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鹿

曹爽是草包吗?

历史书上说是。他带着十万大军去打蜀汉,在兴势山道里被王平用两万人堵了半个月,最后灰溜溜撤兵,成了笑话。

可一个草包,怎么能在魏国朝堂上压制司马懿长达十年?一个草包,为什么偏偏选择在244年发动这场战争?

其实他不是草包,他是一个被政治野心冲昏了头的赌徒。而兴势之战,就是他押上全部筹码的那一把牌。这一把输了,输掉的不仅是十万大军的颜面,更是整个曹魏的根基,甚至为三百年乱世开了第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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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初三年(239年),魏明帝曹叡病死,临终托孤,让曹爽司马懿一起辅佐小皇帝曹芳。这俩人,一个是宗室代表,一个是士族领袖,表面上客客气气,实际上心里都明白,这权力的天平早晚得往一边倒。

曹爽当时是大将军,名义上的一号人物,可他心里虚啊。他爹曹真那是真刀真枪打出来的名将,可曹爽自己呢?没怎么上过战场,在军功至上的三国时代,这是个致命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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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司马懿,那是什么人?擒孟达、拒诸葛、平辽东,军功赫赫,在军队里的威望,十个曹爽绑在一起也比不上。曹爽想真正掌权,就必须在军队里说了算,怎么才能说了算?得打胜仗,得有自己的“军功章”。

所以,到了正始五年(244年),曹爽坐不住了。他得搞个大新闻。打东吴?那边防线漫长,水军强大,不好啃。思来想去,还是蜀汉这个“软柿子”捏起来更合适。更重要的是,他得到了一个“绝佳”的情报:蜀汉的大司马蒋琬,在一年前(243年)把主力部队从战略要地汉中,撤到了后方的涪县(今四川绵阳)。

这信息一传到曹爽耳朵里,他眼睛肯定亮了。在他看来,这就是天赐良机啊!汉中空虚,守军不过三万,此时不取,更待何时?他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率大军攻入汉中,凯旋长安,从此威震天下,让司马懿靠边站的美妙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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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堂上,老谋深算的司马懿第一个跳出来反对。他清楚地很,秦岭不是那么好翻的,蜀汉也不是没人了。但曹爽根本听不进去。在他看来,司马懿的反对恰恰证明了自己的正确——你怕了?你怕我立功?我偏要去!这已经不是一场单纯的军事行动了,这完全是一场被政治私欲绑架了的豪赌。

于是,正始五年(244年)三月,曹爽带着他精心挑选的队伍出发了。他任命自己的亲信、表弟夏侯玄为征西将军,全权负责,又让久在西北的雍州刺史郭淮做先锋。他自己则从长安出发,率领着从各地征调来的六七十万大军(算上后勤民夫总数超过十万),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那通往汉中的三条栈道之一——骆谷(傥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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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走骆谷,这件事本身就暴露了曹爽在军事上的天真。咱们今天可以看看地图,从关中到汉中有三条路:东边的子午道,最远最险;西边的褒斜道,路况相对最好,也最成熟;中间这条骆谷道,是三条路里最短的,只有约210公里。曹爽选这条最短的路,他的心思其实不难猜:他想速战速决,在蜀汉援军到来之前,像一把尖刀一样直插汉中,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可他忽略了一个最要命的问题——地理和后勤。几万甚至十几万大军,带着数不清的粮草辎重,牛马骡驴,挤进了秦岭深处这条狭窄、崎岖、险峻到令人绝望的谷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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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上记载,骆谷道不仅难走,而且中间有很长一段路是绝水地段,根本找不到水源。大军进去没多久,就乱套了。人和牲口在闷热的峡谷里挣扎前行,水很快就喝光了,运输的牛、马、骡、驴开始大批渴死、累死,尸体横在道上,很快就腐烂发臭。

粮草运不上去,士兵们又渴又累,士气从一开始的雄心万丈,迅速跌落到谷底。史书上那句“牛马骡驴多死,民夷号泣道路”,咱们今天读来,是不是都能感受到那股子绝望和凄惨?这哪是去打仗,这分明是去秦岭里受酷刑。

就在曹爽的魏军在骆谷道里苦苦挣扎、一寸一寸往前挪的时候,汉中这边,蜀汉的镇北大将军王平,正面临着一个极其艰难的决定。王平这人,咱们熟悉三国的都知道,他原来在曹营,后来投了刘备,街亭之战时,他作为马谡的副将,是唯一一个看出布阵有问题并苦苦劝谏的人,战后,跟他一起倒霉的将领都被罚了,就他一个人因为表现突出被升了官。这说明王平这个人,别的不好说,但有一条是绝对的——他懂地理,懂实战,知道在山地该怎么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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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他手头确实只有不到三万人马。面对号称十万的魏军,换了一般将领,肯定吓得腿软,会选择最保险的办法:放弃外围,全军收缩到汉、乐二城(诸葛亮生前修筑的坚固城池),固守待援。这也是当时他手下大部分将领的意见。

但王平力排众议,说了一番掷地有声的话:

“不能这样。汉中到涪县上千里地,援军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到的。如果咱们把险要关口都让出去,让魏军畅通无阻地进了汉中平原,拿下了阳平关,那才是塌天大祸!咱们必须利用秦岭的险要地势,把敌人挡在外面!”

他看的太透了。他知道,自己的优势不是人多,而是对地形的熟悉和利用。他立刻做出了部署:命令护军刘敏、参军杜祺,率兵迅速抢占骆谷道南出口的战略要地——兴势山。他让刘敏到了兴势山,别急着硬拼,而是“多张旗帜,绵延百余里”,就是在山上到处插旗子,搞得声势浩大,让魏军远远一看,以为这里有千军万马,心里先怵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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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王平自己亲自率一支精兵在后策应,防止魏军分兵从旁边的黄金谷绕过来偷袭。他的战略意图非常清晰:我就堵在你们出山的口子上,利用有利地形死死咬住你,让你这十万大军在谷道里展不开、冲不动,耗也能把你耗死。

事情的发展,完全按照王平的剧本在走。四月份,当曹爽的魏军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快走出骆谷道,看到兴势山的时候,他们绝望地发现,蜀汉的旗帜早已插满了山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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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残酷的攻坚战开始了。但魏军的状态实在太差了,一路上的饥渴和疲惫让他们的战斗力大打折扣,面对以逸待劳又占据地利的蜀军,他们撞得头破血流,就是无法前进一步。十万大军,就这样被死死地卡在了兴势山前,进退两难。

此刻的曹爽,想必是焦头烂额。前进不得,后退更不行,那等于宣告失败。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后方传来了一封让他胆战心惊的信。信是他的政敌、太傅司马懿写给夏侯玄的。司马懿在信里毫不客气地指出:

“以前武皇帝(曹操)跟刘备争汉中,差点儿一败涂地,你不是不知道吧?现在蜀军已经占据了兴势,你们前边攻不进去,后边万一再被截断,到时候就算想负荆请罪,怕也没机会了!”

这段话,刀刀见血。曹操当年在汉中确实吃过大亏,这是曹魏集团集体的历史记忆。司马懿这话,等于是在提醒夏侯玄:别跟着曹爽一起作死,历史的教训就在眼前。

可以想象,夏侯玄看完信,后背肯定也是一凉。他赶紧去找曹爽,劝他撤军。当时,曹爽的参军杨伟也极力主张立刻撤退,甚至当着曹爽的面,指着他的智囊邓飏、李胜大骂,说他们“将败坏国家事”,可以斩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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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爽虽然心里一百个不情愿,但也知道事情不妙了。他这个总指挥,竟然还要靠别人反复劝说才“不情愿地”下令撤军,这说明他直到最后一刻,脑子里想的还是自己的面子和功劳,而不是几万将士的性命。

可是,晚了。

他们想走,费祎不让了。

费祎,蜀汉的大将军,当时正在从成都赶往汉中的路上。他可不是个只会搞内政的文官,在诸葛亮时代,他就是重要的谋士和将领。他一到前线,就敏锐地嗅到了战机。他判断,魏军补给耗尽、士气低落,撤退是必然的。而且,他们要走,就只能原路返回,再钻回那条让他们九死一生的骆谷道。

费祎等的就是这个机会。他果断率军,抢先绕道,占据了骆谷道上的三处险要关隘——沈岭、衙岭和分水岭。这三岭,是骆谷道上的咽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费祎这一手,等于是把曹爽大军的退路给彻底堵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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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撤军的命令终于下达了。早已士气崩溃的魏军,在狭窄的谷道里争相奔逃,乱成一锅粥。当他们逃到三岭时,迎面撞上了费祎以逸待劳的精锐之师。一场惨烈的伏击战打响了。蜀军据险而守,箭如雨下,滚木礌石从天而降。

魏军为了活命,只能拼死争夺险要隘口,在崎岖的山路上与蜀军展开肉搏。没有水源,没有粮食,没有援军,身后的道路上还堆满了之前累死、渴死的同伴和牲口的尸体。这场战斗,已经不是战争,而是一场屠杀。

最终,在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伤亡代价后,曹爽和他的残兵败将们,才勉强从这条死亡通道里逃回了关中。他们带去的数万头运输牲口,几乎全部损失殆尽,带去的粮草辎重,也都扔在了山里。经此一役,关中的物资储备被严重消耗,史书记载“关中为之虚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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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我们才能开始真正的“分析”。兴势之战,看似只是一场防御战的胜利,但它的影响,就像投进湖面的石子,涟漪扩散到了三国乃至后世。

首先,它对曹魏内部的政治格局,产生了立竿见影的致命影响。曹爽本想通过这场战争建立军功,压倒司马懿。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十万大军差点全军覆没,关中地区被折腾得元气大伤。他的威望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一落千丈,朝野上下对他的无能有了最直观的认识。

而司马懿呢?他什么都没做,只是写了一封信,就完美地预言了这场失败,他的“先见之明”和曹爽的“刚愎自用”形成了鲜明对比。从这一刻起,曹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权威就已经开始崩塌了。五年后的高平陵之变,司马懿能一举成功,曹爽瞬间众叛亲离,可以说,种子就是在这场兴势之战中埋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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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对于蜀汉来说,这场胜利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它不仅仅是打退了敌人的一次进攻,更重要的是,它为蜀汉续了命。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此战蜀汉输了,汉中丢了,那蜀汉的北大门就彻底敞开了,以曹魏强大的国力,蜀汉的灭亡可能提前二十年就会到来。正是王平的正确决策和费祎的果断出击,以不到三万的兵力,粉碎了曹魏的进攻,保住了汉中这个战略屏障。

这场胜利极大地提振了蜀汉军民的士气,证明了在诸葛亮、蒋琬之后,他们依然有优秀的军事将领,有能力保卫自己的国家。此战之后,费祎因功被封为成乡侯,他的威望和权力也达到了顶峰,确保了蜀汉在接下来近二十年的稳定。

而最深远的影响,恐怕连当时的当事人都没能完全预料到。兴势之战,是一场典型的“攻势防御”胜利,它完美地诠释了利用地形、后勤和正确战略决策,如何能够以少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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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场胜利也给后来的蜀汉将领,尤其是姜维,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遗产”和“包袱”。王平在兴势的成功,证明了一个真理:依托秦岭险要,蜀汉完全可以抵挡住数倍于己的魏军。这个成功的经验,让“据险固守”几乎成了蜀汉国防的“金科玉律”。

但问题在于,任何战术的成功都有其特定的条件。王平的成功,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一是魏军的主帅曹爽是个军事外行,犯了兵家大忌;二是蜀汉内部还能上下一心,费祎、王平、刘敏等人配合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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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间来到几十年后,当蜀汉内部的政治日益腐败,当魏国的主帅换成了军事能力远胜曹爽的钟会、邓艾,当魏国的国力已经强大到可以多路并进时,王平的“成功经验”还能完全复制吗?

姜维显然不这么认为。他后来提出了著名的“敛兵聚谷”策略,即收缩汉中的外围防线,把魏军放进来打,然后断其后路,聚而歼之。这个策略有错吗?从军事理论上看,它更具进攻性和灵活性,是想打一场大规模的歼灭战,而不是被动地消耗战。

但是,这个策略在魏延、王平时代是绝对不可想象的,因为它等于主动放弃了秦岭这道天险,这恰恰是王平当年拼死也要守住的原则——“贼若得关,便为深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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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到底谁对谁错?我个人的看法是,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合不合适。王平的策略,适合国力相对较强、内部团结、旨在“自保”的蜀汉前期;而姜维的策略,适合国力日衰、必须冒险一搏、旨在“求生”的蜀汉晚期。

历史证明,姜维的冒险失败了,钟会大军轻松进入汉中,邓艾偷渡阴平成功,蜀汉灭亡。但我们也无法证明,如果继续沿用王平的“重门”之略,蜀汉就一定不会灭亡。毕竟,国力上的绝对差距,不是单靠一两场战役的胜利就能永远弥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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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整个兴势之战,就像一个巨大的黑色幽默。

一个出于自私政治目的的进攻,因为主帅的无能,变成了一场灾难;

一场伟大的防御胜利,为敌对国家续了命,却也为自己的母国埋下了未来的祸根;

而这场战役所造成的巨大损耗,更是间接导致了关中地区的虚弱,为后来西晋时期关中地区的动荡、五胡的兴起,乃至华夏三百年的大分裂,都产生了难以量化的负面影响。