，受教的机会无疑更多一些，值得回忆之处也应该更多。乔兄在史学史领域勤于耕耘，硕果累累，俨然已是大家。近年他自己的文字中有不少回忆到师生关系，且已见诸报章，这里就不详细写他了。我则虽忝列门墙，深被教泽，然而生性驽钝，于学问门径略窥一二便转行从事编辑工作，无以报先生授业与爱护之深恩，诸多回忆，恕难形诸笔端。
夏素青是杨先生第四届硕士研究生。她来自杭州大学，得史学史名家仓修良先生赏识推荐给杨先生。考试合格后杨先生录取了她，成为和我同届的师姐。她的毕业论文是《王世贞的史学》。毕业后她追随夫君远渡重洋。杨先生八十寿辰时，要出版一部纪念文集，每位弟子写一篇文章。因一时联系不到夏素青，即决定用她的毕业论文缩写。当时考虑到杨先生年纪已大，我主动提出由我缩写由杨先生把关，但杨先生开玩笑说：倒过来吧，我缩写你把关。所谓把关是因我也写的是明代史学的毕业论文，材料比较熟悉。果然先生把觉得有疑问的史料一一标出，让我反复核对。那篇文章先生改得一丝不苟，三易其稿，把近三万字的文章改为一万五千字，体现了先生对学生的高度负责。
李绪柏和徐蜀是杨先生的第五届硕士研究生。这两位为人都很朴实、耿直。毕业论文李绪柏写了《徐梦莘与〈三朝北盟会编〉》，徐蜀写了《论纪传体产生后中国古代史书编纂形式的发展》。李绪柏毕业后在中山大学任教，出版了《清代广东朴学研究》等著作。后来曾专程回南开看望先生。徐蜀为人本分踏实，毕业后在书目文献出版社（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任编辑，后来成为该社总编，支持了许多有价值的大型古籍丛书的出版，是一位有情怀的出版家。记得有一次杨先生提起他，说：“人尽其才最重要，徐蜀的工作就最适合他。”这二位师兄都是比较低调的人，特别是徐蜀出版了杨先生的遗稿。他为杨门做出的贡献不应被忘记。
朱端强是杨先生第六届硕士研究生。在成为先生的学生之前，他是云南师大的教师，已写就《万斯同年谱初稿》等文章。朱兄为人非常诚恳，且很幽默。入学以后，学习非常刻苦，先生很欣赏他的才华和为人，多次称赞他做人老实，治学也老实，肯下功夫。一次暑假期间，我给先生送信，先生打开朱端强的来信，边看信边对我说：“朱端强治学有狠劲，假期也不松懈，还在坚持搞学问。”可能是由于家属不能调动，朱兄没能留校，回到云南师大任教。后来谈到南开史学史学科比别的学科人少时，先生还遗憾地说，朱端强没能留下很可惜。他在工作数年之后，又来南开做访问学者，继续在杨先生指导下研究万斯同，他应该是国内研究万斯同首屈一指的专家。他对于先生的尊敬，几次专门回来探望先生。先生去世后，他趁来津开会，又带上自己的学生去看望师母。每次电话中讲起先生，他都颇带感情。朱兄退休后，因优异的成就被聘为云南省文史馆馆员。
李小沧和赵政是与朱端强同届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李小沧写的是《沈约〈宋书〉初探》，赵政写的《令狐德棻与〈周书〉》。小沧兄原来是学文学的，文笔很好，字迹隽秀。他阅读广泛，记性又好，对学林掌故总是侃侃而谈。他毕业后改行，先在南开大学法学系任教，后调往天津大学，成为文化名人冯骥才的助手。赵政兄为人谦和，对老师、同学都很尊重。他毕业后携家眷远赴广东五邑大学任教，后来成为广东省民主党派民革驻会副主委。在杨先生患病住院时，他自驾数千里专程来天津看望先生，讲了许多不忘师恩的话，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自己现在取得的每一点成就，都是先生培养的结果，当时在座的师生都很动容。
（二）
杨先生培养的博士生共有八位，按时间顺序依次是：乔治忠、姜胜利、汤勤福、牛润珍、任冠文、张秋升、孙卫国、岳纯之。这些学生日后都学有所成，成为教授、博导和某一领域的专家。
第一届博士生是乔治忠，论文《清朝官方史学研究》。第二届博士生是姜胜利，论文《清人明史学探研》。还是略过乔兄和我本人不表，就从杨先生的第三届博士生汤勤福说起。他在入学前就在朱子研究等方面卓有成就，入学后深得杨先生器重。他的毕业论文写的是《朱熹的史学思想》，毕业后很快就出了书。汤兄毕业后在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就职，成为教授、博导，他在古籍整理、史学史、文化史等方面都做出很大成就，承担了多项课题，至今仍任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礼制变迁及其现代价值研究”的首席专家。他办事干练，为人热情，交结广泛。大概从师不久，杨先生就有把他留在身侧之意，但汤兄是老上海人，在外打拼多年，临近毕业，其夫人来向杨先生请求让汤兄返回上海，杨先生最后放行。汤兄对业师感情极深，先生晚年的生活他仍挂念在心，经常与先生通电话，给先生一些生活和健康方面的建议。他多次回南开看望老师，给先生带的东西都精心选择。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先生去世之后，他来津还专程去看望师母，为师母的安全计，专门给她买了可以方便接通家属的电话。
牛润珍是杨先生的第四届博士生。他是从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考入的，杨先生给我看过他报考前提交的个人简历，记得当时他已发表文章多篇。他的毕业论文选题是《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他在学期间学习非常努力，时常与师兄弟切磋学问。犹记得他在答辩之后，还曾陪先生去天津总医院治疗牙病。他毕业后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也做出很好的成绩，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史学史专业的教授、博导，也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的首席专家，活跃在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界。
杨先生博士招生人数最多的是第五届，有三位学生：任冠文、张秋升、孙卫国。
冠文在这三人里年纪最大，学习非常刻苦。他读硕士师从著名文献学家崔凡芝教授，具有很好的文献学功底。他的博士论文选题是《李贽史学思想研究》，由于和我的研究方向比较相近，他多次来家与我探讨李贽史学的相关问题，对于李贽事迹许多细节，都能滔滔不绝，如数家珍，可见其掌握文献之广泛与扎实。他在完成学业后，到广西师范大学任教，先后出任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社会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他后来发表了许多旅游学论著，成为旅游学专家。当谈到冠文毕业后的在行政管理方面的发展时，先生说：“看得出来，冠文有这素质。”确实，任兄办事细心周全，杨先生两次讲座的录音就是由他完成的。
秋升读硕士师从著名史学史专家许凌云教授，打下了良好的学问基础。在读博期间，克服家庭困难，勉力向学。其博士论文《西汉学者的历史观》，思辨性很强。他毕业后在曲阜师范大学任教，不仅学问做得好，还担任行政负责工作。后来又到中山大学进修、到中国人民大学跟随张立文先生读博士后，学业日益精进，新作不断，现在为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博导，并成为史学史学科的带头人。秋升是杨先生的小老乡，杨先生每谈起他，总有一种乡党的慈爱在。秋升提起杨先生和师母对他的关心，也是至今仍然动容。
卫国读硕士师从著名明史专家郑克晟教授，毕业后留在南开大学古籍所工作，后读杨先生的史学史专业博士。他在师门年龄最小，学问却蛮大，在香港和南开几乎同时取得了两个博士学位。他跟从杨先生做的博士论文是《王世贞史学研究》。他毕业后调往历史学院任教，不断开拓治学领域，在史学史、史学理论以及海外汉学、朝鲜史学等多方面著述甚丰。卫国是一位低调的学者，为人谦虚谨慎，治学锐意进取。杨先生对他非常器重，当得知他想同时在两处读博时，给予充分理解和支持。他为杨先生做了许多助手性质的工作，曾经参加编辑先生的《学忍堂文集》。杨先生晚年的信件最初由我到系里去取，后来我要出国，杨先生让卫国接替我，记得我问先生是否需要向卫国交代一下注意事项，先生很放心地说：“不必，卫国办事很细心！”后来杨先生的书信就都由他帮助取送回家。现在卫国是南开大学史学史学科的带头人，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他无论是为业师杨先生还是为现在的南开史学史学科，都做了和正在做着许多默默无闻的工作。
岳纯之是杨先生最后一届博士生，他读硕士师从隋唐史专家李季平教授。他的博士论文选题是《唐代史官制度研究》，毕业后虽在南开大学法学院任教，仍坚持史学史研究，出版了史学史论著；而对于新改行的法制史研究，也能很快进入角色，承担多项国家和教育部的项目，有不少法制史成果问世，并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他虽改行日久，但一直感恩于先生的教诲和师母的关心，师母晚年因病住院时，我们每次去探视，他也都积极参加。
（三）
记得我们入学不久，杨先生要去上海主编《中国历史大词典·史学史卷》，预计要去半年时间。叶振华、乔治忠、夏素青和我一起去送行，杨先生在天津西站请我们吃饭，叶老师还与杨先生小酌几杯，其乐融融。这一场景至今回忆起来仍感温馨。但先生与弟子这样的聚会的机会并不多，他的为师风范，更多的是体现在日常交谈、办事以及在家中实施的一对一教学中。
1. 杨先生对学生关爱有加，师生关系温暖融洽
先生有多关心学生，这里先讲个故事。汤勤福兄入学第一天，向先生报到后，次日上午即不知去向。先生去宿舍找他填表，见他不在，就着了急，急匆匆去敲住在一楼的我的家的玻璃，让我赶快去找。先生说人生地不熟怕他走丢了。我表示汤老师这么大人不会把自己弄丢吧！我转遍校园也没找到汤兄，先生和我站在学校卫生院门前，焦急地想办法，许久却见汤兄从远处施施然走过来，原来他看学校没什么事就到校外会朋友去了。可见先生对他的关爱之深。 学生如果得个感冒，先生都会记在心里。下次去他家，一定会问病好没有。类似事情，不止一位学生经历过。杨先生对叶老师的病也非常关心，多次劝他要寻医问药彻底根治。叶老师在世的最后一两年，因体弱不便爬楼，去看先生较少，先生就不时向我问起叶老师的病况。有一年，汤兄因看书时间过久，眼睛突然失明，眼压升高，医嘱需用黑布遮眼一周，严禁看书。期间，先生也多次询问其眼疾。秋升写论文劳累，累晕了两次，此后每次去见先生，先生都会询问他的身体情况。 杨先生对学生的家人也相当关心。一位学生的女儿要上小学了，他为了走哪条路去学校更安全，给出了许多主意。一位学生的孩子有慢性病，他和师母不时关心询问，还找到偏方，嘱咐不要耽误给孩子看病。秋升携夫人去看先生，他得知秋升夫人专业是古典文学研究，当即把朱一玄先生送给他的一套古典文学资料转送于她，秋升夫人很高兴，杨先生事后向我形容到秋升夫人雀跃的情形，可见他自己也很为帮助到了学生的家人而高兴。
学生搬了新家，他也会为学生高兴，有时还主动去学生家看看。
2.杨先生对学生严格要求，恪尽为师之责
有一度杨先生听到一些议论，就及时召集弟子在他家集中讲了两次课，对于一些遭到非议的言行从历史与现实多个角度进行分析，提醒大家要注重修养、谦虚待人。他教育我们，同学之间要互助、要宽容、要友善、要真诚。这两次讲座，对同学们震动很大，及时提醒了大家。讲座的记录稿，后来整理为《治学与做人》，收在《学忍堂文集》里。文中谈到的四心（雄心、专心、细心、虚心）和“治学要先学会如何做人，治学的目的是做一个有文化素养、品德高尚的人”，已成为几代杨门弟子传承的治学与做人的圭臬。
对于学生的作品杨先生更是不马虎，每一位同学被他批改的文章包括毕业论文，空白处都是写得密密麻麻。从篇章结构到遣词造句，看得很仔细，改得很认真，我本人就多次被挑出错别字。我至今保留着先生的讲座录音和有杨先生批改字迹的论文底稿，这些都成为我们最好的留念。
杨先生教导和影响学生都体现在日常接触的细节中，基本没有疾言厉色的训诫，总是在娓娓道来的倾心交谈中，为学生答疑解惑，指点治学路径，说明人生道理。
3.从杨先生的言行领略到的学人风骨与正气
杨先生洁身自好，严格要求自己。他反对凡事去替学生说项，也不利用自己的职位为自己或学生捞好处。在古籍所领导班子换届、学生工作调动、学生评奖和留校就职等涉及到自己弟子切身利益的问题上，杨先生都秉持公正原则，听从组织安排，厌烦私下奔走，为学生做出了榜样。
当然杨先生最大的榜样还是以身作则，我曾见到他让叶老师去帮他拍电报，那时除了可以报销的电报费，还要自己花钱买一张电报纸，尽管叶老师再三推辞，他仍坚持自己掏出一分钱给叶老师。
有一段时间我住得离先生家较近，有时晚饭前就陪杨先生散步，在交谈中，议论一些人和事，表现出鲜明的价值观，对我也有较大影响。兹择几件印象较深刻的事为例。
一次遇到某位老师，打招呼过后，他谈到这位老师文革期间曾被造反派关押，不许带别的，只许带字典和“毛选”进去，那位老师就把《新华字典》逐字背了下来。他感叹说，学习不在条件，在自觉和恒心。
还有一次，遇到刘泽华先生，他对我说，编写《中国古代史》教材时，刘先生很有组织能力。他说那时刘先生是教研室主任，能团结几位老先生把这么一部大书搞起来，需要付出许多心血，还特别讲了刘先生催促稿件进度的方法。
一次谈起文人的品行问题，他举例说有的人在文革中构陷老师，逼得老师险些跳楼，文革后为提职称又去给老师下跪。他说这样的人使用下跪手段以求达到自己的目的，很庸俗、卑劣，不可原谅。 一次，我去他家，他正在听相声，有一位很有名的演员说，论辈分自己是爷爷，别人是孙子；论钱财自己是孙子，别人是爷爷。先生说这样很不好，前辈不要嫉妒后来者，人家进步了，你就认为人家不该超过你吗？ 正是这些日常交谈，反映出先生的好恶与境界。 杨先生在《学忍堂文集自序》中写道： 忆昔向乔治忠、姜胜利、叶振华、孙卫国等众弟子指授门径、批阅论文，亦曾尽心尽力；而今不仅本文集的编纂，其他诸事，也得弟子们效力实多。思前想后，感慨万千！现今乔治忠、姜胜利等等，已撑起南开史学史专业，分赴各地的弟子，亦各有所成，是足慰平生之事。清代钱大昕有“书有一卷传，亦抵公卿贵之语，还应补上一句“尽心育后学，胜著等身书”，为人做“教书匠”者，幸莫大焉！福莫大焉！ 杨先生尽心竭虑教授了十六位弟子，他的言行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弟子们。如今他的弟子们无论在做学术研究还是从事其他工作，都能秉持良知，清白做人，勤勉任事，自励自强，不辱门风。我们要继续发扬杨门“四心”精神，把史学史的事业做好、做大、做强。
来源：《杨翼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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